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圣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5．對下列句子中加點詞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
A．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
B．《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
C．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D．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為哉
6．將文言虛詞依次填入文中括號內，最恰當的一組是（
邪說（
A．而
C．以
7．下列用“/”給文中畫波浪線部分的斷句，正確的一項是（
A．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B．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C．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D．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8．下列對原文有關內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A．從第二段可以看出，劉向認識到了“謀詐”之害，但是他又為戰國時的謀士們開脫，認為在當時形勢下，他們不能不那么做。而作者不同意劉向的后一觀點。
B．第三段以孔孟為例，有力地否定了劉向“不得不然”的觀點。孔孟與策士們生活于相同的年代，卻能闡明先王的治國之道，看來并不是非用“謀詐”之術不可。
C．作者認為《戰國策》宣揚“謀詐”之術，而邪說會危害正道，所以應該把它廢棄禁絕；但考慮到它的史料非常豐富，又認為不能毀掉。
D．作者盡管與劉向意見相左，但依然能客觀地肯定劉向的長處，遺詞十分委婉，充分表現了對前代學者的尊重。
9．把文言文閱讀材料中加橫線的句子翻譯成現代漢語。（10分）
（1）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
（2）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
（3）放而絕之，莫善于是。
參考答案
5．B（“闕”應為“缺少、缺失”意。）
6．D（“之”，助詞，取消主謂之間的獨立性；“也”，用在句中，表語氣的舒緩和停頓；“而”，連詞，表遞進；“其…乎”，固定結構，表反問。）
7．C（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8．C（作者認為應該“明其說于天下”，從思想上明辨是非，而且它又是史籍著述，所以不贊同廢棄禁絕《戰國策》。）
9．（1）（孔子、孟子）能夠不茍且隨便罷了。這就可以說是不受流行習俗迷惑，而對自己的見解有堅定的信念。（4分）
（2）他們給后代造成的大禍已經很清楚了，可是一般俗人還對此執迷不悟。（3分）
（3）廢棄并禁絕邪說（的辦法），沒有比這更好的。（3分）
參考譯文
劉向編定的《戰國策》共三十三篇，《崇文總目》說有十一篇缺失了。我到士大夫家訪求，才全部得到了這部書，校正了其中錯誤的地方，對不可考據的地方暫時存疑，此后《戰國策》三十三篇就完整了。
我說：劉向給此書作序，說周朝初期，實行了教育感化，修整了法令制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了后來，計謀欺詐盛行，仁義的道路被阻塞了，所以天下大亂。他的說法是很正確的。但在文章最后他卻認為這部書中，戰國的謀士是揣測當時的國君所能實行的，才不得不這樣去做，這樣可以說，他是被世俗的見解所迷惑，卻不能堅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孔子、孟子的時代，距離周朝初期已經好幾百年，那些舊的法令已經消失，舊的習俗已經消亡很久了。孔子、孟子卻偏偏闡明先王治國的原則，認為是不能改變的，難道是要強迫當時天下的國君去做后世所不能辦到的事嗎？他們只不過是要根據他們所碰上的時代，所遭遇的變化，而提出當時應當實行的主張，使那些主張不背離先王們的用意罷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他們之間的變革本來各不相同，他們的辦法本來就有差別，但他們治理國家天下的用意，以什么為根本，以什么為末事，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未嘗不相同。孔孟之道，也不過如此罷了。法，只是用來適應變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道，是用來確立根本的原則，不能夠不統一。這是不可改變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堅持這個原則，難道是喜歡提出不同的言論主張嗎？只是能夠做到不茍且罷了。他們可以說是不被世俗的見解所迷惑，而且能夠堅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戰國時代的游說之士卻不這樣。他們不懂得道是可信的，卻喜歡他們的言論容易與國君的想法相符合；他們的居心用意，只是茍且地提出一時權宜的策略罷了。所以他們談論欺詐的好處，而諱言欺詐的失敗；夸說戰爭的好處，而隱瞞戰爭帶來的禍患。他們爭相奔走去做的事，不是沒有好處，但是不會超過它的害處；不是沒有所得，但是不能超過所失。最后到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這些人，因此而失去了他們的身軀；而任用他們的諸侯和秦國，也使自己的國家遭到滅亡。游說之士的那套辦法，是社會的大災禍，這一點再明白不過了。但世俗之人對它還沒有覺悟過來。只有先王之道，根據時代，適應變法，做法不同，對它加以考察若沒有缺點，用它治理國家就不會發生弊病。所以古代的圣賢沒有用先王的原則去與游士之說做交換的。
有人說：“邪偽之說對正確的原則是有害的，應當廢棄并進絕它。那么《戰國策》這部書不銷毀，行嗎？”我回答說：“君子要禁止邪說的話，本來要向天下的人說明那些邪說，使當時的人都知道邪說不能信從，然后加以禁止才能統一認識；使后代的人都懂得邪說不能照著辦，然后加以告誡才能使人明白。難道一定要毀滅這本書嗎？要廢棄禁絕邪說，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因此《孟子》這部書里，有農家的學說，墨家的言論，都被記載下來并加以駁斥。至于《戰國策》的寫作，往上緊接著《春秋》，往下到楚、漢的興起，共二百四十五年，記載了期間的歷史事跡，本來就不可能廢棄。”
這本書東漢高誘注解的有二十一篇，有人說是三十二篇，《崇文總目》中記有八篇，現在存在的共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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