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領事裁判權

在日本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收回領事裁判權。

何如璋到日本時，正值臺灣劫殺琉球漁民事件發生后不久。日本以這一事件為發端，冒稱琉球系其屬國，策劃征伐臺灣，清廷為求息事，賠以軍費計白銀50萬兩。日本執政者越發得逞，議廢除居留華民舊規，取消橫濱，神戶和長崎的領事裁判權。何如璋到任后，援引國際公約，與日方反復交涉，終于達成協議，除在東京設公使館外，在橫濱、神戶、長崎三城市設領事館，并收回領事裁判權。此舉使僑胞的生命財產得到合法保障，使僑胞備受歧視凌辱的狀況得到很大改善，至今日本華僑對何如璋仍深懷敬意，對何如璋據理力爭收回領事裁判權津津樂道。

何如璋上奏處理琉球問題

第二件大事是上奏處理琉球問題。

琉球明初時起即是中國屬國，此后，琉球王代代受封于中國，每年均向中國朝貢。日本自明治天皇親政后，即阻止琉球向清廷納貢，企圖并吞琉球。何如璋對此采取積極態度，屢屢向清廷建議以斗爭求得和平，及時阻止日本侵略擴張計劃的實施。他在呈送清廷的奏折中說：“日人志在滅球，以阻貢發端，臣與日本當局論理數月，彼一味恃蠻，置之不答，甚至發令琉球改縣，其輕視我國無理已極，義難坐視，今乘其國勢未定，兵力未足，急與爭衡，猶尚可及。若為息事，隱忍遷就，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既滅，必掠朝鮮。雖讓一琉球，未見其果能息事也。為今之計：上者，一面抗議，—面出兵艦責貢于球，以示日人，我之必爭，彼將氣懾，而球可全；其次，約球抗日，日若攻球，我出師相助，日將力屈，而球可全；又次，則援公法，請求各國公使評判，自古無許滅人國之公法，日孤理屈，球亦可全。三者擇一而行，其效果雖然不同，決不至無效，即使無效，亦不過棄一琉球，決不至開邊釁；即使尋釁，亦可罷斥使臣。仍不能解，是彼蓄意尋隙，益知非讓一球所能息事，何為先自示弱，舉附庸之土地和人民以資敵耶？”

又致書李鴻章說：“阻貢不巳，必滅琉球；琉球既滅，次及朝鮮。否則，以我所難行，日事要求。聽之乎、何以為國? 拒之乎，是讓一琉球，邊釁究不能免。……他時日本一強，資以船炮，擾我邊陲，臺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為臺灣計，今日爭之患猶紓，今日棄之患更深也。口舌相從，恐無了局。然無論作何結局，較之今日隱忍不言，猶為彼善于此。”

然而，何如璋的遠見卓識卻得不到清廷的支持。結果，在何如璋任滿回國后，終因清政府的軟弱無能，日本將琉球國吞并，改為日本沖繩縣。此后，日本竟又得寸進尺，于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中國大敗，朝鮮、臺灣、澎湖列島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何如璋當年向李鴻章和清總署的報告中說的“琉球既滅，行及朝鮮”和“臺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的預言皆為事實。

何如璋上奏中外通商貿易問題

第三件大事是上奏中外通商貿易問題。

兩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以炮艦打開我國門戶，西洋貨洶涌而來；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亦欲步西方列強后塵，向我國市場大量傾銷其東洋貨。何如璋對此有深切了解，他向清廷上《奏陳務請力籌抵制疏》，指出當時中外通商存在的癥結問題，竭力反對違背互利原則損害我國利益的不平等貿易：

“查中外結約通商，其始不過五口，繼增至十九口，而假借游歷通商一語，因之內地亦復通商……三十年中巧取橫侵，愈推愈廣，流弊日巨，受害滋深。”

“近年進口日多，勢成偏重，徒以彼無用之貨，易吾有用之金，其弊一也”；“中土無，則利民而廣交易，雖耗損資財，尚不至奪吾本然之利，乃查進口之貨，皆不異中土之產，外產日盛，則內產不得不衰，聽其銷流日廣，則吾之生路日窮，其弊二也”；“然茍征課操之自我，則設法限輪，尚可杜喧賓奪主之嫌，乃內地商貨苛捐什稅名目繁多，外商則租界免厘捐，內地只制半稅，且皆糾合公司，本巨勢強，以壟斷之心，行兼并之術，又假吾優待之條，以恣其劫奪，遂令坐賈行商，紛紛敗北，其弊三也”；“查歐美通商，凡外國商船不準貿易內港，今則內江外海，皆任洋舶往來，不特運銷外產，而且攬載土貨，即此載運一款，坐困者當不止數十萬家，其弊四也”；“自通市以來，各省稅關以虧額告者多矣，洋布一宗歲值三千余萬，洋布多則土布必少，其弊五也”；“今管理外商，悉由領事，租界一隅，幾同化外，恃強相抗，有司畏懦，隱忍容之，其弊六也”；“今海關稅額必與西人議定后而后行，既非平交之道，我僅值百而征其五，此實為天下最輕之稅，外商意尤未饜求，貪肆縱橫，不盡取中土菁華不止，其弊七也”。

接著，他對日方要求與我內地通商一事，作《內地通商利害議》：

“日本與我國立約在西人之后，其修好之初，意在聯近交……而近年來，日人精神所注，乃專在內地通商，欲博取中土之財，以稍補西鄰之失……如璋隨時究察月本之求通內地，屢與西人一體均沾為言，而我國對日人實有不能強同者蓋有不宜輕許者五，有貽害極大者四。”

“查日本出口貨皆不異中土之產，一也”；此邦密邇近鄰，取徑捷而運費輕，若任其直輸內地，則內地物產銷路日窮，民生將日困，二也”；“日貨一經輸入內地則彼省厘捐，品類雖同而價值頓異，內地商人必至于敗折，三也”；“外產多，則內產減，稅厘之入亦日微，是弊并于國計，四也”；“西人遠隔重洋，雖互市久通，流寓尚少，今日本地近民貧，內地之禁一開，無論矣，五也”。

何如璋在《內地通商利害議》中還陳述：中日貿易，每年巳入超200余萬兩，若再準其享有低稅率和內地通商的優待，勢必大量傾銷日貨，年入超將增至1000余萬兩，后果不堪設想。

清政府終于接納了何如璋的建議，拒絕了日本到我國內地通商的要求。

何如璋深入考察日本國情

第四件大事是深入考察日本國情。

何如璋在出使期間，積極致力于考察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所起的深刻變化，確認欲自強必須效法日本。他所撰寫的《使東述略》，對日本“三權分立制”作了詳細介紹，并熱情鼓勵他的助手黃遵憲撰寫《日本國志》。這兩部書在中國知識界曾引起強烈反響，康有為的“戊戌變法”即從這些此書中得到不少啟示。

清光緒八年，(1882)何如璋任滿歸國。次年，出任福建船政大臣。馬江中法戰爭中國戰敗后，何如璋受到牽連，被貶戍張家口，在戍三年。光緒十四年（1888年），主講潮州韓山書院。光緒十七年九月（1888年），病逝于韓山書院，時年54歲。

何如璋于咸豐十一年（1861）中舉，同治七年（1868）中進士，并被選為庶吉士，散館后授職翰林院編修。

其時適值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朝統治階級內部有一部分人主張學習和利用西方先進軍事和科學技術，以維護清王朝的統治，歷史上稱這一部分人洋務派，奕欣、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何如璋早年喜歡學習桐城古文，后來感到學習古文不能滿足于時世變化的需要，轉而潛心時務，常往返天津、上海之間，與中外人士商談，向各國傳教士詢問西方國情政務等。進入翰林院后，對外事愈發留心，知識愈加豐富，成為通曉洋務的佼佼者，并得到李鴻章的賞識。李鴻章曾對人評價道：“不圖翰林館中亦有通曉洋務者也。”

光緒三年（1877年），何如璋得李鴻章推薦，晉升為翰林院侍講，加二品頂戴，充出使日本大臣，成為中國首任駐日公使，時年39歲。

何如璋的青年時代，正是鴉片戰爭之后，當時列強虎視眈眈，都想侵吞中國。因此常常借故挑起事端，尋找侵略的借口。而此時的一般讀書人大都以個人名利為重，沉迷于科舉、應試之中。當時，一些有愛國心的官僚，開始提倡“洋務”，旨在“師夷制夷”。何如璋雖素學古文，但認為國事危急，興辦“洋務”為當務之急。他經常與中外人士交往，探求治世之方。重臣李鴻章欣賞何如璋通曉洋務，遂與樞密大臣沈桂芬竭力保薦何如璋出使日本。

駐日期間，何如璋十分關心數干旅日僑胞的利益，積極要求增設領事。初，日本國不同意，他就據國際公法力爭，終于取得在橫濱、神戶、長畸三個地方增設了領事館。從此，更多的旅日僑胞有了本國政府撐腰，一改過去被歧視、受凌辱的地位，僑胞莫不感恩戴德。

日本于明治維新之后，便竭力阻止琉球向中國進貢，企圖并吞琉球，不過這時的日本國力尚弱，不敢公開挑畔，何如璋深刻地分析了情況，決定向日本據理力爭。光緒四年(1878)，他多次上書李鴻章：“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既滅，行及朝鮮……，聽之，何以為國?拒之，是爭一琉球，邊釁究不能免……他時日本一強，資以船炮，擾我邊陲，臺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是為臺灣計，今日之患猶紓，今日棄之，患更深也。”可是，賣國求安的李鴻章卻指責他：“琉球朝貢，本無大利，若以武力相爭，爭小國區區之貢，非惟無暇，且亦無謂。”并斥他“出好興戎，可以殷鑒”。清總署沈桂芬也囑密友以私書相勸：“富貴可坐致，慎勿多事。”但有強烈愛國意識、品性剛直的何如璋，卻不聽李鴻章意見，依舊據理力爭，以致不容于李鴻章，被調回國。從此，琉球便被日本所據，改為沖繩縣。何如璋得以出使日本，是賴李鴻章保薦之力，但在對待琉球的問題上，何如璋卻不因恩師之故而逢迎遷就，何如璋之為人處事，于此可見一斑了。

何如璋對當時關稅不能自主，洋貨充斥，金銀大量外流，國勢因而日弱，深感痛心，便向朝廷上《奏陳務請力籌抵制疏》，闡明“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迨至勢窮害極，強鄰益逼，上無可籌之餉，下無可練之兵，反悔奚復及乎?”不久，日本要求與我內地通商，他又向清廷上《內地通商利害議》，說日本是要攫取中國的資財，以補償與西歐列強貿易的損失。日貨都是中國有的，兩國相鄰，運輸途短，成本自低，若準其與西歐各國同享低關稅和在內地通商的優待，日貨勢必大量傾銷，中日貿易本已入超兩百余萬兩，若再許其直輸內地，入超將增至一千余萬。對此嚴重情況，何如璋焦急萬分，便奏請不準日本到我國內地通商的要求，朝廷終于接納了他的意見。

何如璋使日期間，看到日、俄兩國對我國鄰邦朝鮮的覬覦，便向清總署上《主持朝鮮外交議》，提出對加強控制朝鮮的三項策略。當年山西鬧大饑荒，數百萬居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看到這種情況，何如璋心急如焚，上書李鴻章，請移饑民十余萬至東三省，以充實邊防。日本明治維新后政治、經濟方面所產生的變化，給何如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認為，要使中國富強，就要效法日本的維新，只有這樣才能抵制列強。他不僅極力推薦同鄉黃遵憲，同赴日工作，并積極鼓勵黃遵憲撰寫《日本國志》。該書對后來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有很大的影響。

何如璋使日4年，對日本統治階層的侵略本性作了一些必要的揭露，而對廣大的日本人民，則始終堅持睦鄰友好。日本朝野名士對他都十分推崇，經常與他和詩、筆談或請他寫條幅、扇子作為珍玩。他為祖國爭公理、抗強權、不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又能堅持睦鄰友好，不負國家期望，在清末的幾位駐外使節中，何如璋是出色的外交家。他在使日期間，身居異國，對祖國發生的事，總是十分關切，遇到外人有不利祖國的舉動，他總要上書直陳己見。他針對日本侵占琉球野心的上書“琉球既滅，行及朝鮮。”十余年后，果生甲午之禍，這不但可見何如璋的愛國之心，也可以看出他的遠見卓識。

何如璋歸國后，于光緒九年(1883)九月，出任福建船政大臣，主管馬尾造船廠。這是一個既無經費又無人才的單位，盡管何如璋多次建議，也無法改變清海軍落后的狀況。

光緒十年(1884)，法艦發動突然襲擊馬尾前二月，何如璋已看到問題的嚴重，曾經兩次向清廷上奏《法船聚泊馬江應亟調兵船赴援協防折》和《法船聚泊馬江請調南北洋兵輪以相牽制折》，提出“應集中兵力，先發制人，后發即為人制”的戰略，和“清旨飭下南北洋大臣，迅派各快船，克期赴閩，以助支援……”等建議。但清廷掌實權的慈禧，只知求和，對何如璋奏折不接受，以致馬尾船廠遭法艦的突然襲擊而手足無措，以慘敗告終。何如璋因受牽連，遭革職。清廷為了推卸其罪責，曾派左宗棠“飭查馬江失事一案事各員”。經左宗棠認真查實后，認為對何如璋的處理應該“既經革職，可否邀恩免議”。結果，朝廷還是將他貶戍軍臺三年。在戍期間，他著有《管子釋疑》36卷。軍臺放還后，他退出官場，受聘韓山書院講席。光緒十七年(1891)，病卒于韓山書院。終年54歲。

何如璋公私分明，嚴于律己，主馬尾船政期間，不少子侄致函給他，要求謀職，何如璋都婉言勸止。他擔任福建船政大臣時，給父母的信中說：“船政系辦公之地，亦無督辦到署，即行任用本家親戚，跡涉營私之事。……轉致各本家親戚，不宜冒昧前來，彼此豈無趣味也。”(見何如璋光緒九年(1883)十一月二十九日致雙親書)。何如璋極重友情，駐日期間，與日人得能良介相交頻深，良介將外甥樽原陳政托何如璋教養，何如璋不負友人所托，任滿后還把樽原陳政帶回中國，樽原陳政長大后，任日本駐北京使館參贊，聞何如璋卒，千里迢迢到何如璋老家，拜謁何如璋夫人，還到何如璋墳上致吊，涕淚交流，還雕了兩只石獅子，安放在何如璋墓前，以答謝何如璋教育之恩。

何如璋著有《使東述略》、《使東雜詠》、《使日函牘》、《管子析疑》36卷和《塞上秋懷》、《袖海樓詩鈔》等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