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吏治

陳瑸初入仕途是任“素稱難治”的福建古田縣令。古田之難治，主要原因是蠹書蠹役太多，他們“盤踞衙門，最為民害”。

陳瑸所說的蠹書蠹役就是吏胥——一個特殊利益群體。所謂“吏”，即負責抄寫的文秘，“胥”即捕快等跑腿辦事的人員。過去有句俗話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員都是三年一任（清代平均不足兩年），吏胥卻是歷久而不換，甚至兄終弟及，父死子替。吏胥的職責是代替官員催征賦稅、攤糧派款。這種事老實巴腳的“好人干不了”，只有社會上奸猾狡黠之徒才能勝任。他們聚集起來，“鐵煉成群”，有權有勢，又沒有人能監督。就日夜謀劃如何從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錢財。清朝初年，古田料理六房公務正式書辦只有14名，朝廷按冊發餉。后來這個群體自我膨脹，增至28名、56名。陳瑸上任時，古田吏胥竟然有158名之多。這種情況在全國極為普遍。王學泰在《吏胥之害》一文中說：“到了明清兩代，吏胥成了衙門的主體，人數日增。”陳瑸在給上司的調查報告中寫道：“差役下鄉，分路搜索如捕大獄，寧不騷擾！況由鄉至縣、由縣至省，兒啼婦哭，保無因饑寒困窘而顛踣于道路者乎？此其大害在民財、兼在民命。”“一正差俱帶白役數人為爪牙，并轎夫隨丁至十數人不等，通共有數百輩。分鄉分路，四處騷擾，所過雞豚一空”。（《古田縣條陳八事》）一個外來的官面對這些長久盤踞衙門的吏，會有三種選擇：其一，與之同污合流；其二，睜只眼閉只眼明哲保身；第三，站在他們的對立面。清人方俊頤說：“且有不肖守令，恃鷹犬為爪牙，倚虎狼為心旅（月），以遂其雉蠶食鯨吞之計，而濟其婪臟黷貨之貪”。這種情況為陳瑸所不齒。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也不符合陳瑸的志向和操守。如果親眼看著百姓財命不保，兒啼婦哭，他所奉行的“儒家之學”就是假仁義，追求的“浮屠之行”就是假慈悲。他的所謂清廉自守、清貧節儉、束己利他的操守也就毫無價值。所以，陳瑸斷然采取了第三種態度。

然而，裁汰冗員，改革人事制度，清除古田頭號積弊，畢竟是天下第一等難事。他是如何順利解決的？

值得佩服的是，陳瑸不光對百姓苦處“知之最真，言之倍痛”，而且有救民于水火的智慧和勇氣。據歷史記載，他舉行了一場公開召聘吏胥的考試。“考驗通曉文移及寫字端楷者，留存七八十名，開造姓名年貌，都圖住址，詳請批奪存案，永絕后弊。余則盡數汰裁，令其歸農當差”（陳瑸《古田縣條陳八事》）。這種辦法使水平差的差役和“白役”無理由反對，一個危害甚烈的暴力集團被和平解散，進入“正冊”的吏胥則被置于嚴格的管束之中，多年的弊政得以消除，為其他的革新鋪平了道路。

陳瑸能夠改革成功，完成這一重大變革，很大程度上靠官員自身素質。陳瑸的成功有以下幾種品質保證：一是志向。陳瑸自幼志向遠大，“矢志不在溫飽”，而要“志于道”、“志于仁”，“學儒者之學，行浮屠之行”。“儒者之學”的核心是仁愛，“浮屠之行”的根本是仁慈。志向的本質是“博施濟眾”。志向大，是要“濟”更多的眾人，志向遠，是長遠地“濟”眾。人們常說志向遠大，是從空間和時間是說明為眾人服務的廣泛性和持續性。志向能夠產生的勇氣，為克服困難提供動力。二是操守：俗話說打鐵須得自身硬。陳瑸“不納一文、不通一賄，絕意逢迎、堅持直道”。“以天下為己任，溫飽無求；其廉介本天成，影衾不愧”。就使自己產生了強大的道德力量。三是無私忘我的精神，陳瑸改革，沒有絲毫自身利益的考慮，相反，是“瘦在己而肥在民”，這樣無私便會無畏，有志便會有為。他解開古縣的第一個死結，一系列的的難題隨即迎刃而解，清積欠、清丁田、均差徭、建義學，盤活了古田政局。建立起人民安居樂業的良性發展的秩序。這樣就消除戾氣，布撒祥和之氣。從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四十年九月，陳瑸用一年半時間，把積弊叢生的古田治理的井井有條。史書記載：“邑中五彩云現”。

陳瑸的廉政、勤政與善政贏得了百姓的愛戴。陳瑸調任臺灣時，古田人民戀戀不舍。聽說對陳瑸進行離職查驗，清理糧庫時因倉鼠糟蹋毀壞，倉榖儲備斤兩有所虧欠，古田百姓爭攜升斗，把糧食補足。這件小事不能平伏古田百姓的感恩之心，就準備給陳瑸立生祠，陳瑸聽說后堅決反對，陳瑸走后，生祠還是建了，并且每年殺豬屠羊禱祀，成為傳統。在以后歲月里，只要有古田人來雷州做生意，必先祭拜陳清端公祠。據陳瑸后人陳華德先生介紹，二百七十年后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古田后人又組織“福建懇親團”來雷州，欲觀瑸公祠，拜瑸公墓，代先人謝恩，而此時，清端公祠已傾圮欲倒，陳瑸公墓已被挖掘破壞，古田人大哭而去。

“海妖”作祟

清康熙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百姓安居樂業，舉國一派盛世繁榮的景象。

惟有臺灣府頻傳奏章，稟告皇帝，稱連年海妖登陸作祟，成群結隊爬到農田里毀壞作物。因而農業普遍失收，賊匪四起，社會動蕩，民生危殆。當地官建牢房，人滿為患，繼續增建監倉都不能解決問題。以至朝廷連換幾任知縣都未能見效。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秋，眾文武大臣向康熙皇帝推薦廣東雷州海康籍進士陳瑸（時任福建古田知縣）到臺灣繼任知縣，治理海島，安撫民生。康熙皇即傳旨陳瑸進京授職。其時陳瑸正回鄉省親，適逢母親重病垂危，接到圣旨甚是為難：因為他不但是一個忠臣，更是一個孝子。自知抗旨要殺頭，無奈只有孝心為上，冒死服侍老母親半月后，見病情緩解才備行裝辭母返京。

其時正值膏蟹大量上市季節。為了討得皇上歡心，陳瑸織了一個竹簍，裝滿一大簍活鮮并涂滿海泥的膏蟹，打點行裝素裹匆匆赴京授命。

貢蟹為名

陳瑸入京城后，直往朝殿，二話不說，便將簍中活蟹解放開來，然后跪地面圣。眾老臣面前，只見康熙皇帝故意大聲呵斥道：“陳瑸，你知罪否？”但見平素沉著的陳瑸應道：“罪臣陳瑸在下，抗旨久違，遲遲未歸朝廷，罪該萬死。望皇上恕罪。”康熙繼續責問：“你明知抗旨，延遲回朝是死罪，為何抗旨呢？！”。陳瑸指著門外橫行的膏蟹，說道：“這些膏蟹是我從家鄉帶來的特產佳肴。普天下皇上為上，罪臣不敢獨享，為保持鮮活，特地從雷州一路趕著這群畜牲上路，由于畜牲不聽活，走得又慢，所以誤了行程，肥美的膏蟹是專為孝敬皇上的貢品，請皇上用過膏蟹，再殺罪臣未遲”。康熙皇帝轉過臉來：“唔，算你嘴乖巧，待朕吃了蟹再說。”其實康熙皇上也從群臣口中了解到陳瑸母親重病之事，現今至關重要的是臺灣社會安危的事情，正急需陳瑸這位賢臣赴任知縣，只好免了他欺君之罪。

巧除鱟患

次日早朝，康熙皇帝下旨：“陳瑸，抗旨本應殺頭，朕現念你一片忠心獻君，一片孝心為母。公事為上，先留你察看，給你一個戴罪立功機會，立即赴臺灣任職，降除海妖、平蕩賊寇、穩定治安、恢復生產。”然后又對他說：“限你五年之內完成，自有重賞，否則兩罪俱罰，就怪不得聯手下無情。”陳瑸謝過皇恩后，深感此行兇多吉少、前途未卜。到了臺灣島，陳瑸帶著隨從馬上前去當地民宅，找土著引導察看“海妖”情況，沿海邊尋去，但見黑壓壓一片，橫七豎八地爬行著數也數不清的甲殼動物，似千軍萬馬般襲來，真是見著不寒而栗，但又似曾相識，待片刻定睛一看，“什么海妖”，陳瑸高興得像頑童一樣提起一只鱟，大笑起來，自言自語地說起雷州話：“一狗、二鱟、三海豆芽、四番豆。”真是樂不可支。他回首仰望北方，心緒萬千：難怪皇上器重自己，免了欺君之罪，本臣堅信不用很久時間，定能將臺灣府治理好。其實陳瑸胸有成竹。

鱟在陳瑸的廣東雷州半島家鄉可是海產佳肴，為什么卻被誤為“海妖”呢？原來當地土著本以為好吃之物，但對其腸肚屎尿不會處理，結果食之中毒，導致土著畏栗禁忌吃鱟，視為“海妖”。陳瑸高興之余，便身先士卒地示范宰殺鱟技術，然后將鱟肉分塊下鍋煮熟，再用生姜、蒜米及糖醋打芡汁，讓土著百姓醮著食。他們吃后，個個呱呱大叫好味道，這一招果然湊效。從此之后，沿海土著掀起抓鱟熱潮，這些“海妖”成了他們的美味佳肴……陳瑸摸著腦后勺，呵呵地笑起來，然后自言自語一番：“寶島臺灣雖然土地肥沃，適宜各種農作物生長，但當地土著落后，不懂耕作。待日后從雷州半島引來蕃薯及牛只幫助他們耕作，定能發展生產，安定社會，欣欣向榮。”

后來，據說陳瑸果然從雷州半島引入牛只及蕃薯，并教當地土著開墾耕耘，養禽圈畜。幾經艱辛努力，終于開拓出新局面。陳瑸在任臺灣縣知縣期間，勵精圖治、社會生機勃勃。時間一晃五年過去，“海妖”已除，匪患滅跡，生產豐收，社會安穩。康熙皇帝自然龍顏大悅，嘉獎陳瑸的治理臺灣功勛，至于陳瑸以往的“欺君之罪”早已被他拋到九重云霄之外。

勤政愛民

最后一點，陳瑸不僅勤政，而且善政。他往往能針對實情，采取得力舉措。臺灣剛從荷蘭殖民主義者所手中奪回，當時經濟、文化都很落后，社會文明度差，陳瑸根據實際情況，改革政治，革除弊端，注重“興學廣教”，大力發展文教事業，他還考校讀生，教導治學做人的道理，在臺灣“建學設塾”。經過一番努力，改變了社會風氣，“民知禮讓”，“骎骎乎海東鄒魯矣”（《續修臺灣府志》中冊），把臺灣治理得井井有條，為臺灣和福建等地，留下“海疆治行第一”的特殊政績。

臺灣貢獻

陳瑸從政大部分時間是主持臺灣事務，從臺灣縣令到臺灣廈門兵備道，到福建巡撫、閩浙總督，層次步步升高，作為越來越大，影響也越來越廣。他勤政愛民，善于協調各種關系，造就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他抓住發展經濟這個關鍵環節，開發寶島，育物富民；他以文化為先導，興隆教化，倡導文明；他善于化解矛盾，遇事不驚，妥善處理突發事件，保持社會穩定。

陳瑸最大的貢獻體現在對臺灣的治理上。清廷收復臺灣后，戰亂始平，人心不穩，加上酷吏當政，急斂暴征，致民不聊生。陳瑸在《康熙五十四年十月疏》上描述當時官員腐敗現象:“一人入仕途，于飲食、衣服、器，皆備極華侈。多所費必多所取,方面取之有司,有司取之小民,朘削無已。”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陳瑸調任臺灣知縣(當時臺灣未建省)，他體察民情、清廉正直、愛民如子，常以“取一錢與取百萬金無異”為戒，深受百姓擁戴。在治臺策略上，“一禁加耗以蘇民困，一禁酷刑以重民命，一禁饋送以肅官箴，一糶積谷以濟民食，一置社倉以從民便，一崇節儉以惜民財，一先起運以清錢糧，一飭武備以實營伍，一隆書院以興文教”。同時對高山族等少數民族實行優撫政策，“革官莊，除酷吏，恤番民……”。幾年后，臺灣政局漸趨穩定。國相李光地奇其政績，交章保奏，康熙亦奇之，提升陳瑸為四川學政。離任時，百姓萬人夾道，揮淚道別，頻呼“青天”。不久后，臺灣又發生民變，官兵久戰不能平。福建巡撫張百行奏請康熙：“為四川學政覓人易，為臺灣道得人難。”于是，清廷補授陳瑸為臺灣廈門兵備道，率兵回臺。消息傳來后，臺灣百姓奔走相告，不費朝廷一兵一卒，民變自平。

福建邊防

尋調撫福建，上諭廷臣曰："朕見瑸，察其舉止言論，實為清官。瑸生長海濱，非世家大族，無門生故舊，而天下皆稱其清。非有實行，豈能如此？國家得此等人，實為祥瑞。宜加優異，以厲清操。"陛辭，上問："福建有加耗否？"瑸奏："臺灣三縣無之。"上曰："火耗盡禁，州縣無以辦公，恐別生弊端。"又曰："清官誠善，惟以清而不刻為尚。"瑸為治，舉大綱，不尚煩苛。修建考亭書院及建陽、尤溪朱子祠，疏請御書榜額，并允之。復疏言："防海賊與山賊異，山賊嘯聚有所，而海賊則出沒靡常。臺灣、金、廈防海賊，又與沿海邊境不同，沿海邊境患在突犯內境，而臺、廈患在剽掠海中。欲防臺、廈海賊，當令提標及臺、澎水師定期會哨，以交旗為驗。商船出海，令臺、廈兩汛撥哨船護送。又令商船連環具結，遇賊首尾相救，不救以通同行劫論罪。"下部議，以為繁瑣，上韙其言，命九卿再議，允行。

是年冬，兼攝閩浙總督。奉命巡海，自赍行糧，屏絕供億。捐谷應交巡撫公費，奏請充餉。上曰："督撫有以公費請充餉者，朕皆未之允。蓋恐準令充餉，即同正項錢糧，不肖者又於此外婪取，重為民累。"令瑸遇本省需款撥用。瑸又請以司庫馀平賞賚兵役，命遵前旨。廣東雷州東洋塘堤岸，海潮沖激，侵損民田，瑸奏請修筑，即移所貯公項及俸錢助工費。堤岸自是永固，鄉人蒙其利。五十七年，以病乞休，詔慰留之。未幾，卒於官。遺疏以所貯公項馀銀一萬三千有奇充西師之費。

命以一萬佐餉，馀給其子為葬具。尋諭大學士曰："陳瑸居官甚優，操守極清，朕所罕見，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追授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謚清端。

陳瑸(1656-1718年)，字文煥，雷州市附城南田村人，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舉進士，翰林院編修，歷任福建古田、臺灣知縣、湖南巡撫、福建巡撫、閩浙總督等職。一生清正廉潔，勤政愛民，康熙皇帝稱之為“清廉中之卓絕者”，與于成龍、施世綸等同為當朝名臣，跟海瑞、丘浚合稱嶺南三大清官。

陳瑸一到臺灣，立即深入民間，明查暗訪，把前任無辜扣押之300囚犯，釋放回家。知府不同意他的見解，上書揭參。皇帝聽說所釋放之囚乃造反之輩，派欽差到臺查辦。點犯之日不缺一個。欽差大惑不解，后經仔細訊問，才知這些犯人乃自覺回監聽點，表明陳瑸平反冤獄做得對，知府揭參錯了。

康熙四十八年（1709），陳瑸充當會試分校，旋任四川提學道。翌年，臺灣再次發生民變，福建巡撫張伯行向朝廷推薦陳瑸當臺廈道。他在奏章里特別強調“為四川省找一學政容易，為臺廈道物色一個適當人選難”。康熙同意張巡撫的看法，下旨任用陳瑸為臺灣廈門道。陳瑸在臺5年，革陋規，禁酷刑，恤番民，重教化，施政得體，民心向化，動蕩的局面安定下來。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春季，陳瑸被提拔為湖南巡撫。同年，北上京都謁見。康熙稱贊他是一個“苦行頭陀”，并說，我昨天召見了陳瑸，仔細觀察他的言行，的確是個清官。他原是一個沿海務農之人，既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又沒有門生故吏，而天下人都稱贊他清廉，如果沒有實際行動，哪能得到這么崇高的聲譽呢?他有才能辦大事，國家有這樣的官吏，實在是天下的大好事，應該從優表揚，為清廉者作鼓勵。同年十二月，陳瑸調任福建巡撫。康熙五十五年，閩浙總督滿保入朝皇帝，陳兼署閩浙總督。

其時，雷州城之東，洋田萬頃，堤岸逼近大海，咸潮年年沖擊，漸多崩毀。陳雖遠處福建，卻時刻關心家鄉人民的生命財產。他奏請皇帝飭令廣東撥給專款修筑雷州東西洋堤圍。他擔心上面撥下的公款5300余兩不夠費用，便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把自己儉積下的俸銀5000兩，送到海康，協助修堤。康熙五十七年十月，陳瑸病逝。皇帝下旨追授他禮部尚書，賜祭葬，謚清端。

陳瑸自踏上仕途至貴為巡撫，二十余年孑身在外，持政辦事親力親為，平日節衣縮食，“官廚惟進瓜蔬”，俸祿都用在民生疾苦上。公元1714年冬，陳瑸調任福建巡撫入朝面圣，次日，康熙對群臣說：“朕昨日召見陳瑸，細察其舉動言行，確系清官。以海濱務農之人，非世家大族，又無門生舊故，而天下之人，莫不知其清，非有實行，豈能如此！國家得此等人，實為祥瑞。”陳瑸任臺灣道期間，“未嘗延幕僚，案牘胥自任，仆從一、二人”(臺灣蘇瑛《陳瑸公傳》)。機構雖精簡，辦事效率反而提高，將節省下來的衙門公費三萬余兩全部用來營造炮臺，加強臺灣海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陳瑸卒于閩浙總督任上，臨終時又疏請以任內所應得廉俸一萬三千四百余兩上交國庫。陳瑸病逝后，清廷篤念賢勞，追授禮部尚書、賜國葬、謚清端等(清一代獲清端者僅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