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馮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啟康、梁，其意義不單單只是“求西學、思變法”的一脈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現代化過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從”。馮桂芬“惟善是從”的思想根基于中國文化中的見賢思齊、剛健有為的傳統，是從中國文化本土生長出來的、可以導致中國文化與時俱進的極其寶貴的思想，也是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生動體現。

馮桂芬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更加全面地論述了向西方學習問題。他繼承了林則徐、魏源的傳統，肯定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主張學習西方的軍事工業。不過，軍事工業只是他學習的一個方面了。馮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皆得格物致理。輿地書備山川厄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明確提出在農、工業生產中采用機器的主張。究竟夷之長技有哪些？馮桂芬的認識較魏源有較大的進步。他總結出中國五不如夷。除了認識到船堅炮利不如夷外，還認識到“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這里馮桂芬除了在技術方面外，還提出了“君民不隔”問題，這是很可貴的。馮桂芬提出了“自強攘夷”的主張，他把其主張概括為“以中國之名教倫常為原本，輔之以諸國富強之術。”

馮桂芬非常強調中國自己掌握新式技術。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話：“或曰，購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則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轉漕，而一日可令我饑餓；以之運鹽，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復溺┅┅借兵雇船皆暫也，非常也。目前固無隙，固可暫也。日后豈能必無隙，固不可常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之為無弊也。”這里包含著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學習中必須自己掌握經濟命脈，才能確保獨立的思想。這個思想，對于今天第三世界諸國在同發達國家打交道有借鑒意義。

馮桂芬對清朝的腐敗統治有所不滿，建議改革時政。他重視西方經世致用之學問，主張采用西學、制造洋器，他以中國的倫常名教為本，輔以外洋諸國富強新術。他的思想理論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同時也被資產階級改良派奉為先導。

馮桂芬去世以后，他的治國理論，如：裁減冗員、精制規則、停捐輸、變科舉、廣取士、廢武科、采用西學、制造洋器等等評議，全都被朝廷甄別、采納，大部分得以施行。即使到光緒年間大搞變法，也是要變法而沒能背離他的統治之道。

其它成就

他擅長于書法，以篆書、隸書著稱于世，尤其精于隸書。馮桂芬人品方正，舉止嚴肅，清心寡欲，摒棄安逸。入朝為官初期，林則徐在江蘇做巡撫，就看重馮桂芬，認為他是國家的人才。在林則徐編輯西北水利的書籍時，馮桂芬參與編校工作。

他曾經輔佐陶澍，以及作李鴻章的幕僚；建立會防局，調和中外，處于清王朝內外交困之際，馮桂芬是最富治世之才的學者之一。馮桂芬家居遇事奮發，不避勞怨，服官雖僅十年，凡漕河，建學，積儲諸政，以及條議等等皆出其手。他精研算學，賞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羅經，以步田繪圖。馮桂芬著述頗豐，其中《校邠廬抗議》二卷，關于改革腐敗時政的見解，切中要害；顯示了馮桂芬熟諳西洋事務和他的進步思想。因此該書尤為世人所重。

馮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又字景亭(又作景庭)，自號鄧尉山人。江蘇蘇州府吳縣（今蘇州）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李承霖榜進士第二人。精歷算、鉤股之學。嘗避兵至上海，總司江南機器制造局添建廣言館事。書宗歐、虞，工行草，疏秀簡逸，別具畦町。著《校邠廬抗議》。卒年六十六。馮桂芬因出生時，正值桂花開放，故得名桂芬。馮桂芬祖輩累世名門望族。到他父親這一代，家中失火，從此一蹶不振。他自幼博覽群書，通經史，精歷算、鉤股之學，以才學聞名鄉里。自幼聰慧特異，讀書能一目數行。20歲弱冠，補為縣學的生員。馮桂芬在貧困交加中發憤圖強。年輕時，曾為該邑縣令記室，兼治錢谷。縣令由于拖欠納糧，要被奪職罷官。他盡力為縣令爭辯不得，拂衣而去。馮桂芬遇事能深思熟慮，雖然沉默寡言，但是面臨大事、決斷大疑，他就會慷慨激昂，直任不辭。馮桂芬嚴于律己，不輕易與人交往，尚未出仕，已經名重大江南北。

道光十二年(1832)參加鄉試，考取舉人。道光十二年（1833），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識拔了素昧平生的馮桂芬，稱他為“百年以來僅見”的人才，并招入撫署讀書，收為學生。又參加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禮部試、殿試，欽賜一甲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在道光二十三年，他任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馮桂芬為廣西鄉試正考官，旋丁母憂，服闋，曾任金陵“惜陰書院”山長。道光二十四年，典廣西鄉試，得士多名宿。道光二十八年（1848），馮桂芬重返京城。

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于南京建都，他則被指派于南京附近的蘇州，協助組織軍隊與太平軍對抗。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下蘇州，兵敗的他前往上海，并繼續參與李鴻章的湘軍以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后并協助李鴻章，以英美兵器經驗自創淮軍。幕僚期間，他完成了政論代表作《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的主張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被資產階級維新派奉為先導。俞樾曾經贊揚他“于學無所不通，而其意則在務為當世有用之學”（《顯志堂集序》）。

清軍奪取蘇、常后，他于同治元年（1862）力請李鴻章奏減蘇南田賦，最后朝廷同意蘇州、松江、太倉三州府減稅三分之一，常州、鎮江府減稅十分之一。章太炎在《訄書·定版藉》中曾予以抨擊。晚年移居木瀆后，在家開修志局，纂修成《蘇州府志》153卷。曾先后主講南京惜陰、上海敬業、蘇州紫陽、正誼諸書院，輿地、算學、小學、水利、農田，皆有講求對當時的河漕、兵刑、鹽鐵等問題尤有研究。論學不為門戶之爭，能接受資本主義影響，主張“采西學”，“制洋器”。工書法，書宗歐、虞，工行草，疏秀簡逸，別具畦町。馮桂芬后卒于木瀆寓所，葬在天池山北竹塢雞窠嶺，木瀆現辟有“榜眼府第”。蘇州紳民為他立祠奉祀。在他去世后，光緒九年（1883）《蘇州府志》付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