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

《春秋傳》、《資治通鑒舉要補遺》一百卷，《文集》十五卷，《宋史》立傳，《宋元學案》中的《武夷學案》

理學思想

胡安國推崇理學思想中的體元與正心。他說：“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始，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認為“元”的體是仁，是仁人之心。“元”之質即在心之內，吾心通過“踐仁”“體元”達到與“元”合二為一，將宇宙之“元”歸入人的本心，凸顯了心在體認天理中所起的作用。他說：“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師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禹首曰：人心惟微，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玆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他認為“元”，就是人主的“道德之元”，人主要“體元”，“體元”的過程，就是以身踐仁，就是令君心合于天心，就是強調“人心”必須合于“道心”。胡安國以“心”釋“仁”，以“心”為“元”的目的，就是要強調在“明人君之用”的基礎上，盡人君之能，正如其所說：“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師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

認為四端五典萬事萬物是心之用的具體表現，無不統于人之心體，受人之心體的支配和控制。其言曰：“四端五典，起滅心也，有所謂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即起滅心事也。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能操而長存者，動亦存，靜亦存，雖百起百滅，心固自若也。” 又說道：“放而不知求者，靜亦亡，動亦亡，燕居獨處，似系馬而止也。事至物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矣。是以善學者，動亦察，靜亦察，無時而不察也。持之以敬，養之以和，事至物來，隨感而應，言居獨處，亦不坐馳，不必言致其精明以待事物之至也。”

講涵養本心，隨感而發，但又說明了以致知和誠意為正心的工夫。由致、窮而不昧本心，以求圣門之學，最終以至修身而達天下國家。胡安國說：“圣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萬象必見，則不疑其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他的圣門之學關鍵是不昧本心，以達圣門之事業。

承認良知具有先知先能作用的本領：“夫良知不慮而知，良能不學而能，此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擴而充之，達于天下，立萬世之大經，經正而庶民心興、邪、息矣。”良知是人之本心，可先知先能，具備良知，可以愛親敬長；若儒者加以擴充而推廣到天下，可以由內圣開外王。

通過窮物物之理，使心與萬物之理溝通，實現內外合一，然后求諸本心而盡心。他說：“無所不在者，理也；無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則心與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備，反身而誠，則心與理不違，故樂循理者，君子也。天理合德，四時合序，則心與理一，無事乎循矣，故一以貫之，圣人也。”這樣無所不在的理與無所不有的心，就達到了內外溝通。因此他又有言“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現，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

把心、理當做認識萬事萬物、以達圣門事業的兩個必不可少的手段，即作為人心、物理外在表現的四端、五典，通過充、惇、就可達到“性成而倫盡矣”。 [10] 他說：“圣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圣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后，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這種“心與理一”之所在，即落實為“性”，窮理的目的便是盡性。他說：“窮理盡性，乃圣門事業。物物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序，不可違。在人則一心也，在物則一理也。充四端可以成性，惇五典可以盡倫，性成而倫盡，斯不二矣。”

幼時能背誦《訓童蒙韻語》，十五歲到州學就讀。一天州學前演出大戲，州學學生都棄學外出看熱鬧，僅安國一人安心誦讀，州學老師非常感動，賞贈他紙筆佳硯。早年拜程顥、程頤弟子楊時為師，研究性命之學。

兩年后，入太學學習。胡安國入太學后，以理學家程頤之友朱長文及靳裁之為師。靳裁之與他討論經史大義，非常器重他。

北宋哲宗紹圣四年（1097年），胡安國參加科舉考試，主管廷試的考官定他為第一，宰相以他的試卷里沒有詆毀元政治的言語，降低了他的名次。哲宗又提拔為第三名。任命他為太學博士。提舉湖北路學事。旋改使湖南路學事。徽宗、欽宗朝升遷數職，皆辭不就。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胡安國任職成都府。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遭母親喪事，遷居到江東。恰巧父親又去世，他便對弟子說：“我過去做官是為二老雙親，如今即使有萬貫俸祿我又給誰呢？”從此就稱病退出仕途，在父母墓旁建造房屋，耕田種地以自給，準備終老于此。

宣和五年（1123年）始撰《春秋傳》。

北宋宣和末年（1125年），別人薦舉胡安國擔任屯田郎，他推辭了。

宋欽宗繼位（1126年），任命他為太常少卿，他又推辭了；再任命他做起居郎，他還是推辭。欽宗頒旨催促他，他到了京師，以有病為由請假。欽宗召見他，他啟奏說：“賢明的君主以倡導學術為最急之事，圣人之學以端正心術為要害，心是萬事之宗，正心是判斷事情掌理萬物的前提，希望皇帝能提拔那些精通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的人，虛心向他們咨詢，盡量發掘他們過人的智能。”又說：“國家一定要有穩定不變的政策，謀議既然定下來了，君臣就一定遵守，這樣，設想的事就可以做成，治理天下的功業也可以確立。如今皇帝登基臨朝已經半年了，而朝廷法紀制度還處于混亂狀態，社會風氣日益敗壞；施政方針老出現違背常理的內容；大臣相互排擠，結黨營私的苗頭已經出現；各種職位和事物都有人在暗中追求，各種讒言蜂起；用人失當；頒布一項政令竟數度變更，導致臣民無法信任朝廷。若不掃除這些舊習，乘勢改弦易轍，恐怕大廈一旦傾斜，不可能再扶正。請皇上征求大臣的意見，讓他們各陳己見。若是大臣的策略有不足，則參用臺諫之臣的意見；若臺諫之臣辯駁不當，則專用大臣謀劃的方法。要在朝中由眾臣提出自己的看法，由皇帝做最后決斷，以此做為治國之策，依次施行。敢有動搖基本國策的，必受懲罰，決無赦免。這樣經過一段時間實踐，新政能夠推廣，中興大業必能成功。”

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為中書舍人兼侍講，上《時政論》21篇，其內容包括定計、建都、設險、制國、恤民、立政、尚志、正心、養氣等。其《定計》篇大意說：“陛下登基已經六年了，要是建都，則未必有一定能堅守的地點；要是征討賊寇，則未必有不再變動的策略；要是建立政事，則未必有一定能執行不再反復的政令；要是任用官吏，則未必有一定能信任不疑的臣子。舍棄今天這個機會不再圖強，后悔就來不及了。”其《建都》篇大意說：“宜定都建康（南京）以鄰近關中、河內，作為復興的基業。”其《設險》篇大意說：“要想鞏固長江上游，必須保有漢水、沔水；要想鞏固長江下游，必須守住淮水、泗水；要想鞏固長江中游，必須以重兵鎮守安陸。”其《尚志》篇大意說：“應當立下一定能恢復中原、去恭敬地祭祀先帝陵寢的志向；應當立下一定能掃除敵寇，奉迎二帝回國的志向。”其《正心》篇大意說：“當務之急是軍務，希望能選拔正直的臣子，具備見多識廣、為國分憂、敢于直言的品質，安排在皇帝左右，從早到晚與皇帝討論國事，以求協助皇帝決策。”其《養氣》篇大意說：“用兵之勝負，軍隊之強弱，將帥之勇怯，都與人君所養之氣有直接關系。但愿君主多注意為善，注意更新自己的道德修養水準，使他頒布的政令能夠在中國執行，讓百姓信服而又能讓夷狄知道，使剛正之氣充滿天地之間，這樣君王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復任為給事中，到職十余日求去，攜家寓居湖北荊門。荊門一帶兵荒馬亂，準備遷居。

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適逢湘潭士人黎明、楊訓備船迎接，于是溯湘江抵湘潭，至碧泉定居，遂落籍湘潭。筑碧泉書堂，著書講學，從游弟子數十人，潛心續撰《春秋傳》。胡安國志在經世濟民，感于時事，往往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訓詁，成為宋代理學家以義理治《春秋》的代表作。

紹興五年（1135），因胡安國修纂的《春秋傳》成書，朝廷任命他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還未就職，諫官陳公輔上疏攻擊那些自稱是繼承了程頤之學的人。胡安國的奏疏上達朝廷，陳公輔等人則抨擊胡安國的觀點荒唐。改任胡安國永州知州，胡安國推辭未就任，后又改提舉太平觀，升寶文閣直學士。

南宋紹興八年四月（1138年），胡安國逝世，葬隱山，朝廷破格賜謚文定。

南宋紹興八年六月至八月，宋高宗賜金、帛委命湖南監司安置喪事，由潭州官府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