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詩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的《飲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語態或指責是非顛倒、毀譽雷同的上流社會；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險惡；或表現詩人退出官場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現詩人在困頓中的牢騷不平。從詩的情趣和筆調看，可能不是同一時期的作品。東晉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恭帝為零陵王，次年殺之自立，建劉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隱晦曲折地記錄了這一篡權易代的過程，對晉恭帝以及晉王朝的覆滅流露了無限的哀惋之情。此時陶淵明已躬耕隱居多年，亂世也看慣了，篡權也看慣了，但這首詩仍透露出他對世事不能忘懷的精神。

詠懷詩

陶淵明的詠懷詩以《雜詩》十二首，《讀山海經》十三首為代表。《雜詩》十二首多表現了自己歸隱后有志難騁的政治苦悶，抒發了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人格。可見詩人內心無限深廣的憂憤情緒。《讀山海經》十三首借吟詠《山海經》中的奇異事物表達了同樣的內容，如第十首借歌頌精衛、刑天的“猛志固常在”來抒發和表明自己濟世志向永不熄滅。

田園詩

陶淵明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最高。這類詩充分表現了詩人鄙夷功名利祿的高遠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節操；充分表現了詩人對黑暗官場的極端憎惡和徹底決裂；充分表現了詩人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對勞動的認識和對勞動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為一個文人士大夫，這樣的思想感情，這樣的內容，出現在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門閥制度和觀念森嚴的社會里顯得特別可貴。陶淵明的田園詩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頓狀況的，可使讀者間接地了解到當時農民階級的悲慘生活。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并記》大約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繪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表現了詩人對現存社會制度徹底否定與對理想世界的無限追慕之情。它標志著陶淵明的思想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陶淵明是田園詩的開創者。他的田園詩以純樸自然的語言、高遠拔俗的意境，為中國詩壇開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響到唐代田園詩派。在他的田園詩中，隨處可見的是他對污濁現實的厭煩和對恬靜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在《歸園田居》中，他將官場寫成“塵網”，將身處其中比喻為“羈鳥”和“池魚”，將退隱田園更是比喻為沖出“樊籠”，返回“自然”。因為有實際勞動經驗，所以他的詩中洋溢著勞動者的喜悅，表現出只有勞動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歸園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證明，這也正是他的田園詩的進步之處。

陶淵明的詩在南北朝時影響不大。劉勰著《文心雕龍》，對陶淵明只字未提。鐘嶸《詩品》列陶詩為中品，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認為其詩“其源出于應璩”。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對陶淵明推崇備至：“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文選》收錄陶淵明的詩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錄較多的作者。陶淵明的田園隱逸詩，對唐宋詩人有很大的影響。杜甫詩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詩人蘇東坡對陶潛有很高的評價：“淵明詩初看似散緩，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蘇東坡更作《和陶止酒》、 《和陶連雨獨飲二首》，《和陶勸農六首》、《和陶九日閑居》、《和陶擬古九首》、《和陶雜詩十一 首》、《和陶贈羊長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贈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劉柴桑》、《和陶酬劉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詩，可見陶淵明對蘇東坡影響之深。

散文辭賦

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賴于他的散文和辭賦的，實不下于他的詩歌。特別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這三篇最見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傳》采用正史紀傳體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跡而重在表現生活情趣，帶有自敘情懷的特點，這種寫法是陶淵明首創。文章用極其簡潔的筆墨表達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劃出一條與世俗的界限，從而塑造了一個清高灑脫、怡然自得、安貧樂道的隱士形象，五柳先生也成為寄托中國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歸去來兮辭》是一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文中不乏華彩的段落，其跌宕的節奏，舒暢的聲吻，將詩人欣喜若狂的情狀呈現在讀者面前。歐陽修曾評價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片而已。”

《桃花源記》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處，描寫了一個美好的世外桃源。其中應當強調的是，陶淵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獨特之處：在桃花源生活的是一群普通的人，一群躲避戰亂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純。陶淵明在歸隱之初想到的還是個人的進退清濁，寫《桃花源記》時已不限于個人，而是想到整個社會的出路和廣大人民的幸福。能夠邁出這一步與多年的躬耕和貧困生活有關。雖然桃花源只是一個空想，但能提出這個空想是十分可貴的。

青少年時期（28歲以前）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過大司馬，祖父、父親也做過太守縣令一類的官。但陶淵明的父親死得早，淵明少年時，家運已衰落，“少而貧苦。”他自述：“自余為人，逢運之貪。簞瓢屢罄，絺綌冬陳。”（《自祭文》）但物質生活雖然貧乏，陶淵明的精神生活卻很豐富。他學習儒家《六經》，學習《老子》、《莊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遠翥”，頗有“佐君立業”的政治抱負。而另一方面，匡廬山水和田園風景，也使他愛好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

學仕時期（29-41歲）

晉代的門閥制度，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在那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淵明根本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29歲時他進入官場，當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職自解歸家閑居。以后又先后幾次出任小官，不僅無由施展濟世抱負，而且于“志意多所恥”。最后一次為官是當彭澤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場黑暗，“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辭官歸田。

歸田時期（42-63歲）

陶淵明歸田之后，即在家鄉過著躬耕隱居的生活，并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親自撰寫《五柳先生傳》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這使他改變了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的共同勞動和交往中，對他們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貧困，“老至更長饑”，但他不受“嗟來之食”，拒絕權貴的饋贈，表現出君子固窮的志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