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先秦佚名的《蓼莪的《》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看那莪蒿長得高，卻非莪蒿是散蒿。可憐我的爹與媽，撫養我大太辛勞！
看那莪蒿相依偎，卻非莪蒿只是蔚。可憐我的爹與媽，撫養我大太勞累！
汲水瓶兒空了底，裝水壇子真羞恥。孤獨活著沒意思，不如早點就去死。沒有親爹何所靠？沒有親媽何所恃？出門行走心含悲，入門茫然不知止。
爹爹呀你生下我，媽媽呀你喂養我。你們護我疼愛我，養我長大培育我，想我不愿離開我，出入家門懷抱我。想報爹媽大恩德，老天降禍難預測！
南山高峻難逾越，飆風凄厲令人怯。大家沒有不幸事，獨我為何遭此劫？南山高峻難邁過，飆風凄厲人哆嗦。大家沒有不幸事，不能終養獨是我！
蓼（lù）蓼：長又大的樣子。莪（é）：一種草，即莪蒿。李時珍《本草綱目》：“莪抱根叢生，俗謂之抱娘蒿。”
匪：同“非”。伊：是。
劬（qú）勞：與下章“勞瘁”皆勞累之意。
蔚（wèi）：一種草，即牡蒿。
瓶：汲水器具。罄（qìng）：盡。
罍（léi）：盛水器具。
鮮（xiǎn）：指寡、孤。民：人。
怙（hù）：依靠。
銜恤：含憂。
鞠：養。
拊：通“撫”。畜：通“慉”，喜愛。
顧：顧念。復：返回，指不忍離去。
腹：指懷抱。
昊（hào）天：廣大的天。罔：無。極：準則。
烈烈：通“颲颲”，山風大的樣子。
飄風：同“飆風”。發發：讀如“撥撥”，風聲。
谷：善。
律律：同“烈烈”。
弗弗：同“發發”。
卒：終，指養老送終。
關于此詩的背景，《毛詩序》說：“《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歐陽修認為所謂“刺幽王，民人勞苦”云云，“非詩人本意”（《詩本義》），詩人所抒發的只是不能終養父母的痛極之情。
《毛詩序》說此詩“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只有最后一句是中的之言，至于“刺幽王，民人勞苦”云云，正如歐陽修所說“非詩人本意”（《詩本義》），詩人所抒發的只是不能終養父母的痛極之情。
此詩六章，似是悼念父母的祭歌，分三層意思：首兩章是第一層，寫父母生養“我”辛苦勞累。頭兩句以比引出，詩人見蒿與蔚，卻錯當莪，于是心有所動，遂以為比。莪香美可食用，并且環根叢生，故又名抱娘蒿，喻人成材且孝順；而蒿與蔚，皆散生，蒿粗惡不可食用，蔚既不能食用又結子，故稱牡蒿，蒿、蔚喻不成材且不能盡孝。詩人有感于此，借以自責不成材又不能終養盡孝。后兩句承此思言及父母養大自己不易，費心勞力，吃盡苦頭。中間兩章是第二層，寫兒子失去雙親的痛苦和父母對兒子的深愛。第三章頭兩句以瓶喻父母，以罍喻子。因瓶從罍中汲水，瓶空是罍無儲水可汲，所以為恥，用以比喻子無以贍養父母，沒有盡到應有的孝心而感到羞恥。句中設喻是取瓶罍相資之意，非取大小之義。“鮮民”以下六句訴述失去父母后的孤身生活與感情折磨。漢樂府詩《孤兒行》說“居生不樂，不如早去從地下黃泉”，那是受到兄嫂虐待產生的想法，而此詩悲嘆孤苦伶仃，無所依傍，痛不欲生，完全是出于對父母的親情。詩人與父母相依為命，失去父母，沒有了家庭的溫暖，以至于有家好像無家。曹粹中說：“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無所告，故銜恤。上堂人室而不見，故靡至也。”（轉引自戴震《毛詩補傳》）理解頗有參考價值。第四章前六句一一敘述父母對“我”的養育撫愛，這是把首兩章說的“劬勞”、“勞瘁”具體化。詩人一連用了生、鞠、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個動詞和九個“我”字，語拙情真，言直意切，絮絮叨叨，不厭其煩，聲促調急，確如哭訴一般。如果借現代京劇唱詞“聲聲淚，字字血”來形容，那是最恰切不過了。這章最后兩句，詩人因不得奉養父母，報大恩于萬一，痛極而歸咎于天，責其變化無常，奪去父母生命，致使“我”欲報不能！后兩章第三層正承此而來，抒寫遭遇不幸。頭兩句詩人以眼見的南山艱危難越，耳聞的飆風呼嘯撲來起興，創造了困厄危艱、肅殺悲涼的氣氛，象征自己遭遇父母雙亡的巨痛與凄涼，也是詩人悲愴傷痛心情的外化。四個入聲字重疊：烈烈、發發、律律、弗弗，加重了哀思，讀來如嗚咽一般。后兩句是無可奈何的怨嗟。
賦比興交替使用是此詩寫作一大特色。三種表現方法靈活運用，前后呼應，抒情起伏跌宕，回旋往復，傳達孤子哀傷情思，可謂珠落玉盤，運轉自如，藝術感染力強烈。《晉書·孝友傳》載王裒因痛父無罪處死，隱居教授，“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并廢《蓼莪》之篇”；又《齊書·高逸傳》載顧歡在天臺山授徒，因“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類似記載尚有，不必枚舉。子女贍養父母，孝敬父母，本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之一，實際也應該是人類社會的道德義務，而此詩則是以充沛情感表現這一美德最早的文學作品，對后世影響極大，不僅在詩文賦中常有引用，甚至在朝廷下的詔書中也屢屢言及。《詩經》這部典籍對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形成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