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

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

都說瑞雪兆豐年，豐年情況將如何？

長安城里有窮人，我說瑞雪不宜多。

盡：全。道：講，說。豐年瑞：瑞雪兆豐年。

若何：如何，怎么樣。

宜：應該。

題目是“雪”，詩卻非詠雪，而是發了一通雪是否瑞兆的議論。絕句長于抒情而拙于議論，五絕篇幅極狹，尤忌議論。作者偏用其短，看來是有意造成一種特殊的風格。　

瑞雪兆豐年。辛勤勞動的農民看到飄飄瑞雪而產生豐年的聯想與期望，是很自然的。但眼下是在繁華的帝都長安，這“盡道豐年瑞”的聲音就頗值得深思。“盡道”二字，語含譏諷。聯系下文，可以揣知“盡道豐年瑞”者是和“貧者”不同的另一世界的人們。這些安居深院華屋、身襲蒙茸皮裘的達官顯宦、富商大賈，在酒酣飯飽、圍爐取暖、觀賞一天風雪的時候，正異口同聲地大發瑞雪兆豐年的議論，他們也許會自命是悲天憫人、關心民生疾苦的仁者呢！　

正因為是此輩“盡道豐年瑞”，所以接下去的是冷冷的一問：“豐年事若何？”即使真的豐年，情況又怎樣呢？這是反問，沒有作答，也無須作答。“盡道豐年瑞”者自己心里清楚。唐代末葉，苛重的賦稅和高額地租剝削，使農民無論豐歉都處于同樣悲慘的境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獲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納于官，私室無倉箱”。這些詩句對“事若何”作出了明確的回答。但在這首詩里，不道破比道破更有藝術力量。它好象當頭一悶棍，打得那些“盡道豐年瑞”者啞口無言。　

三、四兩句不是順著“豐年事若何”進一步抒感慨、發議論，而是回到開頭提出的雪是否為瑞的問題上來。因為作者寫這首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抒寫對貧者雖處豐年仍不免凍餒的同情，而是向那些高談豐年瑞者投一匕首。“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好象在一旁冷冷地提醒這些人：當你們享受著山珍海味，在高樓大廈中高談瑞雪兆豐年時，恐怕早就忘記了這帝都長安有許許多多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露宿街頭的“貧者”。他們盼不到“豐年瑞”所帶來的好處，卻會被你們所津津樂道的“豐年瑞”所凍死。一夜風雪，明日長安街頭會出現多少“凍死骨”啊！“為瑞不宜多”，仿佛輕描淡寫，略作詼諧幽默之語，實際上這里面蘊含著深沉的憤怒和熾烈的感情。平緩從容的語調和犀利透骨的揭露，冷雋的諷刺和深沉的憤怒在這里被和諧地結合起來了。

雪究竟是瑞兆，還是災難，離開一定的前提條件，是很難辯論清楚的，何況這根本不是詩的任務。詩人無意進行這樣一場辯論。他感到憎惡和憤慨的是，那些飽暖無憂的達官貴人們，本與貧者沒有任何共同感受、共同語言，卻偏偏要裝出一副對豐年最關心、對貧者最關切的面孔，因而他抓住“豐年瑞”這個話題，巧妙地作了一點反面文章，扯下了那些“仁者”的假面具，讓他們的尊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詩里沒有直接出現畫面，也沒有任何形象的描繪。但讀完了全詩，詩人自已的形象卻鮮明可觸。這是因為，詩中那些看來缺乏形象性的議論，不僅飽含著詩人的憎惡、蔑視、憤激之情，而且處處顯示出詩人幽默詼諧、憤世疾俗的性格。從這里可以看出，對詩歌的形象性是不宜作過分偏狹的理解的。

羅隱 : 羅隱（833-909），字昭諫，新城（今浙江富陽市新登鎮）人，唐代詩人。生于公元833年（太和七年），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師，應進士試，歷七年不第。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乃自編...[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