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

他還精研歷史，所作《書<辯奸論>后二則》、《書<宋名臣言行錄>后》、《書<邵氏見聞錄>后》等文，敢于堅持真理，摒棄世俗偏見，實事求是地為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辯誣，許多觀點被乾隆時史學家蔡上翔編著的《王荊公年譜考略》中引用。李紱學宗陸象山，著《陸子學譜》20卷、《朱子晚年全論》20卷、《陽明學錄》諸書，力圖調和朱陸“尊德性”與“道問學”之說。李紱一生勤於治學，尤通史學，對王安石變法有所辨正，蔡上翔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多引其說。另著有《春秋一是》、《穆堂類稿、續稿、別稿》百數卷。

理學

李紱學問淵博，下筆千言。崇尚陸象山之學，精研理學，集江西諸先正之長，論學以躬身實踐為主，而歸之于匡時濟世。著有《陸子學譜》20卷、《朱子晚年學譜》20卷、《陽明學錄》，力圖調和朱陸“尊德性”與“道問學”之說。詩文有《穆堂類稿、續稿、別稿》百數卷。在學術上，他是清代著名陸王派學者。梁啟超譽之為：“結江右王學之局的人”；而錢穆譽之為：“有清一代陸王學者第一重鎮”。其培養提拔了諸如全祖望、厲鶚、錢陳群、顧棟高等著名人物。

文學

李紱才思敏捷，作詩動筆如飛。楊希閔《鄉詩摭譚》中稱其“古文直達肝膈，無所緣飾”，“詩有才氣，凌厲無前，尤工次韻，揮斥如意……”。吳越間諸名士皆為嘆服。清朝著名文學家王士禎稱李紱有“萬夫之稟”。全祖望稱他“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裘治”。詩歌代表作有五言長古風：《峽江舟中望東岸諸山》。

方志

李紱對方志學研究頗有見解，在方志編纂及方志理論研究方面也很有成就。著有《春秋一是》20卷。他奉敕主修了《八旗通志》，任廣西巡撫時，還主修《廣西通志》、《畿輔通志》、《汀州府志》，歸家守孝期間，又主纂《臨川縣志》，為方志撰序四十余篇。自撰過《西江志補》、《撫州續志》。對方志的性質、體例、章法、功用、文辭等在理論上有較為完整、嚴密的 闡發。他提出“志，固史之屬也”，一反傳統的方志屬地理書之 說，這一見解雖有缺陷之處，但對扭轉明以后之文弊，提高典籍 之地位大有作用。他提倡方志編纂應“以諸史為宗”，“悉按列 史時代統轄”，認為修志須突出其“籍征考”、“資援據”，“ 纂言記事，必載原書”之特點，切忌浮華空疏。李紱的方志理論 有其獨到精辟之處，為乾嘉時方志學的正式建立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其纂修的《八旗通志》收集、整理了大量資料，查閱了內廷大量檔案，走訪了眾多皇戚貴胄。在此基礎上，從雍正五年（1727）開始編纂，至乾隆四年（1739），歷經13年時間，終于成書。初集250卷，二集256卷（包括卷首12卷），分八志（旗務、土田、營建、兵制、職官、學校、典禮、藝文）、八表（封爵、世職、八旗大臣、宗人府、內閣大臣、部院大臣、省直大臣、選舉）及列傳三大部分。《八旗通志》集滿族檔案、圖書之大成，為后人了解、研究和發掘清朝前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歷史提供了重要參考和憑證。

藏書

清藏書家、學者。字巨來，號穆堂。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入詞館，授編修，歷官工部、戶部、吏部、禮部侍郎。雍正時，官廣西巡撫，遷直隸總督。因參劾河南巡撫田文鏡而被罷官，三年后，奉召回京復職。纂《八旗志書》，杜門著述8年成書。授戶部侍郎，累至內閣學士。學者稱“穆堂先生”。居于宣武門南，以藏書知名，博聞多覽，收藏至5萬卷，并加以校勘。對古史疑義，問答如流。有書樓為“紫藤軒”。袁枚作有《臨川李公傳》。著有《朱子晚年全論》20卷、《春秋一是》20卷、《陽明學錄》、《陸子學諳》20卷、《穆堂類稿、續稿、別稿》百余卷等。

李紱少時孤貧，好學，自幼聰穎，讀書經目成誦，有神童之稱，十歲能詩，十二歲即與里中諸先生結詩社。家貧甚 ，曾大風雪中手拿三百錢獨身尋兄于漢陽，匝月，走三千里。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舉江西鄉試第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武科會試正、副主考官，云南、浙江鄉試正考官等職。康熙五（1720年），升內閣學士，不久兼任左副都御史。

康熙六十年（1721），擔任會試副考官。出榜日，黃霧風霾，康熙帝說：“此榜或有亂臣賊子，否亦當有讀書積學之士不得中式，怨氣所致。”，命重查試卷，其中劣者取消殿試，又賜滿洲舉人留保、直隸舉人王蘭生進士。因落榜舉子聚眾至寓所鬧事，遭御史舒庫彈劾，以隱匿不奏的罪名免官，貶至永定河做河工。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奉召回京，特命復職，任吏部侍郎。因不肯為大將軍年羹堯之子年富等人捐造營房給予從優，為年羹堯所嫉，改充經筵日講官。六月，赴山東負責督促漕運。七月，任兵部侍郎。時值各地運往京城的漕糧屢遭搶劫，奉命將湖南等地的漕糧押運至天津收貯。因擔心貯米壞損，按旨將貯糧估價出售，將盈余銀五千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并將此事告知直隸巡撫李維鈞，李維鈞卻匿而不報，而桑成鼎待李紱赴廣西任時，又將原銀解交廣西。直到年羹堯進京，上疏李紱巧取此項銀兩，應予查懲。雍正經過調查，得知事情原委，親書“奉國罄心”四字，予以獎勵。

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任廣西巡撫。到任后，懲貪肅暴，勤政愛民。時境內苗民受土司挑撥引起械斗，生產遭到破壞，他深入調查研究。從教育、誘導入手，平息了廣西、廣東兩省礦產之爭，并嚴禁漢官、土司欺壓苗民，只要發現督、府、司、道擅立名目，勒索財物，即嚴加懲處。南寧知府接受土司賄賂，被他革職，并通飭九府府丞。另有土龍州貪暴不悛者，也被革除職務。在此期間，還查核了康熙年間廣西巡撫陳元龍等貪污捐納銀款824700余兩之積案。自此，吏風一新，土苗畏威感德，競相釋怨言和，廣西邊地得以安定，受到雍正嘉獎。

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被任為直隸總督。赴京途中，得知田文鏡任河南總督時，待吏苛刻，以嚴厲刻深的風格治理當地。李紱斥田文鏡“身任封疆，有意蹂踐讀書人”，兩人因此而結怨。

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李紱到京就任，適逢大水，民多死亡。他根據州、縣要求，果斷下令各地開倉救災，然后上書朝廷，為自己擅自開倉出谷請罪，雍正認為他做得對，免予處分。后在朝廷中，多次上疏彈劾田文鏡橫行鄉里，貪贓枉法，禍害百姓等，田文鏡則反告李紱結黨營私，后改調工部侍郎。

雍正五年（1727年），又被誣為庇護私黨受劾，議罪21款，被革職交刑部審訊。身系獄中，日讀書飽啖熟睡，同獄的甘肅巡撫稱他“真鐵漢也”。兩次決囚，雍正命縛至西市，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對曰：“臣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刑部查抄他的家產，發現室內簡陋，別無長物，甚至夫人的首飾，都是銅制品，根本不像達官顯宦的家屬。雍正這才相信他的清廉，將其赦免。出獄後奉敕主修《八旗通志》、《廣西通志》、《畿輔通志》等。他閉門謝客，專心著述，歷時八年。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帝繼位，授李紱侍郎銜，管戶部三庫。十月，補戶部侍郎。

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因薦人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受朝廷斥責，降兩級調用。后補詹事，充三禮館副總裁。

乾隆二年（1737年），以母憂歸。乾隆四年（1739年），守母喪時與縣令李廷友同捐資創辦“青云書院”，并親自主持教席，一時名士云集，“才鄉”教育雄風得以重振。

乾隆六年（1741年），充“明史綱目館”副總裁、補光祿寺卿、江南鄉試主考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紱進言，朱子（朱熹）道問學，陸九淵尊德性，不可偏廢，乾隆帝聞而遵從。

乾隆八年（1743），因病告老回鄉，入辭，乾隆帝問：“有欲所陳否？”李紱以慎終如始對答，乾隆帝賜詩獎勵他。居撫州城內上橋寺石芝園（今文昌橋上沿河路），擔任興魯書院山長，并親自講學。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