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成就

兩宋理學（或稱新儒學）的產生，標志著中國儒學進入了一個新的復興階段。在理學的創立階段，邵雍和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并稱“北宋五子”，《宋史·道學一》的排列次序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也把邵雍同周、張、二程和司馬光并稱為道學的“六先生”。上述諸人都是理學的創始人，他們的學說在理學陣營中各具特色，各成學派。然而，諸人都以儒學為宗，為探討、發揮“六經”、“四書”之義理，以振興儒學為職志。

文學成就

同其他北宋四子相比，邵雍在文學尤其是詩歌領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實績。然而長期以來，由于受傳統詩學觀的影響和對理學重道輕文觀念的偏見，詩論家對以邵雍《伊川擊壤集》為代表的理學詩的文學成就始終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但在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中，以說理為主的“康節體”赫然與蘇黃王陳等宋詩諸大家相并列，充分地體現出其強烈的個性化色彩，這也是在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對邵雍詩歌進行的詩學化的身份確認，具有重大的認識價值。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對于理學與文學關系的探討日益深化，詩歌總量冠居宋儒之首的邵雍作為理學詩創作的典型個案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睞，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伊川擊壤集》在東亞文化圈內也有著非常廣泛的傳播與影響，并且在日本和朝鮮都曾多次刊刻，現今亦有朝鮮刊本與和刻本傳世，雖然《伊川擊壤集》不是宋詩中的正格，但他卻以自身的文學實績切實地參與了宋詩精神的創建，對于宋詩風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應該在文學史的書寫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易學成就

邵雍是兩宋理學奠基人之一，邵雍的哲學思想受到《列子》、《莊子》的影響，在吸收道家易與漢代《易》學思想成分的基礎上，形成了對《周易》的獨到理解，其所作《皇極經世書》的基本精神是質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編制宇宙年譜的目的在于經世，其對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歷代儒家，對于宋代理學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以天地之數和圓方之數作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數分為十六大位，以窮究天地體用之變化。其次，以陰陽奇偶之數作為天圓地方之數的基礎，并以陰陽剛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數，參以天地變化之數和體四月三之原則，以導出象征生靈萬有之動植通數。再次，結合前兩部分所探討之天圓地方變化十六位數和陰陽剛柔奇偶動植通數，以呈現出一體用生物運行具象之數，以此代表天地萬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運行，地主生化》。再次，將天行剛健之數進一步具體細分為元會運世之數．以成就邵雍獨創之歷法紀年。同時，將地生柔順之數進一步體現于律呂聲音之多元性和差異性來表現動植生物之不齊與參差。最后，以此五類大數施行、旁通而統貫于自然界與人文界之一切萬有，以作為邵雍易學中窮理之學的終結。

苦讀游歷

邵雍年少時期，也自認為才志出眾，慷慨激揚的欲求取功名。邵雍愛讀書，幾乎無書不讀，求學中對自己要求嚴格而刻苦。為磨練出堅強的意志力，他冬天不生爐子，夏天不扇扇子，夜里不睡覺的刻苦地學習了好幾年。在苦讀中他嘆息道：“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意即過去的人學習古人經典，還與古人做朋友，不單讀古人的書，而且要廣泛游歷古人曾經游歷過的地方，而我現在只是讀了古人的書，卻還沒有去四方游歷過。”所以，他就越過黃河、汾河、徒涉江淮、漢江平原。考察了西周的那些分封國的齊、魯、宋、鄭遺址，用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游歷來增長見識，待到邵雍歸來時，他感嘆道：“道在是矣！”自此便再沒有出去游歷了。

學易悟道

當時李之才（字挺之）為共城縣令，聽說邵雍好學，便去見邵雍，并對邵雍說：“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意即“你知道宇宙萬物周期發展過程的“物理”之學和有關性命的學問嗎？”

邵雍回答道：“幸受教。”，意指愿受李之才的教導，這樣邵雍就拜李之才為師，學習了《河圖》、《洛書》，伏羲氏的八卦六十四卦圖像。李之才所傳授的這些東西都是久遠年代流傳下來的，而邵雍探索其中深奧的內涵時，往往如有神助一般的能妙悟、洞徹其內涵，最后獲得的如同汪洋一般浩瀚博大的知識，多半是邵雍自行悟道所得。

邵雍研習這些經典的時間越久，其德行也越來越為世人所稱頌。同時，邵雍的智慧也在增長中，他明白了天地的運動變化規律、陰陽消長的規律、世道變遷的規律，甚至對微小的走、飛行類動和草本木本植物的特性也一樣了然于胸。他高深的智慧，被當時世人認為已達到不惑的程度。邵雍的學說不是模仿前人、偶然應驗的學說。邵雍悟到了伏羲八卦中自帶的先天因素，并因此寫下數十萬言的著作流傳于世，但由于他處于隱居狀態，所以很少被世人所知。

樂居洛陽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自共城遷居洛陽。邵雍初到洛陽的時候，所居房屋都是棚草做門的，難以抵擋風雨。邵雍以打柴為生，親自燒火做飯以侍奉父母。雖然日子窮苦、一無所有，但邵雍卻一副怡然而自得其樂的樣子，為周圍的人所難以理解。當時的前宰相富弼、司馬光、著名詩詞家呂公著等退居洛陽，敬重邵雍，常常與之一起從游，并為邵雍置辦了接近都市的帶園地的住宅。

嘉祐七年（1062年），邵雍移居王拱辰、富弼和司馬光等人出資為其在洛陽天宮寺西天津橋南置辦的園宅。從此邵雍在園地上自耕自種，過上了自給自足的生活，并為自宅起名為“安樂窩”，并自號為“安樂先生”。

邵雍白天時常焚香安坐，申時（午后三時至五時）喝三四杯酒，微醉就不喝了，還沒醉時常常興致到了就即興吟詩自詠。春秋農閑時節，邵雍常出城游歷、風雨天常不出門，出門常乘一小車，讓人拉著，隨意而行。士大夫家對邵雍的車輪聲都非常熟悉，爭相迎候，連小孩子、老人和那些仆人、衙役們都會歡愉的說“我家先生來到了。”從來沒有人直呼他姓名的。有時邵雍在他們家住了一晚后留下書信后又走了。還有熱心好事之人，仿造邵雍“安樂窩”的樣式建了新的別苑，等候邵雍的光臨，并取名叫“行窩”。

德感世人

司馬光以邵雍為兄，他二人高尚品德為周圍鄉鄰所仰慕。父親訓斥兒子，哥哥教育弟弟時往往說：“你做不好的市，恐怕司馬先生、邵先生會知道的。”有官員、讀書的士子到洛陽，即使不去拜訪官府，必會去邵雍住處拜望。邵雍德行甚為純正，來拜訪的人一望就知邵先生之賢良，但邵雍自己卻從來不表露自己，也不提防別人什么，和大家在一起談笑風生的，沒有避諱的。與人交談，喜歡說人家的長處而不喜歡說別人的缺點。有向他問教的他總盡力解答，從來不用強制的方式向別人說教。邵雍待人不分貴賤，都是一樣的誠懇。所以，賢良的人喜歡他的德行，不賢良的人也被他感化了。一時間洛陽人才輩出，忠厚之風聞天下。

熙寧三年（1070年），宋神宗全面推廣新法，官吏受脅迫難以推行，有的就遞上引咎辭職的呈文，想要離開。邵雍居住在州縣的門生舊友都帶著書信造訪邵雍，邵雍說：“這是賢德的人應當盡力的時候，新法固然苛嚴，能盡自己為官之力對百姓寬厚一分，那百姓就會受到一分恩賜。棄官對百姓又有什么好處呢？”

隱而不仕

宋仁宗嘉佑時，皇帝下詔求散失的賢才，西京留守王拱辰把邵雍上薦應詔，任命他為將作監主簿，下詔再推舉有杰出才能的人，補任潁州團練推官，都堅決推辭之后才接受任命，最后還是稱病不赴任。

病卒簡葬

邵雍患病垂危期間，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這些知名人士早晚在他跟前守候照料，將死去時，大家在外廳共同商議他的喪葬事宜，邵雍都可以聽到那些商議的話語，就召喚他兒子邵伯溫到跟前交代說：“諸君欲葬我近城的地方，應當從于先祖的墳地，一切從簡。”

熙寧十年（1077年），邵雍去世而簡葬了，終年六十七歲，追贈他秘書省著作郎。元祐時又賜予他謚號康節。

程顥所做的墓銘志里稱邵雍的學問純正統一而不雜亂，就邵雍所達到的境界，可以說是安且成矣。邵雍所著書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有《伊川擊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