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弘范有謀略，善騎刺，從20歲起就輔助兄張弘略掌管順天路（治今保定）事務。蒙古中統元年（1260年），任御用局總管。中統三年（1262年），改任行軍總管。從宗王合必赤赴濟南參加平定李璮之亂的戰役，初顯將才。至元元年（1264年），任順天路管民總管，后移駐大名（今河北大名東北）。至元六年（1269年），以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的身份參與襄樊之戰，先戍鹿門堡以斷宋糧道、援兵；又建策孤立襄、樊，領千余人守要地萬山（襄樊西），嚴申號令，敗宋援兵。至元九年（1272年），建策切斷襄、樊兩城聯系，先破樊城，后取襄陽，各個擊破，被征南都元帥阿術采納。進攻樊城時帶傷率精兵先登，協同諸將于次年初攻克該城，因功受賞。

至元十一年（1274年），領左部軍從右丞相伯顏攻宋 ，循漢江而下，略郢州（今湖北鐘祥）西，克武磯堡。繼任前鋒，巧渡長江，率步騎兵沿南岸東進，配合水師大敗宋軍于江州（今江西九江）、丁家洲（今安徽銅陵東北）諸地。至元十二年（1275年）春，跟從伯顏占領建康（今南京）。繼隨平章阿術進師瓜洲（今江蘇儀征東），在揚子橋率13騎渡河破宋軍陣營，諸軍繼后攻擊，敗宋將姜才部2萬，孤立揚州，阻止宋軍南援。七月，率水師參加焦山之戰，與諸軍密切配合，大敗宋軍，獲戰船700余艘，以功授亳州萬戶，賜號拔都（勇士）。后從參政董文炳率水軍為左路沿江入海，次年與中路、右路會師臨安（今杭州）城外，迫宋廷投降。至元十五年（1278年），任蒙古軍、漢軍都元帥，率水、陸軍2萬，自揚州分道南下閩、粵，追擊南宋余部。以佯動憊敵、乘虛攻擊之法，先后拔三江寨（今浙江紹興東北）、漳州等地，又遣兵于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襲擊宋軍，俘宋右丞相文天祥。至元十六年（1279年）春，偕都元帥李恒指揮崖山之戰，斷宋水道，兩面夾擊，配以火攻，全殲宋軍余部。

初生牛犢

張弘范的父親張柔在元太祖八年（1213年），蒙古軍南下中原，金都南遷之時，以地方豪強的身份，聚集鄉鄰親族數千余家結寨自保。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與蒙古軍戰于狼牙嶺（今河北易縣紫荊關附近的狼牙山一帶），兵敗被俘，降于蒙古。元太祖二十年 （1225年），蒙古任命他為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

元太宗十年（1238年），張柔四十九歲時，張弘范出生，金朝已經亡國四年了，所以他說不上是金朝的臣民。他有八個哥哥，兩個弟弟。他八哥就是后來承襲萬戶爵位的張弘略。郝經很長一個時期是張柔為子弟們禮聘的家庭教師，張弘范也是郝經的門下士之一。在父兄師友的熏陶下，張弘范成長為一個文武全才的年輕將領。

元憲宗蒙哥六年（1256年），張弘范正二十歲，已經成人了。他身長七尺，儀表出眾。當時男子成年都有蓄須的風尚。張弘范長須拂胸，豐采翩翩，算得上一位美髯公。不僅是騎射能手，而且以善于馬上舞槊（即古代的武器長矛）知名于時。口才很好，善于應對，詩歌也寫得很有特色。

整軍平叛

元憲宗蒙哥六年（1256年），其兄張弘略任順天路總管，他赴蒙古大汗的駐地述職之后，張弘范被留下代理工作，這給他提供了展示其行政管理才能的絕好機會。他決意要改革風氣，嚴格整頓紀綱。當時蒙古軍隊的紀律很差，他們所過之處，百般騷擾。張弘范認為：“國家應該是有法制的，應令行禁止，不允許有違法的行為。凡不遵守法度的，都要繩之以法。”這樣，許多違反軍紀的蒙古兵都受了處分，不少人挨了軍棍。從此以后，蒙古軍隊風清弊絕，耳目一新。

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繼承蒙古汗位，改元中統。這時張弘范正是二十四歲，被任命為御用局總管。中統三年（1262年），山東軍閥之一的李璮起兵叛亂，張弘范跟從親王孛兒只斤·合必赤前往濟南討伐李璮。忽必烈命令張柔和張弘范率兵二千迅速去大都（今北京）親自檢閱，并立即任命張弘范為行軍總管。這個職務相當于一個縱隊司令官。在平叛進軍中，他不避艱險，屢立奇功，成為忽必烈很器重的一個青年將領。[3] 他嚴以律己，廉潔奉公，處理日常工作，公平合理，信賞必罰。胸懷坦白，不懷報怨之心。士兵有疾病，一定要親自去探視，照顧醫藥治療，不幸而逝世的，一定要把柩骨送回故鄉；上級有賞賜一定分給群眾；有軍功而未獲酬賞的，一定為之代請陳說，不得請求，不止。這些看來是很平常的行為，但發自內心、持之以恒，在士兵中受到很多人的愛戴和信賴，逐漸取得了很高的威望。李璮之亂被平息之后，元廷認為李璮掌握地方的兵民之權，因而能夠為亂，所以商議罷免勢力較大的世侯的官職，張弘范因此被罷。

追隨世祖

至元元年（1264年），張弘范的八哥張弘略調至京城充任宿衛（蒙語稱為怯薛，是為大汗輪流值宿守衛的禁衛軍，后來發展成為元代官僚階層的核心）。忽必烈在張柔諸子中特別選拔出張弘范來代替張弘略的工作，把金虎符親自交給他，正式任命他為順天路管民總管。佩帶金虎符在當時是一種特殊榮譽，也是享有特權的標志。從此在朝廷青年貴族群中，成為一個嶄露頭角的新星。

至元二年（1265年），他又由順天府調任大名。未上任之前，他改穿便服微行出訪，到各處調查民間疾苦。發現了收租的官吏們非法加派，群眾怨聲載道。于是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懲辦那些不法的倉吏。由于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群眾的擁護。那年又適逢大水，他沒有請示就決定免除了災區的全部租賦。管理財賦的部門認為他犯了“專擅之罪”，要給他以處分。為此，他請求赴大都直接向皇帝申訴。見忽必烈后，忽必烈問他：“你有什么要申訴的？”他說：“我以為國家把糧食存在小倉庫里。不如存在大倉庫里好。老百姓因為遭了水災，交納不上糧。如果一定要從農民口里奪取糧食，政府的小倉庫當然會充實起來，但老百姓就會死絕了。等明年就會一粒糧也收不到！首先要讓人民活下來，以后才會年年有收獲、家家有余糧。農民有了余糧，那不都是國家的糧食嗎？這就是我所說的大倉庫！”忽必烈點頭稱贊，夸獎他懂得治國的大道理，就不再追究他的專擅之罪了。

南征襄陽

至元六年（1269年），宋元正在進行襄陽的爭奪戰。元軍圍困襄陽的軍隊大部分是平叛后改編了的李璮舊部，以勇狠驕悍難加管束著稱。元政府正發愁難以物色到一個既有能耐。又得軍心的將領來統帥這支隊伍。恰巧有人提到張弘范的名字，忽必烈立刻想到這正是他所要選擇的人！馬上就任命他擔任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攻宋戰役的總指揮是丞相伯顏。張弘范向伯顏建議：用重兵圍困襄陽，首先應切斷襄陽的糧道。伯顏采納了這項建議，并且就派張弘范負責萬山糧道的把守。在一次遭遇戰中，他以少勝多，竟取得了一次意外的大勝仗，伯顏對張弘范的才能具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至元八年（1271年），伯顏聽從了張弘范的計謀，決定把對襄陽的包圍圈逐步縮小。張弘范于是在襄陽、樊城之間，建筑了一個堅強的阻隔性工事——“一字城”。“一字城”把原來是一個整體的襄樊軍事防區，切割成兩份。這樣，包圍圈進一步逼近樊城。第二年攻打樊城時，張弘范肘部中了流矢。他把傷口裹扎了一下，馬上就到大本營晉見主帥，提出以水師截江道，斷絕樊城的救援。同時在攻取的策略上，建議用水陸夾攻的辦法，先攻破樊城，只要樊城攻下，襄陽也就無險可守了。他的這些主張，取得主帥同意后，立即組織新的進攻，他身先士卒，輪番猛撲，很快就拿下了樊城。宋方樊城守將范天順戰死，牛富率兵百余巷戰，兵敗后投火自盡，這是一場極艱苦的戰役。樊城這個堅壘一突破，襄陽的守將呂文煥也就只好舉白旗投降了。從至元四年（1267年）至至元九年（1272年）堅持六年的襄樊戰役，勝利結束。這是宋元之間的一場關鍵性的戰役，元軍攻克襄陽后，南宋門戶洞開，崩潰已成定局。張弘范以襄樊戰役的功勛，帶著降將呂文煥去見忽必烈，受到了“賜錦衣、白金、寶鞍”等獎勵的榮譽。他的部下也都受到了獎賞。

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就又命令伯顏開始征伐南宋的新攻勢。伯顏分兵二路，一道進攻淮西和淮東，直指揚州；一道由他率領，命降將呂文煥為前鋒，這路元軍的主力就是阿里海牙，張弘范隸屬阿里海牙軍團之下。他們由襄陽順漢水而下，東賂、郢西（今湖北鐘祥一帶），南攻武磯堡，準備直撲臨安（今杭州）。

進軍江南

至元十二年（1275年），南宋丞相賈似道為了挽救頹勢，不得不親自出馬，督師駐蕪湖，又派遣宋京前往元軍大本營與伯顏議和。希望象景定元年開慶密約一樣，輸歲幣，稱臣。被伯顏拒絕了。這時賈似道只得命殿帥（即殿前都指揮使司的簡稱）孫虎臣率領步兵、七萬駐池州（今安徽貴池）丁家洲。舟師（水軍）統帥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自率后軍駐魯港（今安徽蕪湖西南）。伯顏命張弘范所部步騎夾岸而進，利用陸上優勢，形成包圍，又用戰艦巨炮，轟擊孫虎臣軍。孫軍大潰，逃到魯港。夏貴聞敗訊后，也放棄了指揮，倉皇奔逃。在這次戰役中，南宋水陸兩軍主力喪失殆盡，張弘范所部長驅到達建康（今南京市）。

元軍進入建康后，丞相伯顏決定在建康休整一番。在諸將出席的勞軍大會上，取出庫存黃金分賜諸將。在諸將均已到齊之后，張弘范卻姍姍來遲。伯顏沉下臉來面帶慍色地說：“我們祖宗傳下來的習慣法規定：凡是軍事性的集會，遲到的有罪！雖然是近侍貴戚和以材能勇敢知名的人，都不允許寬赦，你難道連這規矩也不懂，竟敢遲到！”與會的人都為張弘范的過失，捏一把冷汗。張弘范卻毫不驚慌失態，很從容地說：“我認為軍事集會是指戰場上的集會。在戰爭的場合上，我從來沒有遲到過。今天的聚會是領受犒賞，在犒賞之前我不敢爭先，在道理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丞相伯顏被他所講的道理折服了，冷若冰霜的面孔又變得和顏悅色，連連點頭稱是。他辭鋒敏銳，片言釋疑，語言之妙，舉此一例可以想見。在這個小故事的后面，可以隱約地看到他和伯顏爭論的實質是蒙古習慣法和中原儒學禮教的交鋒，用中原文化傳統來影響蒙古貴族，正是張弘范父子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一項經常性工作。

元軍攻占建康后，南宋的京城臨安，危在旦夕，宋廷不得不發出勤王的號召。但宋朝軍民響應勤王號召的只有張世杰和文天祥等少數人。張弘范則從軍事形勢考慮，認為應當乘破竹之勢，掌握戰機，不可再稍緩。他和伯顏商討后，伯顏同意他的意見，命令他用當時最快速的交通手段——蒙古驛站的快馬，奔馳到忽必烈的駐地，面陳形勢。忽必烈決定繼續追擊。張弘范返回防地后，激戰就開始了。

同年七月，張弘范與張世杰、孫虎臣等所率水軍的戰斗，焦山之戰，是場決定性的戰役。當時統帥阿術集合行省諸翼萬戶兵船于瓜州，阿塔海、董文炳集合行樞密院萬戶兵船于西津渡，南宋沿江制置使趙清、樞密都承旨張世杰、知泰州孫虎臣等陳列舟師于焦山南北。阿術派遣張弘范等以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阿術、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揮水軍萬戶劉琛循江南岸，繞出南宋防軍之后，董文炳則直抵焦山南麓，和元軍劉國杰左右呼應，萬戶忽刺出擊中路，張弘范自上流來會師于焦山之北。這場會戰，南宋全線潰敗于焦山。張弘范率軍直追至圃山（今江蘇鎮江市東北）之東。這是臨安陷落之前元軍伐宋的最后一次大戰役。由于這次戰役的功勞，忽必烈賜他以“拔都”（蒙語意為勇士）的榮譽稱號，并改授他毫州萬戶。

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月，張弘范班師還朝，朝廷上安排了不少慶功活動。忽必烈在內殿宴請張弘范，為他洗塵，慰勞他的凱旋，是這一系列慶祝活動的頂峰。但是由于他不適應南方的氣候和水土等環境，再加上又得了瘧疾，返回大都后不久就病倒了。忽必烈十分關心張弘范，特命御醫前往護視，并規定每天要把張弘范的病情作專門的匯報，并讓近侍傳出口諭給御醫說：“我有軍國大事，等著同九拔都商量決，一定要盡心治療，使他迅速恢復健康。”又命令衛士坐在張弘范的門口，對來探視的人們說：“九拔都病得很重，除非至親和醫護人員外，皇帝有詔令，停止一切對病人不必要的干擾。”

追擊滅宋

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宋廷派遣宗室趙尹甫、趙吉甫攜傳國玉璽及降表赴元軍大本營乞和。降表中以伯、侄相稱。伯顏看了降表后，派遣張弘范、孟祺（元行省咨議）、程鵬飛等人，帶著伯顏的命令，先入臨安城，責備宋大臣背約失信之罪。張弘范等終于說服了宋廷，取得宋王改稱臣仆，屈辱請降的表文。三月，伯顏入臨安，宋幼主趙顯（恭帝）及全太后等均被押送至大都。皇帝、皇太后雖然投降了，但人民并不都甘心作元朝的臣民，浙東一帶發生了叛亂。按蒙古人的慣例，降而復叛，又殺了使臣，又焚燒了招降書，是要屠城的。張弘范的良心不允許他執行蒙古人屠城的習慣法，只殺了幾個為首的人，就了結了此案，總算保全了一城人的性命。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軍凱旋，張弘范也加官進爵，被授予鎮國上將軍的軍階，任命為江東道宣慰使。這時張弘范四十一歲，已經是武職官員中從二品大員了。

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文天祥、張世杰等擁立的小皇帝趙昰，被迫逃到廣州，病死于硐州島上（今廣東雷州灣上一島）。為了堅持斗爭，他們又擁立廣王趙昺于廣東新會海中厘山。改元祥興。元廷命張弘范為蒙古漢軍元帥，前去攻擊流亡朝廷。

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元組織了水軍，大舉進攻崖山。文天祥以戰俘的身份也被軟禁在元軍船上，途中文天祥作《過零丁洋》一詩。恰巧張弘范來要文天祥他給張世杰寫一封勸降信，他就順手寫出上邊這首詩，交給張弘范算是答復。張弘范讀罷，除對他的遭遇同情外，心中肅然起敬。張弘范與文天祥在政治上雖然是對立的，但他對文天祥的人格則是崇敬和欽佩的。當部下勸告他：“敵國的丞相，居心叵測，不可親近。”時，張弘范笑著說：“他是個忠義至性的男兒，決不會有其他。”

二月，張弘范統率的元朝水軍抵達崖山后，曾派張世杰的外甥韓某，三次去張世杰軍中勸降，張世杰嚴辭拒絕了誘降。張弘范做了四面包圍的嚴密部署，發動了總攻。他目的在消滅宋軍的有生力量，要一舉殲滅，不使其再散逸。二月初六日晨，用炮石、火箭作掩護，插入宋艦隊主力所在。元軍跳上宋船后，短兵相戰，發揮北軍之所長，宋方潰不成軍。張世杰沖出重圍，準備招集舊部；找尋趙宗室后裔再圖恢復。元軍李恒的艦隊追至大洋，沒有追趕上。不幸遇大風浪，船翻之后全船的人都淹死在平章山下。

晚年逝世

至元十七年（1280年）年后，張弘范的病轉重了。他自己也意識到病不會好了，要求從病房回到自己的舊居室，把親戚賓客們召集來，和他們一一告別。同年十月，他叫人把南征時忽必烈賜給他的尚方寶劍與鎧甲取出來，握著兒子張珪的手，珍重地交付給他。并且說：“我當年用這劍與甲為國家的統一立過功勞，你佩帶寶劍、穿戴盔甲時，不要忘記了父親的功勞！”說完就端坐而逝了，享年四十三歲。元廷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謚武烈。

至大四年（1311年），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延祐六年（1319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陽王，謚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