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唐代岑參的《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

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勉強地想要按照習俗去登高飲酒，可惜再沒有像王弘那樣的人把酒送來。

憐惜遠方長安故園中的菊花，這時應正寂寞地在戰場旁邊盛開。

九日：指九月九日重陽節。

強：勉強。

登高：重陽節有登高賞菊飲酒以避災禍的風俗。

憐：可憐。

傍：靠近、接近。

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安祿山起兵叛亂，次年長安被攻陷。公元757年（唐肅宗至德二載）二月肅宗由彭原行軍至鳳翔，岑參隨行。這首詩原有小注說：“時未收長安”。九月唐軍收復長安，此詩可能是當年重陽節在鳳翔寫的。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陽節登高為題材的好詩不少，并且各有特點。岑參的這首五絕，表現的不是一般的節日思鄉，而是對國事的憂慮和對戰亂中人民疾苦的關切。表面看來寫得平直樸素，實際構思精巧，情韻無限，是一首言簡意深、耐人尋味的抒情佳作。

首句“登高”二字就緊扣題目中的“九日”，點明了詩文寫作的時間。劈頭一個“強”字，是不愿為之而又不得不為之的心態體現，表現了詩人在戰亂中的凄清景況。“登高去”，還見出逢場作戲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強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表現出強烈的無可奈何的情緒。重陽節大家都喜歡登高，而詩人卻說勉強想去登高，透著些凄涼之意，不知這是為何。結合題目“思長安故園”來看，詩人是流露出濃郁的思鄉情緒。岑參是南陽人，但久居長安，故稱長安為“故園”。但長安不僅是故園，更是國家的都城，而它竟被安、史亂軍所占領。在這種特定情境之下，詩人就很難有心思去過重陽節，去登高勝賞了。典型的環境，使詩人登高時的心情愈趨復雜：既思故園，更思帝都，既傷心，更感慨，兩種感情交匯撞擊著他的心房。

“遙憐故園菊”句化用陶淵明的典故。既是“登高”，詩人自然聯想到飲酒、賞菊。據《南史·隱逸傳》記載：陶淵明有一次過重陽節，沒有酒喝，就在宅邊的菊花叢中獨自悶坐了很久。后來正好王弘送酒來了，才醉飲而歸。此句承前句而來，銜接自然，寫得明白如話，雖然巧用典故，卻無矯揉造作之感，使人不覺是用典，達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邢邵語），所以能引起讀者的聯想和猜測：不知造成“無人送酒來”的原因是什么。其實這里反用其意，是說自己雖然也想勉強地按照習俗去登高飲酒，可是在戰亂中，沒有像王弘那樣的人來送酒助興，共度佳節。所以，“無人送酒來”句，實際上是在寫旅況的凄涼蕭瑟，無酒可飲，更無菊可賞，暗寓著題中“行軍”的特定環境。

“應傍戰場開”句開頭一個“遙”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園長安相隔之遠，而更見思鄉之切。作者寫思鄉，沒有泛泛地籠統地寫，而是特別強調思念、憐惜長安故園的菊花。這樣寫，不僅以個別代表一般，以“故園菊”代表整個故園長安，顯得形象鮮明，具體可感；而且這是由登高飲酒的敘寫自然發展而來的，是由上述陶淵明因無酒而悶坐菊花叢中的典故引出的聯想，具有重陽節的節日特色，仍貼題目中的“九日”，又點出“長安故園”，可以說是切時切地，緊扣詩題。

詩寫到這里為止，還顯得比較平淡，然而這樣寫，卻是為了逼出關鍵的最后一句。這句承接前句，是一種想象之辭。本來，對故園菊花，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想象，詩人別的不寫，只是設想它“應傍戰場開”，這樣的想象扣住詩題中的“行軍”二字，結合安史之亂和長安被陷的時代特點，寫得新巧自然，真實形象，使讀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鮮明的戰亂圖：長安城中戰火紛飛，血染天街，斷墻殘壁間，一叢叢菊花依然寂寞地開放著。此處的想象之辭已經突破了單純的惜花和思鄉，而寄托著詩人對飽經戰爭憂患的人民的同情，對早日平定安史之亂的渴望。這一結句用的是敘述語言，樸實無華，但是寓巧于樸，余意深長，耐人咀嚼，頓使全詩的思想和藝術境界出現了一個飛躍。

岑參 : 岑參（約715-770年），唐代邊塞詩人，南陽人，太宗時功臣岑文本重孫，后徙居江陵。[1-2] 岑參早歲孤貧，從兄就讀，遍覽史籍。唐玄宗天寶三載（744年）進士，初為率府兵曹參軍。后兩次從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