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濬詩學杜甫，遺貌取神，遒宕清逸中時有氣勢，五律尤佳。《初聞燈船鼓吹歌》是他早年成名的長篇；明亡后詩多寓興亡之感。如《關山月》、《焦山》、《燕磯感舊》等。他在《古樹》中寫道：“松知秦歷短，柏感漢恩深。用盡風霜力，難移草木心”，可見其情懷。

《大清一統志》評杜濬：“詩文豪健，自辟畦町。”《湖廣通志》說他“博極群書，吳楚人士多就正焉”。《黃州府志》認為他：“性狂氣簡，岸凌公卿。少立令譽。”“其所著作力砥流風。后隱江南之鐘山，名公巨儒不識茶村之面者自以為赧。”吳偉業（字梅村）是明清之際成就最大的詩人。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八中，記載了吳偉業曾說自己的五言律詩，是讀了杜濬的詩作以后才得到長進的。《國朝先正事略》還說：閻若璩（清初經學家，長于考據）“于時賢多所訾謷，獨許先生（指杜濬）五律，稱為詩圣。”

杜濬《變雅堂集》中的詩集十卷，有詩650余首。但據陳仲夔（字大章）的《秋蓬集》說，他有未刻詩三千余篇。陳仲夔與杜溶是同代的黃崗人，所說較可靠。但《九朝新語》又說：“茶村（杜濬字）好詆訶俗人。死后有富人購焚其集殆盡。”鄧之誠教授在其《清詩紀事初編》中卻說：“嘗于書肆見其鈔本茶村詩文二十余冊，多出刻本之外。度其書尚在世間，好事者終有得之之一日也。”可惜至今仍未見其蹤影。

杜濬，明崇禎十二年鄉試副榜。入清以后，絕意仕進，流寓金陵三十余年，家貧至不能舉火，仍不屈。杜濬極為耿介孤傲，有人勸他不要太孤僻，他解釋說：“某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閑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縱有司馬遷，韓愈在隔舍，亦不及相訪。”有些慕名要來拜訪他的達官貴人，多被婉言謝絕。即使是當地地方官員（或故友）求見，也得徒步登門。但《九朝新語》中仍說杜濬對這些客人：“則偶接焉，門內為竹關。遇午睡或治事，則外鎖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門。雖大府（知府）至，亦然。”

當他得知好友孫枝蔚準備應清廷征辟時，立刻寫信勸他“毋作兩截人”。并說：“不作兩截人有道，曰，忍癢。忍癢有道，曰，思痛。至于思痛，則當年匪石之心……且夫年在少壯，則其作兩截人也，后截猶長；年在遲暮而作兩截人，后截余幾哉？”《（與孫豹人書》）孫氏得書，力辭中書舍人而歸，保全了一半清白。錢謙益來訪，杜濬閉門拒不接見。杜濬最佩服“嶺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屈大均，番禺（今廣州）人，字翁山。明亡時才十五歲。清兵入境，曾參加抗清隊伍，失敗后削發為僧，不久返俗，周游各地。善詩，有部分作品敢于揭露清軍暴行。以后仍與人聯絡抗清義軍，籌劃恢復明室。杜濬稱贊屈大均為有骨有識，足以繼武古人（《復屈翁山書》）。

杜溶“老而益貧，貧而益狂”，終于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病逝，終年七十七。身后蕭條，以至無以入殮。幾年以后，陳鵬年（字北溟，別字滄洲，以清廉著名，有陳青天之稱）任江寧知府，才代為埋葬于南京鐘山。

杜濬著作，因家貧無力付梓，故多散佚。現存光緒甲午黃岡沈卓如刻《變雅堂詩集》10卷及《變雅堂文集》8卷，只相當于他全部著作的十之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