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西行

義凈七歲時，父母送他入齊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從善遇和慧智兩位法師學習。善遇法師博學多能，精通佛經，對六藝、天文、地理、陰陽、歷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禪師研習《法華經》數十年，造詣極深。在他們的教導下，義凈掌握了豐富的文化知識，在佛學方面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貞觀二十年（646年），善遇法師去世，義凈就跟慧智禪師學習，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內典的修習，“晝夜勤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貞觀二十二年，義凈受具足戒，正式出家為僧。數載勤學，義凈學業大進。慧智見他天資聰穎，前途無量，遂勸他出外求學。義凈辭別土窟寺，來到佛教中心洛陽、長安。

在東都洛陽，義凈修習《對法》、《攝論》諸經，佛學水平又有提高。但其時佛教各派紛爭，觀點歧異，典籍的記載與解釋亦互不統一，故義凈在學習中產生各種疑問。于是他又來到長安，學習了《俱舍》、《唯識》等經，但胸中疑問不減。為祛蔽解疑，義凈認為必須赴印度取經求法。咸亨元年（670年），他在長安結識了并州的處一法師、萊州的弘祎法師，眾人志同道合，相約赴印度取經。當時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條，陸上的“絲綢之路”因西域動亂而阻隔不通，吐蕃道則不僅道路艱險而且常受唐蕃關系的影響。相對而言，海路較為通暢。唐朝強大富庶，南亞、西亞諸國紛紛前來貿易，海舶云集廣州諸地，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經成為義凈諸人的一致選擇。計議已定，遂相約離京東下，處一因母年高而罷，弘祎至江寧而止。義凈等途經丹陽時，又有玄逵加入。咸亨二年（671年），義凈坐夏揚州。秋，接受龔州（今廣西平南）馮孝詮的邀請，同達廣州。馮孝詮及其家人皆篤信佛教且家資雄厚，他們敬佩義凈西天取經的志向，遂資助西行費用，馮孝詮并與波斯船主商定，許義凈等人附船前往印度。其時的廣州，萬商云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中停舶著婆羅門、波斯、獅子國、大食等國的船只，這些海船一般形體較大，船深往往有六七丈，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義凈深知此去印度的艱難，遂在等船期間返回齊州，向慧智禪師等故鄉師友告別。再回廣州，同行者唯有門人善行，其他人均因故罷退

取經求法

海船出廣州后，經二十天左右，義凈到達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國通往印

度的海上要道。義凈在此地居住半年，習聲明（音韻學）。其間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無法前行，被迫回國。凈只身繼續前行，于咸亨三年（672年）五、六月間到馬來半島南端的末羅瑜國。由末羅瑜再經羯荼國，到達裸人國，西北行半個月后到達耽摩立底。耽摩立底為東天竺的南界，義凈在此居住一年有余，從僧人大乘燈學習梵語。大乘燈原籍愛州（今越南清化），幼時隨父母遷往杜和羅缽底國，后出家，到長安從玄奘受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經耽摩立底時被強盜劫掠，被迫滯留十二年。耽摩立底雖距中天竺的那爛陀寺不很遠，但途中常有強人出沒，很不安全。他們等到一個機會，隨同幾百名商人結伴前往中天竺。不幸的是義凈途中染病，“身體疲羸”、“孤步險隘”，落在眾人后面，又遭強人打劫，受盡凌辱，幾乎喪命，但義凈還是堅持到底，趕上了大隊，來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爛陀寺。

到達那爛陀寺后，義凈又北行至毗舍離國，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又西南行到波羅奈城東北的鹿苑雞嶺，此后重回那爛陀寺，向著名僧人寶師子和智月等學習經典，研究瑜伽、中觀、因明、俱舍論等學，并進行佛教經典的翻譯，同時考察印度佛教教規和社會習俗。前后十一年，兢兢業業，銳意進取。大約在垂拱元年（685年），義凈乘船離開印度東歸。垂拱三年，他到達室利佛逝，停留二年有余，專心從事翻譯和著作。為了得到紙和筆，曾于永昌元年（689年）隨商船回到廣州，得到貞固律師等人的幫助后，又于當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691年），義凈派遣大津將著作及新譯的佛經送回國。武周證圣元年（695年），義凈與弟子貞固、道宏離開室利佛逝回國。

譯經事業

武則天對義凈的歸來十分重視，不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親自率眾人到洛陽上東門外迎接，并賜予他“三藏”之號，詔命義凈住在洛陽佛授寺。此后，義凈先后在洛陽延福坊大福先寺、西京長安延康坊西明寺、東京福先寺、長安薦福寺等寺院翻譯佛經。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在長安薦福寺經院圓寂，享年七十九歲。葬于洛陽北原上，建有靈塔。乾元元年（758年），以塔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義凈畢生從事佛事活動，特別在譯經和著述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他譯經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入抵印度那爛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國前，他試譯了《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一百五十贊佛頌》。第二階段是回國后至自主譯場之前，主要是整理原來的譯著，并參加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法師主持的《華嚴經》的翻譯。第三階段，在則天久視元年（700年）以后義凈自設譯場，親自翻譯佛經，先后在洛陽、長安諸寺譯出的佛經有幾百卷之多。義凈的翻譯活動得朝廷和僧眾的大力支持。在福先寺、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等二十部佛經時，印度沙門阿儞真那，中國僧人波侖、復禮、慧表、智枳、法寶、法藏、德感、勝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分別為證梵文義、筆受、證義，朝廷的成均（即國子監）和太學助教許觀監護，譯文經繕寫后進呈朝廷。武則天十分高興，親制《圣教序》，對義凈的功業大加稱贊。中宗神龍元年（705年），義凈在東都洛陽翻譯《孔雀王經》、在大福先寺譯《勝光天子》等經時，兵部侍郎崔湜、給事中盧粲潤文正字，秘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護。景云元年（710年），義凈在大薦福寺譯《浴象功德經》等二十余部佛經時，吐火羅（今阿富汗）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罽賓（今克什米爾地區）沙門達磨難陀、居士東印度伊舍羅、沙門惠積、文綱、惠詔、利貞、勝莊、愛同、思恒、玄傘、智枳等中外僧人為證梵文、證梵本、讀梵本、證義、筆受、證譯，而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又等二十余人次文潤色，左仆射韋巨源、右仆射蘇環監護、秘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景云二年（711年），在大薦福寺譯《稱贊如來功德神咒》等經時，太常卿薛崇嗣監護。中外名僧參加助譯、朝廷名臣潤色，使得翻譯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義凈發揮了關鍵作用。義凈不僅精通漢、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幾年的經歷，而且又經過試譯、助譯的實踐鍛煉，因此翻譯起來得心應手。盡管如此，義凈在翻譯過程中依舊兢兢業業，一絲不茍，他堅持直譯的特點，在原文下加注說明，訂正譯音譯義，介紹產物制度，在語譯方面，區分俗語雅語，又常在意譯漢字下標出四聲和反切，以求得準確的發音，因此在總體上他繼承了玄奘的翻譯特點，同時也有自己的獨創之處，這一切使義凈的譯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