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學家程顥有一首詩叫《秋日偶成》，此詩以清新閑適的語言風格寫出了中國文化生成的幾個重要心理語境。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程顥

　　程顥詩中的閑靜是中國文學生成的重要心理語境。中國文學的生成論中有著名的“感物說”，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萬物生長有其本然的規則，而人生天地之間，參天地之物，實為天地之心，自然會不斷地與萬物進行各種各樣的交流與心靈的投射。“詩言志”，“詩緣情”莫不由心靈感物為始端，而“靜觀自得”在創作層面上呈現出文學生成的心理語境。劉勰論文學創作“貴在虛靜”，講究“入興貴閑”，如此才能進入最佳狀態。如果身心未能閑靜，則很難用一顆虛靜靈明的心燭照萬物，體察自然生長的和諧與生趣，進而也就不可能獲得渾然與物同體的“自得”之樂。

　　“自得”之樂

　　古代文人有雅集、宴游之風，他們創作的書畫作品、書畫題跋以及閑適詩、游仙詩、題畫詩等不同題材的作品，都與其參與具有休閑娛樂、交流切磋性質的集會有很大關系。

　　程顥詩歌中呈現出來的對天道、人事的敬畏是中國本土哲學生成的重要心理語境。程顥說：“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河南程氏遺書》)這種表述將“敬”字放在了通往天道的關鍵層面上。二程講“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敬為學之大要”，如果缺少了“敬”，那么人們不僅對天道的體察無從言起，就是基本的問學之道也是惘然。理學家們對“敬”的看重可以追溯到先秦經典文獻中去，也正是他們懷著一顆對先賢文化的敬畏之心，才有了宋明理學的生成。據學者統計先秦典籍中“敬”字廣泛出現：《尚書》66處，《周易》8處，《周禮》9處，《儀禮》22處，《詩經》22處。“六經”時代的“敬”，由古人面對自然神秘時所持有的恐懼心態，進一步延伸到對人事人生的思考，并形成一種恭敬、謹慎、嚴肅的處世態度，更多地凸顯了人文精神。《中庸》講：“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所以，古人觀天道之微以察人心之危，研神理而設教，以期有所警示。以“六經”為代表的王官之學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響著諸子對天地人生的思考，尤其是周代“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觀念對諸子學的生成無疑起到了心理上的暗示。《論語》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孔子對“仁”的思考恰恰是在敬畏、敬重、恭敬中完成的。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

　　對人事的敬畏也是中國史學生成的重要心理語境。文天祥有詩云：“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正氣歌》)齊國太史與晉國董狐是《左傳》記載的“古之良史”，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不畏權勢而秉筆直書，這種“書法不隱”的史家精神蘊含著對人事的敬畏之心，也成為后世著書的典范。劉知幾在《直書》、《曲筆》兩篇文章中，稱贊奮筆直書的高尚史德，鄙視歪曲歷史以謀取榮華的卑劣史觀，便是繼承了先賢的意志。章學誠看重著書之心術，主張良史要有君子之心，“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史德》)即在天道、人事之間，謹慎持中，氣平情正，若此，發為文辭才不至于害義違道。雖然，歷史寫作很難做到絕對的客觀真實，但是我們力求接近歷史真實的意圖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懲惡揚善的民族文化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正義史觀的形成。所以，古人對人事心存敬畏，秉筆直書，為中國史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石。

　　古人對人事心存敬畏

　　如今，快節奏的生活與人際交往，使我們很難靜下心來，長時間思考體悟某個問題，更沒有雅致的心情在酒肉滿席的氛圍中玩味文化的樂趣。而“敬畏”的缺失，也是一個大問題。沒有了對天地的敬畏，人們便可以砍伐森林，屠殺動物，破壞生態環境;沒有了對人事的敬畏，人倫便可以不顧，歷史便可以隨意改寫。中國文化的生成有其心理語境，如果不能進入這個語境，那么我們就很難體會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更何談發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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