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煦篤實好學，精研經義，少時就有“江南通儒”之稱。他對學術研究力主學以致用，因此他的文章大多來自實踐或親自考察，所以頗具實用價值。主要著述有《蒿庵類稿》（32卷）、《續稿》（3卷）、《滕稿》（16卷）、《隨筆》（9卷）、《奏議》（4卷）、《雜俎》（5卷），尚有《宋六十一家詞選》（12卷）及《從稿》、《蒙香室詞集》等。他還精于書法，詩詞上的造詣也較深，其詞出入於姜夔﹑張炎之間，譚獻稱其能入納蘭性德﹑朱彝尊之室。所作多感舊懷人或客游思緒，哀惋低回，如〔八聲甘州〕《乙亥除夕作》、〔霓裳中序第一〕《丙子元夕﹐與次泉踏月夔州城東》、〔霜葉飛〕《秋暮過虧園同次米賦》等。

馮煦的另一突出貢獻是對方志事業的建樹，他先后用10多年的時間總纂了《江蘇省通志》，主編《金壇縣志》、《鳳陽府志》，以及溧陽、鎮江、嘉興、寶應、睢寧、宿遷等地的府、縣志書。所編志書以其范圍廣泛而又綱目清晰，內容充實完備，資料翔實可靠，文采斐然，典雅清麗而著稱于世。

馮煦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母朱氏，夢僧拈花入室，遂寤而生，故字曰夢華。號蒿庵，江蘇金壇人。幼年喪父，寄居寶應外公家。少好詞賦，有江南才子之目。光緒三年在金陵書局校書。光緒八年（1882）舉人，累試不第，久寓江寧，與顧云齊名。年四十五，始成光緒十二年（1886）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臚唱時，慈禧太后呼為老名士。光緒十四年（1888），出任湖南鄉試主考官。光緒二十一年（1895），離京都，赴任安徽鳳陽府。時鳳陽連年水澇成災，百姓苦憂不堪。馮煦單騎匹馬率領府吏，深入民間勘察，沿途嚴禁請客送禮，他按照災民受災輕重，定民賑給多寡，從而使受災之民，戶戶得到相應補助，人人受到實惠好處。除此之外，他屢平反疑獄，還捐出兩萬俸金，深得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嘉許。劉坤一曾以“心存利濟、政切勤勞”為其疏薦。光緒二十六年，賜予道員官職，加二品頂戴，候選道臺。光緒二十七年（1901）馮煦由安徽調任山西按察使，兼理陜、豫、晉三省鹽庫。在職期間，他為官清廉，凡公家之物不入私囊，他獨創“歲入歲出表”，嚴格財經紀律，使下屬官吏有章可循，違章必究。

光緒二十八年（1902），遷任四川按察使。時廣安州有不法之徒聚眾搗毀學堂，他得到報告后立即組織偵緝，很快就查獲4人，他要將4人按土匪正法，總督錫良出面求情，當朝某公主亦想加以庇護，馮煦剛正不阿，抗顏力爭，最后由皇上定奪，將錫良削職，公主亦遭“廷訓”。

光緒三十一年（1905），遷任安徽布政使兼任提學使。光緒三十二年（1906），時任安徽巡撫的恩銘，被浙江同盟會革命黨人徐錫麟暗殺，清政府擢升馮煦為安徽巡撫，處理槍殺案，他以“治其獄，不株連一人，主散脅從，示寬大”的辦法妥善處理好此事。徐錫麟被處決后，馮巡撫又公開為其題了一幅對聯，書寫在安慶的大觀亭里，對聯曰：

“來日大難，對此茫茫百端集；英靈不昧，鑒茲蹇蹇匪躬愚。”

上聯的意思，是感慨清廷將亡（來日大難），徐錫麟眼下雖是“逆賊”，日后卻是勛臣烈士，自己站在徐的墓前，想著朝廷之必亡與革命之必勝，心頭茫然，百感交集；下聯的意思，是公然贊譽徐錫麟（英靈不昧），希望徐的英魂能夠原諒自己對他的處決，不過是奉命行事，為清廷盡一愚忠罷了。

事后他上疏朝廷：“今者黨禍日亟，民不聊生，中外大臣不思引咎自責，合力圖強，乃粉飾因循，茍安旦夕，貽誤將來，大局阽危，日甚一日。”建議“挽救之方，惟一核名實，明賞罰為第一義，而其要則在民為邦本之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勿疑；有誤國殃民之臣，刑之勿赦。政府能使天下自治，則天下莫能亂；政府能使天下舉安，則天下莫能危。根本大計，實系于此。”然而，其用心雖好，卻引起朝廷權貴們的忌恨，從此便對他處處加以掣肘，任安徽巡撫之職僅一年，他就被兩江總督端方借故“有革命之嫌”遭罷官而回鄉。

宣統二年（1910），江蘇、安徽遭受嚴重水災，清廷又起用了罷官在家的馮煦為查賑大臣。他“食不甘味，寐不安枕”地巡視災區。在任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的足跡遍及兩省鄉邑，賑濟災區39個州縣，放款300余萬。《清史稿》中對這段歷史作了較詳細的記載：“后復立義賑會，連年水旱，兼有兵災，遠而推至京直魯豫湘浙，無歲不災，無災不賑。”對馮煦也有“與荒政相終始，仍以民為重”的贊譽。馮煦不僅以救賑為己任著稱于時，而且還因勢利導，積極籌資興修水利，組織疏浚東臺竹港，建閘泄洪，使萬頃農田受益，修筑浙江縉云縣海塘石堤，防止海水倒灌，使沙土變沃壤，在他的家鄉金壇，修筑了小至岸頭的長堤，羅家村的圩堤和其他多處圩堤等。

民國后馮煦寓居上海，自號蒿隱公，以遺老自居，曾創立義賑協會，承辦江淮賑務，并參與纂修《江南通志》。年已八十，猶能作蠅頭小楷。煦工詩詞駢文，尤以詞名，所著《蒙香室詞》，譚獻以為深入容若、竹坨之室。壯年詩，則多凄咽之音。又著有日記四十五冊，積六十二年，迄歿之日，皆精楷不茍。民國十六年（1927）夏天去世，享年八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