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汝成，字叔禾，別號豫陽，約生于弘治（1488～1505年）末錢塘（今杭州市）一個書香之家，自幼繼承家學，聰穎敏達，不僅寫得一手好文章，詩詞也作得很出色，他的詩詞多被收入《皇明詞林》、《歷朝詩集》、《明詩綜》里面。《錢塘縣志》在為他作的傳中贊譽道：“杭士自弘（治）正（德）以來，揚聲藝苑者，汝成為最”。

田汝成文章過人，科考也順利，嘉靖五年（1526年）中進士，被任為南京刑部主事，不久改任禮部儀制司員外郎。田汝成在儀制司任職期間，開始制定皇帝南郊祭祀籍田親蠶、西苑省耕田采桑諸大禮的程式，受到嘉靖皇帝的賞識。嘉靖十年（1531年），為求太子，嘉靖皇帝行放生之仁，釋放在上林苑囚禁的動物。田汝成因此上言請求寬宥并釋放在囚犯人，不料卻觸怒了嘉靖皇帝，被切責并停俸兩月，調任祠祭郎中。嘉靖十三年，被放到廣東任提學僉事。嘉靖十四年，貶為安徽滁州知州。次年，提拔為貴州按察司僉事，按察思南、石阡等府。嘉靖十七年（1538年），他從京師述職回鄉后，不久就接到升遷廣西布政使司左參議，分守左江的調令。田汝成回鄉休假未滿期，就奉命乘船南下廣西履職。

廣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區，歷代封建王朝曾采用了不同于中原地區的一些特殊統治手段。元朝在原羈縻州縣范圍的基礎上，設立行省、路、府、州，分設宣撫司、宣慰司、招討、安撫司、長官司等，仍以少數民族首領司職，是為“土司”。另有漢人官員輔佐，這些漢人官員稱“流官”。土司準予世襲，但必須朝貢和繳納賦稅，土司制度自此始。

明初，“踵元故事”，推行土司制度，凡各族來歸者，即因原官授之，分別給他們主管郡、州、縣，規定賦稅數額，準予世襲，但普遍設置流官吏目及典史，對土司進行監督。明王朝對土司的任用、升遷、懲處、貢賦、教化、土兵的調遣作了一系列規定。

到了嘉靖年間，經過近二百年的經營，明王朝已建立起一套嚴格控制土司的制度。然而，這種控制，并不能消除土司與明王朝之間的矛盾，土司對抗朝廷，互相攻殺，擾亂地方的事常常發生。這不但影響了明王朝在廣西地區統治的穩定，也影響到賦稅征收，迫使明王朝不得不將一些不馴服的土司黜革，改為流官統治。同時，各級土司為了保持其半割據的世襲地位，頑固地保留落后習俗，越來越成為經濟文化發展的障礙。

然而，另一方面，弘治、正德以來，明王朝政治腐敗，各種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官吏及土司的雙重剝削壓迫，迫使人民不斷起義反抗，斗爭此伏彼起，特別是廣西大藤峽地區的起義，規模大，時間長，影響久遠。鎮壓人民起義、防守邊地，明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土司的力量。明初思恩、田州土司岑氏之亂，連續多年未能平定。直到嘉靖五年朝廷派重臣王守仁到廣西，才以招撫形式把事件平息下來，并依靠招撫的土司兵鎮壓大藤峽瑤民起義。所以，明王朝在加強對土司控制的同時，又采取籠絡手段，將許多已改流的府、州，重新恢復土司統治。但是不管改流還是改土，仍然不能使社會矛盾緩和，反而有激化的趨勢。因此，對西南少數民族如何治理，成為明王朝亟待解決的問題。

田汝成就在這種形勢下來到廣西。當時廣西左江地區的龍州土官趙楷、憑祥土官李寰與族人爭襲官位，先后擅殺朝廷所封土司自立，左江地區騷動。同時安南（越南舊稱）的莫登庸篡位后，窺視中國領土，暗地派人與趙楷、李寰勾通。形勢非常嚴峻。處理龍州土官變亂問題，稍不得法，將釀成邊關大戰。田汝成與廣西按察司副使翁萬達均認為趙楷、李寰弒主自立，只是想要朝廷封他們為土司，原無反叛之意，故未公開與莫氏勾結。倘若朝廷興兵征討，必使趙、李二人公開倒向莫登庸；如果就此承認他們襲位的合法化，又會助長土官家族內部爭襲官位、互相殘殺之風。田汝成、翁萬達即設計穩住趙楷、李寰，然后伺機擒殺他們，龍憑之亂遂定。此舉既安定了龍、憑二州，避免了一場干戈，又阻止了莫登庸勢力的滲透，朝廷亦免興師之勞。田汝成的政治才干，使他在同僚中享有一定的威信。當時，以右都御史銜參贊云南軍事的毛伯溫，曾稱贊他“知謀善慮，宣博有本”，是個“文而知權者也”。

田汝成接著又跟隨翁萬達鎮壓大藤峽瑤民起義。他建議翁萬達軟硬兼施：用封官許愿的辦法招撫土官，讓他們為明王朝賣命；用土官隊伍鎮壓起義。他還提出了平定起義后的治理方略。

嘉靖十九年（1540年），田汝成提升為福建提學副使，離開了廣西。嘉靖二十年，他告病回鄉，此后不再復出任官。

田汝成做官的日子并不很長，十五年間只做過兩任京官，自忤旨被謫后，一直不再為朝廷重用，屢次被發放到邊遠的貴州、廣西地區任職。他到過南海、夜郎、桂林等地。每到一處，他都訪古撫今，找尋山川之源，探訪形勝之周防，分析邊關情勢的真偽，判斷軍務的輕重緩急。盡管田汝成厭倦邊疆生活，然而他對朝廷始終懷著耿耿忠心。因此，在貴州、廣西為官期間，田汝成細察民情，留意吏事，悉心研究治理方略，積極地為維護明王朝的統治服務。

由于有親身經歷，田汝成逐漸形成了對西南少數民族如何治理的看法。但因其官位不高，既不能直接上書皇帝，也不能將見解付諸實施，遂轉而從事著述，以備有關官員“鑒昔慎今”，作從政參考。早在赴廣西途中，他就立下了“追陳蹤于疇曩，永唏嘆於來茲”，“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游之可述”的心愿。此后，他將自己在廣西、貴州所經歷之事，“載筆途次，條刺日程”，并寫下評論。當他回歸故里時，浙江布政使陳希齋發現了這些手稿，贊其言事詳核，有益于吏治，便鼓勵田汝成整理付梓。田氏遂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夏將這些手稿冠以《炎徼紀聞》之名，鋟行流布。

田汝成一生雖無重大政治建樹，但他的詩文使他在文壇上獲得了較高的聲譽。他的著述，時稱博洽，據清錢謙益《歷朝詩集小傳》記載，共有一百六十多卷。著名的有《西湖游覽志》、《炎徼紀聞》、《武夷游詠》等。

田汝成不僅在文學上有較深造詣，而且在史學上也頗有見地。他十分推崇司馬遷，稱贊司馬遷能“遠涉江淮，大肆文章之力”，從而寫成不朽之作《史記》。感到自己才能雖不如司馬遷，但任官十余年，“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雖蹤跡未遍于埏垓，而耳目已超于圭篳”，也是可將耳聞目睹之事記錄下來，為后人提供借鑒的。因而“公余必展書史，非但多聞喜道時事。輯諸掌故，耳目所及，欣然攬筆為之注記”。他罷官故里，則盤桓湖山，“因名勝而附以事跡，鴻纖巨細，一一兼垓”。“雖體式不襲于前賢，而話言必核而真見”。他把自己的政治見解與對史事的生動記述揉為一體，寫下了許多著述，使人讀了他的著作，不僅能了解風土人情、名勝風景，而且能了解掌故的由來及“治國安民”之策。《炎徼紀聞》正是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