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魏征對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問其治國之要，詹何對以修身之術。楚王又問治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征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圣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異，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yè)，草創(chuàng)與守成孰難？”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群雄競起，攻破乃降，戰(zhàn)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chuàng)為難。”魏征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后，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chuàng)之難也。魏征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chuàng)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征上疏曰：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齊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統(tǒng)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余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后患。驅(qū)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nèi)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于匹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弛而更張。遠肅邇安，不逾于期月；勝殘去殺，無待于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于側(cè)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于峻宇，思安處于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于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墻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后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于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茍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qū)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yǎng)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啟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后，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jīng)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于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曾位極臺司，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后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幾案，事等弦、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于往日，若魚若水，遂爽于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侍中魏征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謂為難？”征曰：“觀自古帝王，在于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關鍵詞：貞觀政要,論君道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做君主的法則，必須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yǎng)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來填飽肚子，肚子填飽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須先端正自身，絕不會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彎曲，上頭治理好了而下邊發(fā)生動亂的事。我常想能傷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東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釀成災禍。如一味講究吃喝，沉溺于音樂女色，欲望越多，損害也就越大，既妨礙政事，又擾害百姓。如果再說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話來，就更會弄得人心渙散，怨言四起，眾叛親離。每當我想到這些，就不敢放縱取樂貪圖安逸。”諫議大夫魏徵對答說：“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從自身入手，才能遠而推及一切事物。過去楚莊王聘用詹何，問他治理好國家的要領，詹何卻用加強自身修養(yǎng)的方法來回答。楚莊王再問他治理國家該怎么辦，詹何說：‘沒有聽到過自身治理好而國家會發(fā)生動亂的。’陛下所明白的，實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徵說：“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為能夠兼聽各方面的話；其所以會昏暗，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jīng)》說：‘古人說過這樣的話，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見。’過去唐堯、虞舜治理天下，廣開四方門路，招納賢才；廣開視聽，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因而圣明的君主能無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鯀這樣的壞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語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卻深居宮中，隔絕賢臣，疏遠百姓，偏信趙高，到天下大亂、百姓背叛，他還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異，到侯景興兵作亂舉兵圍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馬攻掠城邑時，他還是不知道。由此可見，君主只有通過多方面聽取和采納臣下的建議，才能使顯貴大臣不能蒙上蔽下，這樣下情就一定能上達。”太宗很贊賞他講的話。
貞觀十年時，唐太宗問侍從的大臣：“在帝王的事業(yè)中，創(chuàng)業(yè)與守業(yè)哪件事比較艱難？”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對答說：“國家開始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各地豪杰競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戰(zhàn)勝他他才屈服，這樣看來，還是創(chuàng)業(yè)艱難。”魏徵對答說：“帝王的興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亂的時候，這時推翻昏亂的舊主，百姓就樂于擁戴，四海之內(nèi)也都會先后歸順，這正是天授人與，如此看來創(chuàng)業(yè)并不艱難。然而已經(jīng)取得天下之后，驕傲放縱，百姓需要休養(yǎng)生息而徭役沒有休止，百姓已經(jīng)窮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務還仍然不停，國家的衰敗，常常就是這樣開始的。這樣看來，守業(yè)更難。”太宗說：“玄齡當初跟隨我平定天下，歷盡了艱難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擔心出現(xiàn)驕奢淫逸的苗頭，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業(yè)的艱難。如今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既已過去，守業(yè)這一難事就得和諸公一道慎之才是。”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奏疏說：
據(jù)我觀察各個朝代興衰更迭的變化，發(fā)現(xiàn)自古以來每個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創(chuàng)下基業(yè)的，都是用武功與謀略使各路英雄歸順的，然后再用文治來教化天下百姓。誰都希望創(chuàng)下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yè)，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夠千秋萬代傳承下去并且最后獲得好結局的朝代卻微乎其微。各個朝代都相繼衰敗滅亡，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為君之道。
過去隋朝統(tǒng)一天下的時候兵力是多么強大啊，三十多年來，大國的威儀不可一世。誰想到后來竟毀于一旦，叛亂一起，國家政權就拱手讓人。難道是隋煬帝厭惡國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長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紂那樣的殘暴統(tǒng)治，自取滅亡嗎？肯定不是這樣的。我看這是因為他倚仗國家富強，為所欲為，不考慮自己行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時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來滿足他一個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寶物供他一個人玩賞，挑選各地的美女供他一個人淫樂，尋找異域奇珍供他一個人消遣。他居住的宮殿極其華麗奢侈，修筑的臺榭無比瑰麗雄奇。這就必然造成徭役煩瑣，戰(zhàn)爭不斷。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強虎視眈眈；朝廷之內(nèi)，大臣險惡奸詐。這樣，諂媚陰險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誠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難保。整個朝廷上下，君臣之間都互相蒙蔽欺騙，心懷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勢所趨，國家四分五裂在所難免。就這樣，至高無上的君王——隋煬帝，到頭來為叛賊所殺，死于非命，他的子孫也被殺盡，最終落得被天下人恥笑的結局，這難道不叫人痛惜嗎？
可是，賢明的君主卻能抓住每一個機會，挽救危難，讓瀕臨滅亡的國家重新恢復正常，讓廢弛的禮儀法度重新發(fā)揚光大。不過，僅僅依靠一時的邊境安定、國家安寧去維持統(tǒng)治，絕不是長久之計；停止戰(zhàn)爭，無所作為地維持現(xiàn)狀，也難以統(tǒng)治百年。陛下，您現(xiàn)在住著豪華的宮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異寶，舉國的美女在身邊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盡聽您的調(diào)遣。如果能從以往的亡國事例中及時吸取教訓，總結奪取天下的經(jīng)驗，每日謹慎地處理政務，不要懈怠；去掉紂王的奢靡，拋卻始皇的殘暴，從富麗堂皇的亭臺樓閣中看出危亡的禍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樣克己勤民，那么治國之理自然融會貫通。這樣，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個國家卻依然井井有條，這是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說來，如果要保住基業(yè)，不讓它毀亡，就應該在興國之后克制私欲，居住舊時的宮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宮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東西，將需求減至最低。華麗的建筑夾雜著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階梯中有著土做的臺階，一心一意地讓自己的儉樸使天下人心悅誠服。同時必須時刻思量著為君為官者的安逸，百姓勞作者的苦累。能做到這一點，那么千千萬萬的人一定會為他的出現(xiàn)而感到高興，萬民景仰聽從他，這是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為君主不認真思考，不慎重考慮他的所作所為的后果，忘記了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賴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謹儉樸的美德，大興土木，一味追求靡麗的雕梁畫棟，宮殿也在原先的基礎上不斷擴建、修飾，樂此不疲，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這樣，人們當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見勞役，這是為君之道的下等。這行為就像背著干柴去救火，用熱湯去止住沸騰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亂，其實和yín亂是一樣的，它的后果不堪設想，后人應該警惕啊！如果帝王沒有什么政績，則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會觸怒神靈，神靈發(fā)怒必然使災害產(chǎn)生，災害既然產(chǎn)生，禍亂就必然緊隨而來。禍亂一旦產(chǎn)生，自然很難收拾，能夠在這種情況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順應天命，創(chuàng)立基業(yè)之后，將有七百年的興盛時期，將基業(yè)一代一代地傳給子孫繼承下去。江山很難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對歷史的教訓，為王者對此難道不應該有所警戒嗎？
同月，魏徵又進獻了一篇奏疏：
臣聽說要想使樹木長得高，必須使它的根部穩(wěn)固；要想使水流得遠，必須使它的源頭疏通；要想使國家安定，必須以德治國。源頭的水源不通暢卻想讓水流得很遠，樹根不牢固卻想讓樹木長得高大，仁德不施卻希望理，我雖然愚蠢到了極點，也知道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為萬圣之尊，高貴得與天地同輝，如果只極力推崇天命，讓自己長命百歲，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驕奢，崇尚節(jié)儉，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這就像砍掉樹根來讓樹木枝繁葉茂，堵塞源頭而想讓河水流得很遠的道理一樣。
一般說來，很多國君順應天命之后，沒有不擔憂自己成就功業(yè)而德行卻隨之墮落的。很多人確實開頭做得很好，可是能將這些好的做法堅持到底的卻非常少，這難道真是創(chuàng)業(yè)容易守業(yè)難嗎？過去奪取天下的時候力量無窮無盡，現(xiàn)在要守住基業(yè)卻顯得力不從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個人有憂患意識的時候，必然誠心誠意對待下屬；一旦自己的心愿達到了，就放縱私欲，不可一世。誠心待人，即使是敵人都可以結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會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嚴酷的刑法，威嚴的氣勢來控制下屬使其屈服，他們也只不過為茍且保全性命而心懷二志，外表謙恭卻心存怨恨。怨氣雖不在大小，但讓人擔憂的卻是它違背了人心，這之中所蘊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讓船行駛也可以讓船沉沒的道理一樣，難道還不讓人深思和警醒嗎？奔騰的馬車如果用腐朽的繩子來駕馭，還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遠嗎？
好的國君，在遇到想要的東西時，就要思考知足常樂的道理，進行自我約束。在有所行動之前，應該想一想，這是不是可以不做，會不會驚動百姓。常常有危機意識，才能夠使自己的思想謙虛平和。害怕驕傲自滿，就應該常常思考海納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歡打獵，就該有所限度。擔心自己懈怠，就應該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終。害怕自己受蒙蔽，就應該想一想自己如何虛懷若谷才能廣納臣子的意見。擔心聽信讒言，就應該思考如何使自己行為端正，以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實行賞賜，不要因為自己的喜好而隨意改變標準。執(zhí)行懲罰，也不可因自己一時的怒火而恣意濫用。做到了“十思”，發(fā)揚了“九德”，那么一個國家就能夠人盡其才，智者能夠發(fā)揮他的智謀，勇者能夠竭盡他的武力，仁者能夠傳播他的賢德，信者能夠表現(xiàn)他的忠義，文臣武將都能夠競相為朝廷效力。這樣一來，國家就會太平，君臣之間融洽和睦，相安無事。國君可以安心巡游，彈琴作賦，頤養(yǎng)天年。天下自然無為而治，又何必去勞心費力，事必躬親，違背無為治國的道理呢？
唐太宗親手詔書答復說：
朕看了愛卿寫的奏疏，言語懇切。愛卿的一片忠肝義膽由此可見一斑。批閱你的奏疏，常常讓我忘記疲倦，而且你的言辭讓我深受感動。倘使卿對國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夠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議，而及時糾正我的過失呢？我聽說晉武帝滅掉吳國之后，只顧驕奢淫逸，不再關心國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對他的兒子何劭說：“我每天都看見皇上不談論治理國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說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語，這和治理國家的道理相去甚遠呀。這難道不是將災禍遺留給子孫嗎？國家在你這一代還不至于混亂，因而你的性命暫且可以保全。”他又指著他的孫子們痛惜地說：“可是到了你們長大的時候，必定遇上朝廷變故而性命不保。”后來孫子何綏果然遇上晉王室之間為爭奪王位而發(fā)生的內(nèi)部叛亂，結果他在叛亂中，為荒淫的酷刑所殺害。以往的史書稱贊這事，說何曾有先見之明。我的看法與之不同，我認為何曾可以說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惡極的。作為臣子，上朝應思考如何指陳時政、盡忠直言，退朝時應廢寢忘食，彌補皇上的過失。這樣使君主的美德不斷得到發(fā)揚，錯誤不斷得到糾正，就是常說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貴，權勢顯赫，應當直言進諫，談論治國大道，匡扶時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說關于朝綱的言論，朝見時，在晉武帝面前卻沒有勇敢地直言規(guī)勸，說他是明智之人，難道不荒謬嗎？如果國家危亡卻不知道輔佐扶持，哪里還用得著這樣的官吏呢？你所上書的建議，我已認真地閱讀過了。這些金玉良言，應時時放在我的案頭上，就像古代用來警示自己矯偏糾過的信物一樣。這樣，他日必定會有收獲，等到過些年月，國家就會更加繁榮富庶。因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魚兒有水一樣，一切都得心應手、稱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無所隱瞞的奏疏，我現(xiàn)在才回復。此后，我仍將虛懷若谷，恭敬地聽取你治國方面的好意見。
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問身邊的侍臣：“守江山是難還是易？”魏徵回答：“很難。”唐太宗說：“我選拔任用賢才，接受建議就行了，有什么難的？”魏徵說：“據(jù)我觀察，自古以來的帝王，在憂患危難的時候能夠選舉賢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時候反而懈怠政務，疏遠敢于直言進諫的人，使之戰(zhàn)戰(zhàn)兢兢，不敢進言。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就會使國家滅亡。正因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國家太平無事，卻要使國君心懷憂懼，這難道不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