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與范仲淹、劉越舉同科進士。初授泰州軍事判官，范仲淹任西溪（今江蘇東臺）鹽官時建議泰州知州張綸修筑捍海堤堰，薦舉滕子京給張綸當助手。在筑捍海堤堰中滕子京吃苦耐勞，也顯示出其才干，備受張綸稱贊。后遷當涂（今安徽當涂縣）、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縣。范仲淹升任京官后，賞其有才干，將其召入試學院；天圣中又改任專管審核刑獄案件的大理寺丞。天圣七年（1029）六月，京都開封天大雷雨，電光亂掣，規模空前的玉清昭應宮內，竟射入一大火團，四處爆裂，霎時間烈焰騰飛，穿透屋頂，大火烈烈轟轟的燒了一夜，竟將三千六百一十間房屋的一座琳宮玉宇，變成了一片瓦礫荒場，只剩得長生、崇壽兩座小殿。執掌朝綱的劉太后聞報，傳旨將守宮官吏全部系獄抵罪。樞密副使范雍、中丞王曙、司諫范諷均上諫言，說大火“是天意，與人無關，不當置獄窮治”。劉太后無奈，便借機將多次勸阻她想得皇權禮遇的首相王曾以“兼領玉清昭應宮使管理不嚴，因而發生大火”為名，罷免了王曾首相，貶為青州（今山東濰坊市境）知州。災后，范仲淹、滕子京等諸多高中低級官員分別奏請劉太后放棄垂簾聽政，將軍國事大權交還給仁宗趙禎（在現代，池州有出版物，將勸劉太后“還政”解釋成勸太后，不能只垂簾聽政，而應以皇帝禮遇，臨朝執政。意思全反了，真叫人啼笑皆非），劉太后大怒，將范仲淹等高級官員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將中低級官員一一貶逐邊遠州縣。滕子京也于天圣九年（1031）由大理寺丞貶至閩北邵武縣。這是他二次來邵武，在一年多任職時間內他為民辦好事，建學堂，訪貧問苦，與當地百姓親密無間。《閩書》稱他“復知邵武軍州事，自任好施予，喜建學，為人尚氣倜儻，清廉無余財。”

奉調入京

明道元年（1032）滕子京奉調入京，任掌管皇帝衣食行等事的殿中丞。然而時運不濟，命途多舛。這年八月，內宮再次發生火災，連燒八殿。“火始作，小黃門王守規獨先覺，自寢殿至后苑門，皆擊其鎖”，帶著仁宗逃至延福宮。仁宗惱怒，對執政大臣們說“非王守規引朕至此，幾與卿等不相見。”詔令追查起火原因。滕子京當是首當其沖的被迫查者。他與秘書丞劉越分別上疏諫，認為宮中屢屢失火原因是規章制度不嚴，未能防患于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簾，婦人柔弱，朝綱不整，政失其本。“祥符中宮中失火后，先帝（真宗）常索其類實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有今日之虞哉。”“誠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倘能如此，需請太后還政”，“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仁宗聽其言，罷詔獄。明道二年三月由垂簾聽政到皇帝禮遇，至軍國事權一手獨攬，專政達十一年之久的劉太后終于一命嗚呼。劉太后死去，常勸太后“還政”的人，都有提升，滕子京遷左司諫，秘書丞劉越病故，也贈右司諫銜。未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宮中失火原因不實，其本人有不可推脫之責。景佑元年（1034）滕子京又被降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今江西上饒市）。后又因與司諫范諷君子之交，心心相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范諷次年因事被貶，株連滕子京，子京被降為監管酒業專賣的池州監酒（在現代，池州有出版物，將滕子京“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解釋成與范仲淹“諷雅相善”，范仲淹被貶，滕子京遭殃。張冠李戴，真是不可思議。）這次貶逐池州，前后數年（有出版物說他在池州隱居九年。九年之說無據，隱居之說也不準確。）可能（無確鑿史據）就在監池州酒任上，邀請范仲淹來池州游玩，兩人同登九華山，同游秋浦山水，飽賞貴池、青陽秀麗風光，滕子京流露百年后安臥青陽之心愿。不然滕子京死后，范仲淹為其撰寫的墓志銘中，怎會有“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

直集賢院

寶元元年（1038）滕子京調江寧（今江蘇南京）府通判，不久徙湖州（今浙江吳興）知州。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夏國王嵬名元昊大舉興兵侵宋。滕子京升官刑部員外郎、職直集賢院、任涇州（今甘肅州涇川北）知州（宋朝官吏大都是三個頭銜即官、職、差遣）。開始長達四年防御西夏東侵的艱難生涯。慶歷二年（1042）閏九月，嵬名元昊舉兵進犯涇原，謂州（今甘肅平涼市）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懷敏率軍抗擊，葛不聽都監趙詢的建議，命諸軍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寧夏固原北）進攻，結果在定川寨被西夏軍包圍，水源也被切斷，葛懷敏等遂戰死，近萬人被西夏軍俘虜。葛懷敏兵敗，沿邊郡縣十分驚憂。西夏軍打到渭州時，距滕子京守軍涇州只120里。他沉著應戰，動員數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敢之士，偵探敵軍之遠近及兵力之多少，檄報鄰郡使之做好防備。后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涇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率一萬五千人解涇州之危。滕子京張羅供應柴糧，確保了戰爭所需一切物資，終于將西夏軍擊退。在保衛涇州的戰役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戰爭結束后，滕子京大設牛酒宴，犒勞羌族首領和士兵，又按當時邊疆風俗，在佛寺里為在定川戰爭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禱，并安撫死者親屬，其良苦用心是籠絡少數民族民心，借以求得民心安定和邊疆的安穩。

慶州知州

在范仲淹舉薦下，滕子京提為管理宮廷中藏書的高級文官天章閣待制、任環慶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慶州知州職位。慶歷三年（1043）他調京不久，駐扎在涇州的陜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涇略安撫招討使鄭戩告發滕子京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監察御史梁堅對其進行彈劾，指控他在涇州費公使錢十六萬貫，隨即遣中使檢視。滕子京恐株連諸多無辜者，將被宴請、安撫者的姓名、職務等材料全部燒光。其實，所謂十六萬貫公使錢是諸軍月供給費，用在犒勞羌族首領及士官的費用只有三千貫。時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監官歐陽修等都為其辯白，極力救之。后只被官降一級；貶知鳳翔府（今陜西寶雞市境），后又貶虢州（今河南靈寶市境）。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認為滕子京“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因而在慶歷四年春又貶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陽一帶）。

勤政為民

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計個人榮辱得失，以國事為重，勤政為民，辦了幾件好事，如擴建學校、修筑防洪長堤和重修岳陽樓等。這些事受到百姓稱贊，結果兩年時間就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治為天下第一”。在重修岳陽樓之后，他寫信給好友范仲淹，請他作記，共襄這“一時盛事”。隨信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圖》，供仲淹參考，說是“涉毫之際，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蘇州吳縣人，小時去太湖玩過，后母親改嫁，又隨繼父到洞庭湖畔的澧縣和安鄉縣讀書，所以對太湖、洞庭湖的風雨晴晦種種風情非常熟悉。其時，范仲淹因“慶歷新政”遭當朝保守派大臣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等的攻擊而失敗，已于慶歷五年由參知政事貶謫為鄧州（今河南南陽市）知州。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范仲淹，借樓寫湖，憑湖抒懷，真正的意圖是對摯友的婉轉規勸，惟恐招來禍患。在《岳陽樓記》中規勸他應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可謂苦心孤詣，深知重修岳陽樓要花很多錢，擔心有些人再次借此攻擊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開頭就用“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既是對他的政績的肯定和頌揚，又是為他被貶謫再次辯白；同時告訴他人，他是在干出大成績后才重修名勝古跡岳陽樓的，又堵塞了攻擊者之口。

慶歷七年（1047）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調任江南重鎮蘇州知州，上任后不幸卒于任所，終年五十八歲。始葬于蘇州，后其子孫（是子還是孫無史據可考）按其生前“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意愿，遷葬于青陽縣城南金龜源。明清兩朝敬仰滕子京的青陽人，在九華山云外峰下建造了“滕子京書堂”，供后代子孫瞻仰憑吊，只可惜書堂遺址今已無處尋覓。

仕途坎坷

滕子京與范仲淹同舉進士，兩人一見如故，說身世，談抱負，十分投機。范仲淹舉進士后，偕滕子京來青陽長山和九華山游玩。滕子京愛青陽、九華山山水秀美，戀契友范仲淹情深，曾有言“愛彼九華書契”終歸于青陽。死后，其諸子遵其志，葬子京于青陽，這是滕子京葬于青陽的原因之一。

滕子京中進士后，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諫、天章閣待制、禮部員外郎等京官。在任禮部員外郎時曾以審計監察官員身份來池州府督察政事，并游覽了池州的山水名勝，寫了不少詩文。慶歷年間，宋仁宗趙禎任命他為繁華的大州涇州知府，任職期間，由于他“用公使錢無度”，被謫貶到偏僻的小郡巴陵。前后不到兩年，因范仲淹的一篇為他歌功頌德的《岳陽樓記》，獲得宋仁宗好感，慶歷六年秋調他到有小汴京之稱的徽州任知府。其時，滕氏家族陸續遷來青陽，父親年邁在青陽養老。他曾幾次來青陽拜望父老鄉親，并在九華山麓建造一座讀書堂。慶歷七年(1047)又調任蘇州知府，上任不久便卒于蘇州，時年58歲。定居青陽的滕氏族人，將其遺體運回青陽安葬，這是滕子京歸葬于青陽的原因之二，可能是滕子京歸葬青陽的真正原因。

自宋至清朝中葉的數百年間，滕氏后裔，瓜瓞綿綿，在滕公墓東北幾里處形成為名門望族--滕家沖。不知何故，嘉慶以后，滕氏族人陸續外遷，今日滕家沖，只有其名，已無滕姓。

滕子京墓位于青陽縣東5里的金龜源，即今新河鄉光榮村隴崗村民小組。金龜源得名于一座酷似金龜的小山崗。滕公墓取金龜朝北斗之向。墓東的山崗上有塊巨石，狀如“金雞登高”，也稱“金雞嶺”;墓西北有一蔥翠欲滴的孤山，形同綠色寶珠，名曰：“抱珠墩”。滕公基地周圍，山巒起伏，林術蔽崗，景物清麗，是塊難尋的風水寶地。滕公墓后半里處，曾聳立巨碑一塊，上刻12個徑尺陰文：“宋名臣天章閣待制滕公神道”。碑在“文革”中被推倒、砸碎。1981年青陽縣政府定滕子京墓為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家因緊靠318國道，后來國道拓寬，無法避讓，遷葬于國道北側抱珠墩，重建了墓碑。

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屢貶屢謫，歷經磨難，最高官職只是天章閣待制，與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層次上人，也稱不上文學家，但其為人豪邁自負，是位有才干，有抱負的政治家。北宋詩人蘇舜欽稱他“忠義平生事，聲名夷翟聞。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宋人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錄》中稱“慶歷史，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宋史》滕子京傳曰：“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予，及卒，無余財。所蒞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