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涯

年羹堯，自幼讀書，頗有才識。公元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翰林院檢討。曾多次擔任四川、廣東鄉試考官，累遷內閣學士。

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升任四川巡撫，成為封疆大吏。據清人蕭奭所著的《永憲錄》記載，這時的年羹堯還不到30歲。對于康熙的格外賞識和破格提拔，年羹堯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圖報”。到任之后，年羹堯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興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帶頭做出表率，拒收節禮，“甘心淡泊，以絕徇庇”。康熙對他在四川的作為非常贊賞，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終固守，做一好官”。

公元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斡偉生番羅都等掠奪寧番衛（治今四川省冕寧縣），殺死游擊周玉麟。上命羹堯與四川提督岳升龍剿撫。岳升龍率兵討之，擒羅都，年羹堯至平番衛，聞羅都已擒，引還。川陜總督音泰彈劾年羹堯延誤軍情，應該撤職上命留任。公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越巂衛（治今四川省西昌市東南）屬番與普雄（今四川省越西縣）土千戶那交等為亂，年羹堯遣游擊張玉剿平之。

平步青云

年羹堯也沒有辜負康熙帝的厚望，在擊敗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戰爭中，為保障清軍的后勤供給，再次顯示出卓越才干。

公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其部將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殺死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黃勝關（今四川省松潘縣），軍中嘩變，引軍而還。年羹堯遣參將楊盡信撫諭大軍，密奏康泰失兵心，不可用，請求親赴松潘協理軍務。上嘉其實心任事，遣都統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

公元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年羹堯令護軍統領溫普進駐里塘（今四川省理塘縣），增設打箭爐（今四川康定）至里塘驛站，增設四川駐防兵。上嘉年羹堯治事明敏，巡撫無督兵責，特授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統領軍政和民事。

公元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年羹堯以敵情叵測，請赴西藏為備。廷議以松潘諸路軍事重要，令羹堯毋率兵出邊，檄法喇進師。法喇率副將岳鐘琪撫定里塘、巴塘。年羹堯遣知府遲維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諸番頭目。

公元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上命平逆將軍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年羹堯定西將軍印，自拉里會師，并咨詢年羹堯孰可署總督者。年羹堯言一時不得其人，請以將軍印畀、護軍統領噶爾弼，而移法喇軍駐打箭爐，上用其議。巴塘、里塘本云南麗江土府屬地，既撫定，云貴總督蔣陳錫請仍隸麗江土知府木興；羹堯言二地為入藏運糧要路，宜屬四川，從之。木興率兵前來收地，至喇皮，擊殺番酋巴桑，年羹堯疏劾。上命逮木興，囚云南省城。八月，噶爾弼、延信兩軍先后入西藏，策凌敦多卜敗走，西藏平。上諭羹堯護凱旋諸軍入邊，召法喇還京師。年羹堯不久遣兵撫定里塘屬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屬桑阿壩、林卡石諸生番。

公元1721年（康熙六十年），年羹堯進京入覲，康熙御賜弓矢，并升為川陜總督，成為西陲的重臣要員。這年九月，青海郭羅克（今果洛藏族自治州）地方叛亂，在正面進攻的同時，年羹堯又利用當地部落土司之間的矛盾，輔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撫遠大將軍、貝子允禵被召回京，年羹堯受命與管理撫遠大將軍印務的延信共同執掌軍務。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堯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稱雍正的左膀右臂。隆科多是胤禛的親郎舅，在胤禛繼位前已為他效力多年，二人關系甚為親密。

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五月，雍正發出上諭：“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邊防辦餉大臣及川陜、云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這樣，年羹堯遂總攬西部一切事務，實際上成為雍正在西陲前線的親信代理人，權勢地位實際上在撫遠大將軍延信和其他總督之上。雍正還告誡云、貴、川的地方官員要秉命于年羹堯。同年十月，青海發生羅卜藏丹津叛亂。青海局勢頓時大亂，西陲再起戰火。雍正命年羹堯接任撫遠大將軍，總督各軍，駐西寧坐鎮指揮平叛。

當時年羹堯初到西寧，大軍未集，被羅卜藏丹津得知，于是率軍偷襲，直取西寧。年羹堯率左右數十人坐于城樓上，毫不慌張。羅卜藏丹津以為有詐，率軍引退。年羹堯令兵攻擊賊壘，敵軍認為年羹堯兵少，不為防備，驅桌子山土番當前隊；炮發，土番死者無算。岳鐘琪兵至，直攻敵營，羅卜藏丹津敗逃，僅率百人遁走。

到了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初，戰爭的最后階段到來，年羹堯下令諸將“分道深入，搗其巢穴”。各路兵馬遂頂風冒雪、晝夜兼進，迅猛地橫掃敵軍殘部，大獲全勝。年羹堯“年大將軍”的威名也從此震懾西陲，享譽朝野。

平定青海戰事的成功，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堯破格恩賞：在此之前，年羹堯因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羅克之亂的軍功，已經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籌劃周詳、出奇制勝，晉升為一等公。此外，再賞給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襲；其父年遐齡則被封為一等公，外加太傅銜。此時的年羹堯威鎮西北，又可參與云南政務，成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君臣知遇

年羹堯不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問題上大權獨攬，而且還一直奉命直接參與朝政。他有權向雍正直接上報，把諸如內外官員的優劣、有關國家吏治民生的利弊興革等事，隨時上奏。他還經常參與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奪。

在有關重要官員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則更是頻頻與年羹堯交換意見，并給予他很大的權力。在年羹堯管轄的區域內，大小文武官員一律聽從年的意見來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時捷署理陜西巡撫，不久想要改為實授，把原任巡撫調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討這項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職官員時“二意不決”，就征詢年羹堯的意見，問他如果將陜西官員調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據實情奏來，朕依爾所請敕行”。四川陜西以外官員的使用，雍正也經常征求年的意見。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給年羹堯奏折的朱批中寫道：“爾之真情朕實鑒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堯進京期間，即與總理事務大臣馬齊、隆科多一同處理軍國大政。雍正還因為他“能宣朕言”，令其“傳達旨意，書寫上諭”。年羹堯儼然成了總理事務大臣。

雍正跟年羹堯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給予特殊的榮寵。雍正認為有年羹堯這樣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運，如果有十來個像他這樣的人的話，國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亂后，雍正極為興奮，把年視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這樣說有失至尊的體統，但還是情不自禁地說了。為了把年羹堯的評價傳之久遠，雍正還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記年羹堯的豐功偉績，否則便不是他的子孫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至此，雍正對年羹堯的寵信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年羹堯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來人臣罕能相匹的。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堯入京覲見，獲賜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及金幣等非常之物。年羹堯本人及其父年遐齡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亂之功，賞加一等男世職，由年羹堯次子年富承襲。

在生活上，雍正對年羹堯及其家人也是關懷備至。年羹堯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詢，賜送藥品。對年父親遐齡在京情況，年羹堯之妹年貴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體狀況，雍正也時常以手諭告知。至于奇寶珍玩、珍饈美味的賞賜更是時時而至。一次賜給年羹堯荔枝，為保證鮮美，雍正令驛站6天內從京師送到西安，這種賞賜可與唐明皇向楊貴妃送荔枝相比了。

正對年羹堯寵信優渥，并希望他們彼此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他對年說：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樣人物也。

此時的年羹堯，志得意滿，進而做出了許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終招致雍正的警覺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君臣失和

年羹堯才氣凌厲，恃上眷遇，師出屢有功，驕縱。行文諸督撫，書官斥姓名。請發侍衛從軍，使為前后導引，執鞭墜鐙。

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是以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進京陛見為導火線的。在邊疆時，蒙古王公和額駙阿寶見到年羹堯必須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隸總督李維鈞、陜西巡撫范時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只是點點頭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年進京不久，雍正獎賞軍功，京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皇八子胤禩集團的成員）等人，也是聽了年的話。這些話大大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

十一月，年羹堯結束陛見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諭旨，上面有一段論述功臣保全名節的話：“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在這個朱諭中，雍正改變了過去嘉獎稱贊的語調，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堯的處境便急轉直下。

分析年羹堯失寵獲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對于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后導引，執鞭墜鐙”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圣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御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第二，結黨營私。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陜甘四川官員為骨干，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鉆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競相奔走其門。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绔”、“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趙之垣因此而丟官，于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后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于是答應日后對他“留心照看”。曾經薦陜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灝可大用，彈劾四川巡撫蔡珽，上即以授景灝，又擢升胡期恒為甘肅巡撫。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布政使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第三，貪斂財富。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身敗名裂

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正月，雍正對年羹堯的不滿開始公開化。年羹堯指使陜西巡撫胡期恒參奏陜西驛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說這是年任用私人、亂結朋黨的做法，不予準奏。

年羹堯曾經參劾四川巡撫蔡珽威逼所屬知府蔣興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罷官，經審訊后定為斬監候；而年羹堯的私人王景灝得以出任四川巡撫。這時雍正已經暗下決心要打擊年羹堯，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監禁起來，反而特地召見他。蔡珽陳述了自己在任時因對抗年羹堯而遭誣陷的情況，又上奏了年羹堯“貪暴”的種種情形。雍正于是傳諭說：“蔡珽是年羹堯參奏的，若把他繩之以法，人們一定會認為是朕聽了年羹堯的話才殺他的。這樣就讓年羹堯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僅沒有給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為對付年羹堯的得力工具。

三月，出現了“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所謂“祥瑞”，群臣稱賀，年羹堯也上賀表稱頌雍正夙興夜寐，勵精圖治。但表中字跡潦草，又一時疏忽把“朝乾夕惕”誤寫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這個把柄借題發揮，說年羹堯本來不是一個辦事粗心的人，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個字“歸之于朕耳”。并認為這是他“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所以對他在青海立的戰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接著雍正更換了四川和陜西的官員，先將年羹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恒革職，署理四川提督納泰調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亂。四月，解除年羹堯川陜總督職，命他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

年羹堯調職后，內外官員更加看清形勢，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削年羹堯官職，并于當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堯押送北京會審。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結果，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其罪狀分別是：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

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及年羹堯功勛卓著、名噪一時，“年大將軍”的威名舉國皆知，如果對其加以刑誅，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難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殺戮功臣的惡名，于是表示開恩，賜其獄中自裁。

年遐齡及年羹堯兄年希堯奪官，免其罪；斬其子年富；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極邊。年羹堯幕客鄒魯、汪景祺先后皆坐斬，親屬給披甲為奴。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叱咤一時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公元1727（雍正五年），雍正帝赦免了年羹堯諸子，交年遐齡管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