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程鉅夫為四朝元老，四十余年間出入顯要，朝廷典冊多出其手，是元代前朝最主要的文臣之一。他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為朝野視為楷模。《四庫總目提要》一書中對程鉅夫及其文章評價很高，贊譽他“宏才博學，被遇四朝，忠亮鯁直 ”，“文章亦舂容大雅，有北宋館閣余風”，“其詩亦磊落俊偉，具有氣格……古詩落落自將，七言尤多遒警。當其合作，不減元祐諸人”（指蘇東坡、司馬光、黃庭堅等人）。

他曾主修《成宗實錄》、《武宗實錄》。著有《雪樓集》45卷（今存30卷），包括函詔制冊文10卷，序記書文15卷，還有部分詩歌集，內容豐富，資料翔實精當，有很高的史料和文學藝術價值，為治元史者所經常引用。

因病在家鄉五年，他寫了不少詩文頌揚家鄉風物。其中《游麻姑山》中寫道：“步人千峰紫翠間，清都境界異塵寮。龍鱗老木冰霜操，鳥爪仙人玉雪顏。臺樹古碑荒薛合，族幢微影白云間。丹成雞犬飛騰久，空想丹爐煉火還。”格調高而不泛，情韻永而不匿。可見他有詩才，借為政事所累而名不彰。

書法

程鉅夫善書法，《書史會要》稱其“字體純正，下筆暗合書法，亦工大字”。

仕途開端

程鉅夫的祖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程鉅夫五歲就學，由于長輩諄諄教誨，家學淵源深厚，他從幼年時代開始就顯得出類拔萃，文思敏捷，過目成誦，十七歲開始從學于龍淵先生胡自明，十九歲開始游學于臨川臨汝書院，從學于徽庵先生程若庸，和翰林學士吳澄是同窗，都是教育家李燔的三傳弟子。

叔父程飛卿于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年）任建昌軍（今江西南城縣）通判，程鉅夫隨其叔父來南城寄居。

德祐二年（1276年），元軍將攻南城，程飛卿獻城降元，因程鉅夫是叔父的嗣子，作為人質進京。

至元（1264年—1294年）年間，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元世祖忽必烈曾召見他，問他南宋賈似道為何許人。他應對極詳，忽必烈甚喜；忽必烈讓他書寫筆札以觀其才能，他立即寫了二十多幅筆札呈上，忽必烈很驚奇，問他擔任何職，他稟告說是一千戶。忽必烈對近臣說：“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的確聰明有見識，可安排為翰林。”不久，求相火禮霍傳旨召他至翰林院，因見他年輕，就任命他為應奉翰林文字。忽必烈囑咐他：“從此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證，都應該為膚言之。”他頓首謝恩說：“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敢不竭力以報答陛下。”程鉅夫耿直敢言，深得忽必烈信任。不久后，升為翰林修撰，再任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

展露頭角

程鉅夫是元朝開國以來最先得到重用的南人之一，這與其機遇、才能、忠誠、通曉典章制度，且又熟悉江南情況、能與南宋遺民溝通感情是分不開的。

當時元朝廷將人分為五等，一為蒙人，二為鮮卑人，三為色目人，四為漢人 （中原一帶漢人），五為南人，即江南一帶的漢族人，本來南方漢人文化程度較高，但因原在南宋境內，元朝政府就有意去壓制、歧視。

為改變這種局面，至元十九年（1282年），程鉅夫奏陳五事：

一、取會江南仕籍；

二、通南北之選；

三、立考功歷；

四、置貪贓籍；

五、供給江南官吏棒祿。

這五件事是為了爭取江南人與北方人有同等選拔提升的機會，享有同等待遇的權益，并制定章程，不管南人還是北方人，都應同樣因功而獲獎賞，因貪贓枉法而受懲罰。朝廷基本上采納了他的建議。

至元二十年（1283年），加翰林集賢院學士、同領會同館。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他當面向忽必烈提出：“首先應興建國學，請求派遣使者到江南去，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都應參酌使用南北之人。”忽必烈欣然同意了。次年，立尚書省，忽必烈下詔以他為參政政事，他一再推辭。忽必烈計劃任命他為御史中丞，臺臣說：“程鉅夫是個南人，況且年輕，不可重用。”忽必烈大怒說：“你沒有用過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都必須參插用南人。”于是程鉅夫仍以集賢直學士職，加拜侍御史臺事，不久，朝廷派他奉詔往江南一帶徵訪賢能。

起初，書寫詔令都是用蒙古文字，自決定派人到江南搜訪遺逸以后，忽必烈特地命令可以用漢字書寫詔令。臨行時對程鉅夫說：“早就聽說趙孟頫、葉李二人有名望，請務必招此二人來。”程鉅夫到江南以后，除招致二人進京外，又舉薦了余懲、萬一鄂、張伯淳、胡夢魁等二十余人，均一一安排了臺憲及文學之職。程鉅夫回到朝廷后，將他在民間所看到的治政利病上奏給忽必烈，希望朝政有所改進，這在客觀上，有利于階級矛盾的緩和。由于推薦南人出仕的措施與他禮賢好士、興儒重文的態度與行動，大大緩和了蒙漢之間的民族矛盾，也使蒙人逐漸接受了漢人的高度文化。后來元朝廷能夠恢復科舉、編修圖書等文教事業，莫不與程鉅夫的意見有關。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復設中書省，授程鉅夫為參知政事，他堅辭不就。又命其為御史中丞，言官認為程鉅夫是南方人又年輕，不宜重用。忽必烈斥之，并規定各部院必須選用南人。遂以集賢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程鉅夫奉詔前往江南求賢，并以漢字書寫詔書。經其薦舉，趙孟頫、吳澄等二十余人均被安置臺憲或文學之職。還朝，奏陳民間利弊五事；授集賢學士，仍還行臺。

得授重任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丞相桑哥專權，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時任江南行臺御史，他毅然入朝上疏，請求彈勸桑哥。他面見忽必烈，直言：“臣聽說天子之職，最重大的事就是選擇宰相。宰相之職，最重要的事就是迸賢任能，如果不以進賢為急務，只是用心事在增殖財貨上，這就不是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從前漢文帝向相國周勃問及刑獄與錢谷事，周勃回答不出來。推說，刑獄事應問廷尉，錢谷事應問治粟內史。漢文帝不悅，因為宰相要上理陰陽，下順萬物之宜，對外鎮撫四夷，對內親附百姓。這是宰相的職責。如今權奸用事，所任命的官員，大多是貪財邀利之人，江南一帶，盜賊不斷，就是因此之故。臣認為應罷除貪利之官，推行恤民之事，這對國家是大有好處的。”桑哥聞知大怒，將他竭留京師，不放回江南，并六次奏請殺他，忽必烈均未準許。

至元三十年（1293年），程鉅夫出任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他興辦學校，注重教化，一時僚吏畏其嚴明的法紀，百姓愛戴這位慈善的長官。

大德四年（1300年），調任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到任后，首先就整治了行省平章事家中一個禍害百姓的家奴，引起了震動，一時上下法紀肅然。其時，他注意選拔人才。如龍興富城（今江西豐城）人揭傒斯，刻苦好學，這時正在漫游湘漢，程鉅夫聽說有這樣一位好學的年輕人，立即召見他，誦其詩文，大加贊賞，經他推薦，揭傒斯出任國史編修官，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并在文史方面頗有成就。

大德八年（1304年），程鉅夫被拜為翰林學士，參與中書省議事。

大德十年（1306年），因天旱時又突起風暴，星象有變。程鉅夫應詔奏陳弭災除害之策，他提出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五條。成宗認為很正確，加以采納。其時云南省臣提出：世祖曾親征云南，民眾愿意在點蒼山刻石以紀功德。成宗便令程鉅夫撰文。

大德十一年（1307年），程鉅夫任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為翰林學士。成宗崩，他奉命修《成宗實錄》。

至大元年（1308年），《成宗實錄》修成。次年，至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閃電河北岸）。

至大三年（1310年），程鉅夫復任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調任浙江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留為翰林學士承旨。

皇慶元年（1312年），主修《武宗實錄》。

皇慶二年（1313年），程鉅夫應詔上奏陳桑林六事，觸件宰相意。次日，仁宗派近臣去安慰他說：“中書省集議，惟卿所言最恰當，以后望暢所欲言，不須顧忌。”于是詔程鉅夫與平章政事（宰相）李孟一同議政。參知政事許師敬欲推廣貢舉法，程鉅夫建議“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于是，仁宗命令程鉅夫起草詔令推行其主張。

致仕歸家

皇慶二年（1313年）三月，程鉅夫以老病求致仕還鄉，末獲準許。詔令由太醫給藥物治療，安排他兒子程大本為郊祖署令，以便就近侍養。并時時派近臣去看望他，安慰他說：“卿乃是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只是要稍留京師，以寬膚心。”后見他態度堅決，仁宗才同意。行前特授程鉅夫光祿大夫，贈上尊稱號，命廷臣以下官員至大都齊化門外餞別，并令行省等對程鉅夫經常加以慰問。

程鉅夫先后得到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位皇帝的倚重，是元朝信任、重用的少數南方籍官員之一。

延祐五年七月十八日（1318年8月14日），程鉅夫去世，享年七十歲。

泰定二年（1325年），追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號“文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