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于主持編寫《資治通鑒》。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游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鑒》書局所在地。這里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范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后，便把《資治通鑒》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后，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鑒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鉆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兩人是孔子和孟子）。《訓儉示康》收入高中語文課本。

早年經歷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此時其父司馬池任光山縣令，所以給他起名光；六歲時，司馬池就教司馬光讀書，七歲時，不僅能背誦《左氏春秋》，還能講明白書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這一件震動京洛的事。

天圣九年（1031年） ，司馬光隨父親司馬池從東京出發，一路經洛陽、潼關、寶雞，過秦嶺，前往四川廣元，出任利州轉運使，在棧道上遇著巨蟒，他沉著冷靜地手持利劍，扎進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滾下了深不可測的棧道下邊。

司馬光的博學來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學強識，另一方面他的父親也著意培養。他既誠實聰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親喜愛。同時，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談，司馬池總好把他帶在身邊。耳濡目染，使司馬光不論在知識方面，還是見識方面，都“凜然如成人”。好多當時的大臣、名士，都很賞識司馬光。 尚書張存主動提出將女兒許配給司馬光。擔任過副宰相的龐籍在司馬池死后，把司馬光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培養、教育。司馬池輾轉河南、陜西、四川各地為官，始終把司馬光帶在身邊。所以，司馬光在十五歲以前就跟隨父親走過好多地方，在這些地方訪古探奇，賦詩題壁，領略風土人情，極大地豐富了司馬光的社會知識。

步入官場

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二十歲，他參加了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華州（今陜西華縣（判官。此時司馬池正任同州（今陜西大荔）知州，兩地相距較近，司馬光經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結識了同科進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當推官，雖比司馬光大二十多歲，但兩人很談得來，經常在一起交流學問，談古訪今，成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張存的女兒結婚。

寶元二年（1039年），因父親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辭掉華州判官，改任蘇州判官。正當他懷著遠大的抱負，在仕途上步步上進時，他的母親病逝了。按照封建禮教，他必須辭官回家服喪三年。在此期間，北方黨項族人元昊稱帝，建立了西夏國，西夏為了擺脫對宋朝的臣屬地位，同宋朝發生了戰爭，宋朝連連失敗。宋仁宗為了加強軍事防御力量，要求兩浙添置弓手，增設指揮使等官職。司馬父子認為這樣做，并沒有什么好處。于是由司馬光代父草擬《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從各方面闡述添置弓手增設武官。

慶歷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馬池病死在晉州，司馬光和兄長司馬旦扶著父親的靈柩回到了故鄉夏縣。雙親的相繼去世，使司馬光悲痛萬分，他嘆息“平生念此心先亂”。但他在居喪期間，把悲哀化作發奮讀書作文的動力，以排遣無盡的悲傷和寂寞。在此期間，他讀了大量的書，寫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章，如《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對一些古人古事，根據自己的見解和感受，提出見解。

在居喪三年的時間里，他了解了許多下層社會生活的情況。慶歷四年（1044年），二十六歲的司馬光服喪結束，簽書武成軍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豐城縣事。在短短的時間里，就取得“政聲赫然，民稱之”的政績。

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閱讀典籍，寫下不少論文，如《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應侯罷武安君兵》、《項羽誅韓生》、《漢高祖斬丁公》、《甘羅》、《范睢》、《秦坑趙軍》等幾十篇。

慶歷六年（1046年），司馬光接到詔旨。調他擔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赴京之日，僚友們空府出動，置酒為他餞行。司馬光為大家的熱情所感動，即席賦詩：“不辭爛醉樽前倒，明日此歡重得無？追隨不忍輕言別，回首城樓沒晚煙！”這時司馬光意氣風發，雖然宦海茫茫，風云莫測，但仍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京都。

慶歷七年（1047年），司馬光二十九歲，貝州農民王則起義，攻占貝州城，號稱“東平郡王”。這時司馬光父親好友龐籍在朝為樞密副使，掌管全國軍事要務。司馬光寫了《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為盡快平息起義給龐籍獻計獻策。具體建議“以計破”，威脅利誘并用，進行分化瓦解，只誅“首惡”，余皆不問。實際上起義軍只堅持66天，首領王則被殺，其余盡皆焚死。

皇祐元年（1049年），龐籍升任樞密使，舉薦司馬光任館閣校勘，但沒有得到皇帝的許可。皇祐三年（1051年），司馬光三十三歲，由宰相龐籍推薦任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他在任職期間對《古文孝經》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撰寫了《古文孝經指解》一文。皇祐五年（1053年），司馬光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專任史官。從此，司馬光開始了對歷史的研究。正在司馬光潛心研究歷史時，龐籍被罷宰相職，降為戶部侍郎，出任鄆州（今山東鄆城境內）知州。龐籍舉薦司馬光為鄆州典學。

治理地方

至和元年（1054年），司馬光離開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楊休、包拯等人，去往鄆州。不久，提任為通判，負責考察全州官吏。

至和二年（1055年），因龐籍出知并州，為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年），他連寫三封《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二、三狀），建議仁宗皇帝立儲君，而前后三狀沒有結果以后，又托范鎮在奏事時代為轉達，請仁宗有個明確答復。但這一切均未說服仁宗，司馬光選擇了沉默。

司馬光隨龐籍在河東路任職期間，宋朝和西夏處于休戰時期，但他并沒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間聽取當地人意見。并州鄉貢進士劉邕對邊事很有研究，寫成《邊議》10卷，議論很有見地，司馬光便予以推薦。

司馬光認為絕市和修建堡壘的辦法有利于保護邊界地區安寧，于是一面禁絕邊民和西夏互市，一面決定修堡。正在這時，帶兵將軍郭恩，乘酒出擊西夏，結果大敗而歸，自己不得已而自殺。朝廷御史審理此案，龐籍一人承擔了責任，事后龐籍被解除了節度使之職，貶謫知青州事，司馬光向皇帝連奏三狀奏明龐籍是聽了他的意見才決定修堡的，說明龐籍完全是出于“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的本心，“發于忠赤，不顧身謀”，因為“過聽臣言，以至于此”，應當“獨臣罪，以至典刑”。而龐籍得知司馬光要為自己辯解時，就又上奏章，引咎自歸，請求免除司馬光之罪，使司馬光沒有受到任何責罰。

龐籍和司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愛護，難能可貴。龐籍死后，司馬光不忘龐籍對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親人。

重回中央

嘉祐三年（1058年）司馬光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馬光堅決推辭，連上五狀，他認為自己“實非所長”，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詔，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任職五年期間，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書“三言”、“五規”，多次上書仁宗解決繼嗣的問題，仁宗覺得司馬光真心為國家社稷考慮，遂將奏折轉至中書省。司馬光親自到中書省催辦，直到趙曙被立為皇太子。

司馬光四十四歲時，擢為知制誥，但司馬光不愿就職，他認為這是一個掌管起草詔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長。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連上九《辭知制誥狀》，說明不適宜任此職務；仁宗皇帝收回詔令，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駕崩。四月趙曙即位，即英宗。兩宮矛盾加劇，司馬光看到這種情況，四月十三日進《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進《上皇帝疏》，力陳國家當務之急應君民同心、內外協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兩宮疏》，指出：“金堤千里，潰于蟻穴；白璧之瑕，易離難合。”皇帝沒有太后支持“無以君天下”，太后離開皇帝“無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寫了兩封章奏，一封給皇太后，一封給皇帝。在奏章中，講歷史，擺利害，曉明大義，從全局出發，苦苦相勸，終于得到效驗。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轉，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趨于緩和。

從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時間里。司馬光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間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諫官生涯中，除了關注社會上層，幫助朝廷解決好皇位繼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領、治國政綱等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外，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層人民身上。他發出了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的呼聲。而且這個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論財利疏》中指出：當今天下最苦的是農民，因為“農民苦身勞力，粗衣粗食，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稅，負擔各種勞役。收成好的年代，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遇到兇年則流離失所，甚至凍餓而死”，建議切實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馬光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之風，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書《論宴飲狀》，懇請皇帝為民著想，悉罷飲宴。他上《言遺賜札子》，反對朝廷不顧國家實際，厚賞群臣。

留任諫職

仁宗死后，英宗將仁宗價值百余萬的遺物頒賜群臣，司馬光也獲得近千緡。但這些正確的諫言，因為朝廷腐朽，又觸犯一些既得利益者，當然不能被采納。司馬光只好從自己做起，將自己所得賞賜交給諫院為公使錢。

治平元年（1064年），司馬光上奏《乞罷陜西義勇札子》，他認為當時在邊防組織“義勇”使百姓“骨肉流離，田園蕩盡”，給百姓帶來無窮苦難，希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當朝廷不予采納時，他又寫第二封札子，并親自上殿面見英宗，他說：要防邊必須從將帥軍政著手，一味拉夫湊數，只能是“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英宗這次略有所動，并把上殿札子送中書省和樞密院商量，但一經商量，方知此事擬議已久，難以更改。他又連上六疏，并和宰相韓琦進行辯論，韓琦雖然無言以對，但手中有權，司馬光也拿他沒辦法。這次諫言失敗后，司馬光連上五狀，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馬光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諫職。司馬光因對諫官徹底失望了，借機連上三狀，要求不當諫官，他在奏章上說：“臣從事諫職，首尾五年，自本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質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樸忠，與人立敵，前后甚眾，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準他免去諫職，仍進龍圖閣直學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將《通志》（以《史記》為主，編成《周紀》5卷，《秦紀》3卷，共8卷）進呈英宗。這部書的時間是從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滅亡為止。英宗看后大為贊賞，并給司馬光二條明確指示，一是接續《通志》往下編修，二是決定設立書局，并由司馬光自擇官屬，作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趙頊即位。參知政事歐陽修極力向神宗推薦，說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神宗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不久，又任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新舊黨政

神宗趙頊即位以后，年輕年盛，朝氣蓬勃，決心振興祖業。他在虛心下問、多方征求治國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進、大膽的變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于是在熙寧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在一些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辯，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也并不一概反對，尤其當變法還未顯露明顯弊病時，他也并未公開持反對意見。甚至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他還進行勸解和說服。直到王安石頒發“青苗法”，司馬光才表示不同意見，他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現了強烈不滿。

神宗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機，實現國家的振興。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馬光樞密副使，可是司馬光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堅決推辭，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連上五封札子，自請離京，后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陜西省西安市）。

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因而被罷官。司馬光憤然上疏為范鎮鳴不平，并請求任職西京留司御史臺，自己退居洛陽，絕口不論政事，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時間長達15年。

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已六十六歲，《資治通鑒》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十一月，《通鑒》的最后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修成以后，司馬光連同《通鑒考異》、《通鑒目錄》一起奏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視，將書的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圖章，以其書“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并親為寫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詔獎諭司馬光，說他“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并賞與銀、絹、衣和馬，擢升司馬光資政殿學士，遷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

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六十七歲。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當政。皇太后向司馬光征詢治國方略，司馬光上《乞開言路札子》，建議“廣開言路”。司馬光又一次呼吁對貧苦農民不能再加重負擔，而且主張新法必須廢除，要對農民施以“仁政”，接著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國之要札子》，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將兵法是“病民傷國，有害無益”。

皇太后下詔起用司馬光知陳州，不久，又下詔除授門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馬光上疏辭謝，以自己“齡發愈衰，精力愈耗”，請求只任知陳州。以后在周圍親友支持下還是到任就職了。司馬光向皇太后進言，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劉摯、范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職。

司馬光廢除新法，上《請革弊札子》，又在《請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廢除了保甲法，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愿。同時，上表請求辭位。但皇太后對他很倚重，不但不準辭位，反下詔除授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正式拜為宰相。接著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馬光終于完成了自己廢除免役法的夙愿，實現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暮年歲月

司馬光在第二次回朝為相期間，輯錄《國語》的精要，編成《徽言》一書。又將《歷年圖》和《百官公卿表》增補、總輯為《稽古錄》一書，形成一部“略存體要’’的簡明通史，又負責將《資治通鑒》進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歲，獲贈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宋哲宗賜碑名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將他葬於高陵。靈柩送往夏縣時，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吊，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哭的人非常真誠，仿佛是在哭自己的親人。嶺南封州的父老們，也都紛紛祭奠司馬光，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吃飯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紹圣元年（1094年），章惇為相，議論司馬光更變熙豐法度，哲宗下詔削除司馬光的贈謚，毀壞所賜碑。

紹圣四年（1097年），再貶為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1102年），追復太子太保。崇寧二年（1103年），蔡京為相時，再次追降左光祿大夫，旋即除名，將司馬光等稱為“元祐黨人”，刻元祐黨人碑，禁止元祐學術。大觀年間，追復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贈太師，再次賜謚。宋高宗建炎年間，配享哲宗廟廷。

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理宗圖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勛閣，司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間，從祀于孔廟。明嘉靖年間，從祀時稱“先儒司馬子”。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馬光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歷代帝王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