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請購書

魏徵令狐德棻在唐初倡舉了兩件事很有歷史意義。其中一件是奏請購募天下書。唐初，德棻任秘書丞，職責是掌管經籍圖書之事。當時經隋末大亂，經籍圖書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議，以朝廷之力廣泛收求天下書，對獻書者“重加錢帛”，予以獎勵，對所收之書，“增置楷書，令繕寫”。在唐高祖支持下，這個計劃順利執行，“數年間，群書略備”。

武德五年（622），升任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人受詔撰《藝文類聚》。當時，戰亂之后，書籍散佚，他向高祖李淵上奏，請以重價購求天下遺書，置書吏修繕補錄，數年間，群書大備。貞觀中，又奏議修纂梁、陳、周、齊、隋五史，他主修《周書》。高宗朝，官弘文館、崇賢館學士，遷國子祭酒。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與，晚年著述尤勤。編有《五代史志》、《大唐禮儀》、《太宗實錄》、《高宗實錄》，著有《凌煙閣功臣故事》、《皇帝封禪儀》等。

成績可觀

這項工作的成績是很可觀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余萬卷”。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舊書八萬余卷外，另十二萬余卷則是購求而來，并且已分類別，足見成績之大。這項工作隨后也堅持了下去，貞觀年間，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為秘書監，繼續購求遺書，選書手、讎校百余人，繕寫群書，藏于內庫，由宮人掌管。

整理古籍

特別是貞觀二年（628）魏徵帶領學者，對購求之書按“四部”分類，進行校訂，“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備”。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廢待舉之時，及時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建議并主持購募遺書，從而及時地搶救了大批散失的古書圖籍，表明了他的遠見卓識。這一大規模求書壯舉，為貞觀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規模修史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來奠定一個良好基礎。

參與撰修

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學成就是極輝煌的，而“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德棻對高祖李淵說了一番言辭懇切的話：“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

史學講解

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史學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高潮，朝代興替頻繁，反映各朝歷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現，一朝史可達幾種至十幾種。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內容又往往不能包舉一代，所以資料豐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見。而且由于戰亂頻繁，史書隨出隨亡。德棻所舉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均無完整史書。其中梁、陳、齊，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為嚴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時代相連、“耳目猶接”的有利條件抓緊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難了。可見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責任感。

政治講解

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脈相承，而且恰好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關中武川，并且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權的核心“八柱國”之一，死后追封為唐公，李淵的父親李昺也在北周襲封唐公，為柱國大將軍。所以德棻指出“國家二祖功業，并在周時”。

正統觀念

如果能通過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強調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脈相承的正統觀念，進而宣傳李唐祖先功業，那么對于鞏固剛剛建立的唐政權，是再好不過的明智之舉了。德棻的及時建議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慮，經過一番籌劃，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詔修前代魏、周、隋、梁、齊、陳六史，對各史編修人員作了分工。負責周史的是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但這次修史“歷數年，竟不就而罷”。

未成的原因雖然史無明文，但據事分析，大約有以下幾點：

一是未明確諸史撰修的總監和主編，各組撰修人員工作不會很協調。編纂方針、內容和體例的意見不一，是避免不了的；

二是沒有很好地考慮各人特長。若要使集體修史揚長避短，就要既發揮眾人協作的長處，又要以有專長者為主，免得眾口不一。如北齊史，隋時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陳時姚察撰述相當多篇卷，但詔令卻沒有安排李百藥和姚思廉分別主修北齊史和梁史，使他們未能繼承父業，未能發揮家學優勢。而另一方面，詔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員近半數并不長于撰史；

三是當時地方戰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壞還未很好恢復，大規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時財政和圖書資料是難以充分保證的。

待到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詔修前代史，則計劃措施顯然更周密切實了。這次由于眾議以《魏書》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為詳備，遂決定不再修《魏書》。對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李百藥修齊史；魏徵、孔穎達、許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與房玄齡總監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負責指導的作用。魏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可見，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參與。所謂“總知類會”，即是負主編之責。有意思的是，魏徵作為總監，為隋史寫了序論，為梁、陳、齊三史各寫了總論，但獨于周史未寫，這反映了他對德棻是相當尊重的。

此次修史，由于有長于史學的魏徵和長于運籌的房玄齡為總監，主編令狐德棻又為當時史家先進，分工考慮到修史諸人特點，加上政局穩定，經濟繁榮，人力物力財力都能保證，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貞觀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進。由于這五史只有紀、傳兩部分，沒有志，貞觀十五年（641）詔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參加了修志，其他參加者有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監修。是書于高宗顯慶元年（656）上進，共10 志，30 卷，后附入《隋書》，稱《隋志》。

貞觀年間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晉書》。貞觀二十年（646）閏三月，唐太宗詔修《晉書》，當時德棻以公事免職在家，于是房玄齡特意奏請起用德棻參與修撰。在當時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可見德棻深為當時史家所推重。

李延壽在當時史家中，年紀較輕，地位不高。他繼承父親李大師遺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對能否得到官方認可沒有把握，于是先請任監修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審查，德棻作為史學前輩，大力提攜后進，充分肯定了李延壽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這兩史才正式奏進于朝廷，獲得公開流傳的機會。

所修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飽含著德棻的大量勞動，或受到德棻的具體指導，總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實際的聯系。一個人的名字能與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發生聯系，這是史學史上的奇跡。

德棻才華出眾，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煬帝大業末年，德棻授官為藥城縣（今安徽亳縣東南）長。當時天下紛亂，煬帝已是窮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沒有遠程跋涉去就職。待李淵起兵反隋后，李淵從父弟李神通在今陜西鄠縣起兵響應，德棻就加入了這支反隋軍隊，在總管府任記室。李淵入據長安后，先為丞相，奉代王楊侑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記室。李淵稱帝后，德棻隨即轉為起居舍人，“甚見親密”，又遷秘書丞。在貞觀年間德棻歷任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書少監；在唐高宗時，任過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太常卿，國子祭酒，兼授崇賢館學士。

龍朔二年（662），以八十高齡致仕，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又四年，卒于家。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貞觀六年（632）賜爵彭陽男，又五年，進爵為子，高宗時，進爵為公。在近半個世紀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較親密關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斷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殫精極慮，竭誠盡忠。由于令狐一門為關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發跡于關中，故把關中貴族集團作為政權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