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破官本位，為老師朱熹的理學哲學的傳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勤耕教壇，甘之如飴。

為了說明南宋講學的風潮興盛，首先我們來觀摩兩截講學畫面：

公元1167年農(nóng)歷九月初八開始的兩個半月時間里，朱熹來到潭州（長沙）岳麓書院講學交流。在張栻的岳麓書院里，朱熹與張栻兩位大師以“會講”方式，當眾辯論《中庸》之義。講堂上并排擺著兩把太師椅，聽講的學子你贊成誰家的觀點，就站入哪位大師面前的陣營。隨著會講熱烈而睿智地展開，學子們左右逢源，茅塞頻開。兩位大師辯論到緊要處，曾連續(xù)三晝夜不輟。各地的學子們得到消息，紛紛騎著快馬從四面八方趕來聽講。路上的人流絡繹不絕，講堂內(nèi)圍得水泄不通，盛況空前，飲馬池的水一下就被馬喝光了。

公元1175年農(nóng)歷六月初，以朱熹、陸九淵為首的理學兩大學派在江西鉛山的鵝湖寺舉行的一次規(guī)模盛大、最重要的學術大辯論。在整整3天中，學術氣氛相當緊張。爭論的焦點是關于認識論、世界觀問題。理學各派的弟子及閩、浙、贛學者多人齊聚鵝湖，上臺辯論的雖然只有朱熹和陸九淵兄弟，但是辯論會如風雷鼓蕩，臺前臺后兩派爭論十分激昂，最后誰也沒有把誰辯倒。五年之后，陸九淵回訪朱熹和他馳名全國的“白鹿洞書院”。朱熹特請陸九淵為書院師生講學。陸九淵精彩的講學，讓聽者無不動容，后來這個演講也被作為白鹿洞書院的一個講義。正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中，李燔中進士后，甚至放棄自己的官職，跟隨朱熹讀書和教學。1190年李燔在岳州教授上任之前之后，兩次拜會朱熹，朱熹勉勵他堅定求知。李燔到任岳州后，嚴格教育學生，文武兼修，教育文藝和弓馬，積極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在他的影響教育和帶動下，學生非常勤奮有為。例如趙葵、趙范等人都成為一代卓越的將帥，更多的學生成為儒師。

1192年后的十幾年里，他先后到朱熹開辟或恢復的“武夷精舍”、“岳麓書院”、“考亭書院”教學，朱熹一生有511位學生。許多人有不懂的地方，朱熹一般都讓他們請李燔教習與啟發(fā)，學子非常敬服。朱熹多次宣示，李燔‘交友有益，進步可畏，處事一絲不茍，忠直樸實’，是自己學術的衣缽傳人。朱熹寫詩說：“吾道付滄州”，而李燔被黃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列為南方理學耆老、滄州大儒第一。

朱熹去世后，李燔率領南康的學子，開辟“修江書院”、“白石書院”、“竹梧書院”，繼續(xù)傳播和研究儒家思想，可以說他從中進士以后的42年都是在教育與研究儒學中度過的。

1205年，李燔在中央政府任職，還收下魏了翁作為學生，這個魏了翁后來也成為一代儒學大師。4年后，福建興建了不少書院，延平書院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學府，李燔為該學府制訂學規(guī)，長期參與教學，平江人引為自豪的‘平江九子’有幾個是他的學生。

1216年前后，李燔在家鄉(xiāng)南康傳播理學。不久朱在、陳宓又當了“知南康軍”，他應邀又回到白鹿洞書院主持書院活動，白鹿洞書院成為天下書院之首，與李燔的教育教學關系很大。當時學生曾達到上千人（這些學子應屬于學士以上級別），“講學之盛，他郡無比”。這個評價是《宋史》給出的，這是當時書院風潮中，教育界能夠達到的最高境界，永遠值得我們自豪。

南宋時期有書院442所，很有名的有265所（私塾級別的書院不算），與朱熹有關的有67所，而這些不少都留下了李燔教學的身影。

李燔把教育事業(yè)當作自己的首要責任，絲毫沒有醉心于官場，一再教育學生，“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擔任一定職務才算是建功立業(yè),只要根據(jù)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實實在在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可以說是有了功業(yè)”，現(xiàn)在許多人都把這句話當作座右銘。他自己穿著樸素的衣服，全心投入教化與傳播真理。直到他實在推脫不了學生的推薦，才又擔任了一段時間官職，在任上，為百姓造福不已。

1225年以后，他生命的最后七年不再為官，潛心教學與儒家思想研究，推薦了一些思想端正的好官員給中央政府。

在現(xiàn)在南昌市進賢門和書院街上有三大書院遺址，這就是東湖書院、豫章書院、友教書院，這三大書院仍然供奉著李燔等大賢。據(jù)考證，李燔及學生饒魯在東湖書院（1211年建）、豫章書院有過教學活動，應該是因為他的盛名，應邀講學或者講堂指導。李燔還拜謁了太師祖羅從彥的南昌西山故居——退思樓，寫下這樣的感懷教育的詩歌：“……半窗明月半空字，一枕清風一枕瑟……閑來獨倚欄桿外，滿耳松聲韶護音。”

作家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寫道：“教學，說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面上的代代傳遞”。李燔用一生實踐來傳遞這種精神與知識。由于李燔文章的散落，在《朱子語類》、《宋元學案》中，沒有收錄他的完整著作。我搜尋到他的部分文章片段和詩歌，文如其人，他的文字、詩歌很超脫、很吸引人，他有一篇《題竹齋指南詩》就很見水準，詩歌如下：

元量清標酷似僧，詩情書意兩相承。

於今自有高人處，不尚空窗尚巽升。

打破官本位

李燔和朱熹的很多學生，不求功名，放棄官爵，推崇‘格物致知’的書院精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溫總理非常推崇這幾個精神）。在他們影響帶動下，很多學子“不遠千里而聚首執(zhí)簡”。李燔沒有許諾世俗的利益，依靠自己的人格感召力，凝聚同志，布衣粗食，朝乾夕惕，相互砥礪，探究學問。朱熹曾經(jīng)勉勵李燔，要“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實現(xiàn)遠大理想需要勇敢，而肩負重任更可貴的是志向遠大啊），他于是自號“宏齋先生”。

李燔反對汲汲名利，寄心于下層人民。他提出：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擔任一定職務才算是建功立業(yè)，只要根據(jù)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實實在在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可以說是有了功業(yè)。又說：“就算是做官做到卿相的高位，也不可以失去寒微樸素的本色。不追求就無所得，讓困難磨滅自己的驕氣和奢心，不至于因環(huán)境和飲食改變自己的氣質與體質”。史臣李心傳對宋理宗談起當時高士累召不起的人，認為李燔是國內(nèi)第一。大儒蔡念成也一再稱贊他‘心事如秋月’。所以李燔對貧賤患難不以為然，不為官位心動，穿著非常樸素的衣服，即便是做京官也沒有替換下來。1190年中進士后的四十二年里，前后只接受了七年的官職，真德秀、魏了翁等很多人推薦他當‘隆興府通判’、參議官、大理司直等官職，他都割舍不下教學，均予以推辭，低頭去從事教學去了，最后曹彥約向中央推薦李燔代替自己當潭州通判，李燔推辭再三，只得去長沙赴任。長沙帥真德秀大部分問題都來請教于他。他在長沙呆了幾個月，又回書院去了。其實當官的大門對他始終都是敞開的。

根據(jù)臺灣吳萬居先生研究，朱熹逝世后，滄州考亭書院主要由李燔主持，學子逐步分布為42個書院繼續(xù)散播理學，其中以李燔在白鹿洞講學最成功，影響最興盛、廣泛和持久。

《宋史》高度評價李燔說：“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干并稱“黃、李”。史臣李心傳贊譽李燔：“當今海內(nèi)一人而已”。

造福百姓

李燔曾經(jīng)擔任江西運司干辦公事，江西大帥李玨等人交相推薦他。萬安的‘洞寇’作亂，官方想剿滅他們，李燔說：“他們難道不是百姓嗎？他們都是些官逼民反的人。讓我去安撫他們。”李燔在萬安駐扎兵力，守住險要地方，調(diào)換和處置那些胡作非為的官員，安排人去說服賊寇，‘洞寇’立刻順服。

南昌很多田地比較低矮，河堤毀壞，贛江容易發(fā)洪水，李燔請求修繕贛江河堤，從此田地成為沃壤。

1209年，江西當時的財政管理者因為國家發(fā)行‘第十四界會子’（紙幣），日益貶值，于是依據(jù)百姓收入和財產(chǎn)水平，攤派購買會子的任務，經(jīng)常檢查，嚴厲推行，反而導致‘會子’不能賣出。李燔據(jù)理力爭無法說服管理者，最后寫文札去辯明，要求做好根本的農(nóng)業(yè)增收，使物產(chǎn)增加，會子的價值就會升值，而不是強行攤派。于是這項攤派弊政被廢除了，主管者向李燔致謝。

李燔擔任地方官的時候，了解民情，很有政績。他接受朱熹思想，推行救濟性的‘社倉’制度，后來又發(fā)現(xiàn)設置的‘社倉’，只借貸給有田的人家，而佃農(nóng)沒有得到實惠，于是改進社倉糧食的發(fā)放，讓所有農(nóng)民都能得到好處。

梁庚堯在《南宋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第五章寫道：南宋社倉廣布于福建、兩浙、江東、湖南、湖北、淮南、廣南各地，可說是幾乎遍布南宋各區(qū)。而各社倉的倡辦人，如李燔、諸葛千能、張洽、趙師夏等都是朱熹的門人……

堅定正直

根據(jù)《續(xù)資治通鑒》記載，朱熹與學生時刻掛念國家強盛，探求世間真理。1196年，權臣韓侂胄、沈繼明、施康年污蔑和禁止朱熹及門徒活動，要求殺害朱熹，他們加緊迫害理學黨人，歷史上稱為“慶元黨禁”。政治黑云翻滾，一些學生被迫與朱熹劃清界限。施康年說：“朱熹在浙東，那么浙東就偽學興盛，在湖南則湖南偽學興盛……學生用各種方式紀念朱熹……”，朱熹逝世，他們下令禁止為朱熹送葬。可是黃干、李燔、蔡沈頂住壓力，出面主持朱熹葬禮，參加葬禮者上千人。

朱熹去世后，李燔聯(lián)合同門，在白鹿洞依舊講學。嘉定九年（1216年）黃干經(jīng)過南康探訪同門諸友。黃干后來感慨地寫道：“先生去世后，門徒失去了敬畏，講學幾乎斷絕。惟獨在南康，李燔和余宋杰、胡泳、蔡念成（德安人，前三人為永修籍），帶領自己最優(yōu)秀的學生幾十個人繼續(xù)傳播老師的學問。相比之下這算是最興盛的了”。

根據(jù)《白鹿書院志書》和《同治南康府志》記載，1218年，李燔、胡泳等人會同‘知南康軍’陳宓一起，在白鹿洞講學，相互勉勵，唱和老師朱熹譜寫的歌曲，建立紀念碑和‘流芳橋’，不久復興白鹿洞書院，尤其是李燔所做學術貢獻最巨。

1163年，李燔出生在建昌（江西永修縣）磨刀李，幼失父，依舅。在艾城西門外讀書，李燔成年后，取表字“敬子”。

1179年，17歲。當時朱熹擔任“知南康軍”，李燔曾受教于朱熹；

1180年，李燔18歲。51歲的朱熹上年請求減免南康錢糧獲準，辦‘社倉’。李燔繼續(xù)從學。

1190年（光宗紹熙元年），28歲，進士及第。授岳州教授。訪朱熹，朱熹勉勵他。在岳州文武兼教。后祖母去世，歸鄉(xiāng)，朝廷又任命他為“襄陽府教授”。李燔再赴建陽拜會朱熹，不久辭官隨朱熹講學，朱熹“凡諸生未達者皆先令訪學燔，有所發(fā)，再從熹學，諸生敬服。朱熹宣布李燔為衣缽傳人。

1192年，朱熹建‘考亭書院’，李燔從教。

1194年，朱熹做潭州太守，復岳麓書院，李燔在岳麓書院教學。

1196年，“慶元黨案”，朱熹學說被禁，學生遭迫害；李燔回地方教學。

1200年，朱熹逝世，李燔等頂住“學禁”，率領學子上千人共同辦喪。

1201年前后，回星子創(chuàng)辦“修江書院”、“白石書院”繼續(xù)教學。

1205年（寧宗開禧元年），詔訪遺逸，九江守推薦李燔，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在臨安收學生魏了翁；此后數(shù)年擔任過江西運司干辦公事、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行善政造福百姓。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除大理司直，又辭。

1209年，受邀為福建延平書院做學規(guī)，后曾參加過教學。

1216年，黃干訪南康李燔、胡泳諸同窗，陳宓任“知南康軍”。

1217年（寧宗嘉定10年），朱熹之子朱在以大理寺任“知南康軍”，興復書院，邀請李燔去白鹿洞。

1218年（寧宗嘉定11年）4-5月間，同學黃干、胡泳等10多人來廬山交游，建流芳橋，李燔與黃干、陳宓一起講學《乾》、《坤》二卦，后郡守邀請李燔擔任白鹿洞書院堂長。

李燔擔任堂長后，白鹿洞書院達到鼎盛，各地學者云集，“講學之盛，它郡無比”。

1224-1225年，曹彥約推薦李燔代替自己做‘潭州通判’，李燔又辭，不允。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先生。不數(shù)月，辭歸。時史彌遠擅權，廢皇子竑立理宗皇帝。李燔痛心，發(fā)誓不再復出。

1225年后，李燔應邀，推薦了優(yōu)秀人才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棄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給中央政府。

1226年，李燔在‘知南康軍’曹豳的支持下擴建白石山房（白石書院）。

1232年（理宗紹定5年），理宗、李心傳論李燔，海內(nèi)一人。幾個月后，李燔離開人世，年70歲。22年后李燔獲贈謚號“文定”，贈直華文閣，兒子李舉擔任下州文學的官職，孫子李鑣也高中進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