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標，原名玄成，避康熙帝玄燁諱，以字行，一字元錫，別號樓岡，安徽桐城人。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出生，清順治六年（1649年）進士，官至內弘文院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其父方拱乾在明朝天啟年間就頗具文才，崇禎元年中得進士。清朝入關后，剪了辮子，入宮做了少詹事。（就是輔導太子的官，俗稱東宮官，明朝洪武年間設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廢立皇太子后罷官署。

乾隆十八年（1753年）諭：“詹事府東宮僚佐，儲貳未建，其官原可不設，第以翰林敘進之階，姑留以備詞臣遷轉地耳”，自此以后，詹事府官員專備翰林院遷轉之資。）但之后不久，方拱乾因江南科場舞弊案被劾納賄作弊，曾一度發配寧古塔。方孝標因父之罪亦遭流放，此前他已是弘文院侍讀學士，兩年后方孝標獲釋，有一說法是說在康熙二年（1663年）方孝標大概是受朝廷委派到云南受吳三桂翰林職銜而滯留云南。吳三桂叛亂敗露，他率先投降，得免于死，之后因其文采被康熙的哥哥大將軍裕親王福全授以國書龍牌，回到了南京。在南京，方孝標遁跡為僧，法名方空。他根據在滇、黔時所見所聞明末清初事，寫了《滇黔紀聞》一書。另一說法是方孝標到云南訪親探友、游山玩水，吳三桂知曉方孝標文才卓著因而將其強制留在屬下為官。戴名世案發后，方孝標已經亡故，因戴名世所著作《南山集》中論述有方孝標的《滇黔紀聞》一書，而此書中所記時日都以南明的“弘光”、“隆武”、“永歷”為列比《南山集》更甚，著作《南山集》的戴名世因此坐案，自然方孝標更不能放過，即便此時其人只是些尸骨了，為謝“國恨”，一世英名的康熙竟然允準將方孝標挫骨揚灰的建議，罪名是喪心狂逆，文中多有悖亂之言，罔識君親之大義，國法之所不侑，天理之所不容，即便已死也要罪及，于是上演了一幕開關戮尸，挫骨揚灰的丑劇，另文人無不發指。方孝標已死尚被罪及，其子孫及族人更是不被放過，其子方登嶧等人一律斬絕，族中女子，除了嫁人的外，都流亡寧古塔充做官奴。之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似乎覺得戴、方一案殺戮太重，下旨將方登嶧等方孝標的子侄從寬免死。

吳三桂之亂可能讓康熙太過嫉恨，因而做過吳三桂屬下官職的人同時亦遭康熙憤恨，對于方孝標案，康熙下旨，意思說：此案已經與朝中大臣商議，案子內牽連的方姓人都是十惡不赦，喪心逆狂之徒，那個方光琛還竟然當了吳三桂的丞相，方孝標也曾在吳三桂手下當過大官，這等悖逆朝廷圣恩，為虎作倀之人不對其挫骨揚灰顯然不能平朕心恨，康熙還下令將方氏族人遷出原籍，不能留于本地。這樣的懲處也太過了，既然已經對方孝標挫骨揚灰，對其子孫、親族中妻女都流放為奴，還要牽涉其他旁支族裔遷往他地，專制帝王之殘忍，不通清理可見一斑。其實在這里康熙帝以及一干查審大員犯了個“張冠李戴”的錯誤，在吳三桂手下做宰相的方光琛并非是桐城方氏一族，跟方孝標并無族緣關系。方光琛乃安徽歙縣人，他的兒子方學詩等人也在吳三桂屬下為官，戴名世《南山集》中所提及的方學士并非是指方孝標，而是指的這方光琛的兒子方學詩，康熙還曾問過廷臣，此方學士可否為漏網之方學詩耶，廷臣答說不曉得，由于詩與士翻譯為滿語后同音，因而將方學詩誤以為就是方學士，后來再翻查族譜，采曉得歙洲方氏與桐城方氏并無血親關系。

康熙亡故，雍正即位后大赦，受連累的方氏族人也被赦免、準允歸回原籍?？滴醯墼谟惺芬詠淼闹T多帝王中以圣明卓著，其賢德之名不在唐太宗李世民之下，唐帝李氏一族乃鮮卑后裔這似乎已是共識，李世民胸襟廣闊并無華夷之別，也未見其對先朝遺老懷舊之文有殺戮撻伐之事，這康熙皇帝枉虧曉得西方的物理算術，通達之下竟不能容忍幾個舊朝年號，其心之“小”也映照出其“卑丑”。而作為戴、方兩案的發難者趙申喬更是其心卑鄙，有人議論說是趙申喬之子和戴名世同科，趙詔熊狀元，戴名世榜眼，可能因此結怨，此說也有可能，當時戴名世享有盛名，時論也以為狀元非戴莫屬，但最后欽點的卻是趙申喬的兒子趙詔熊。當時人就以此以為趙申喬從中做了什么手腳，可能連戴名世也是如此認為。誤會之下，結怨完全可能。若真是如此，趙申喬矯情的說自己忠君愛國與耿直就更顯得卑鄙無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