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成就

呂留良藏書頗富，清初，祁氏“澹生堂”藏書散出，爭購者頗多。當時黃宗羲在石門講學，他與黃宗羲為爭購祁氏圖書而不和，他得書3000余冊，精本亦多。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遺書記》記其故事甚詳。家有藏書樓為“不遠復堂”、“二妙亭”、“天蓋樓”、“南陽耕釣草堂”、“風雨庵”、“講習堂”等。藏書印有“南陽村莊呂晚村藏書”、“南陽講習堂抄書”、“呂氏藏書”、“恥齋”、“不遠復堂”、“難得幾世好書人”、“御兒呂氏講習堂經籍圖書”等章。家被抄斬后，藏書和著述亦多被焚毀，四庫開館時，查禁焚毀所有著作。今存《呂用晦文集》、《東莊吟稿》。與吳之振合輯有《宋詩抄》等數種。長子呂葆中，字無黨，繼承其藏書，家有藏書樓“觀稼樓”、“玉乳山房”、“吾研齋”、“只拙齋”等，并有多枚藏書印，如“東萊呂氏明農草堂藏書印”、“南陽講習堂”等。

著述名錄

呂留良為學尊朱辟王，推明儒學本旨，精治《四書》，詳辨夷夏之別，其著述由門人輯為《四書語錄》、《四書講義》、《呂子評語》等。后人曾編有《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東莊詩存》七卷、《續(xù)集》四卷；《慚書》一卷；與吳之振，吳自牧合選《宋詩鈔初集》，與張履祥合選《四書朱子語類摘抄》三十八卷；又有《精選八家古文》及后人匯刻其時文評語數種；刻印其遺文墨跡若干卷。此外，雍正《大義覺迷錄》中引用其日記多條。留良自幼推崇朱熹，為文似朱熹，翻瀾不已，善于說理；詩學楊萬里、陳師道，深情苦語，令人感愴。近人鄧之誠說：“以詩文論，誠宗羲勁敵，唯史學不如。”

自幼失怙

呂留良生于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一日（1629年2月13日），出身封建仕宦家庭，祖上在明朝世代為官。其父呂元學曾任繁昌知縣，主要功績是將繁昌縣的三臺山修筑完成，后因病辭官，回歸故里，為人樂善好施。呂元學正妻郭氏，為元學育子3人：大良、茂良、愿良。天啟元年（1621）之后，呂元學娶側室楊氏，生第四子瞿良。

崇禎元年（1628）九月，呂元學病逝。4個月之后，即崇禎二年（1629）正月二十一日，側室楊氏在崇德縣登仙坊祖居生下遺腹子呂留良。由于其父早逝，楊氏體弱多病，留良由三兄愿良夫婦扶養(yǎng)。三歲，嫂亡，過繼堂伯父鴻臚寺丞元啟為子。

呂留良幼時即“穎悟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八歲能文，十歲時，三兄愿良建澄社于崇德，東南士子千余人，往來聚會，征選詩文，評議朝政，留良深受影響。崇禎十四年（1641），孫子度建征書社于崇福禪院。時留良十三歲，以詩文入社，大得子度贊賞，并被視為畏友。呂留良博學多藝，有二十四絕技，“凡天文、讖緯、樂律、兵法、星卜、算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無不洞曉。工書法，逼顏尚書、米海岳，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射輒命中。余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斫硯，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

抗清失利

順治元年（1644年）明亡后，三兄呂愿良隨史可法鎮(zhèn)守揚州，呂留良與侄兒呂宣忠（長留良四歲）于順治二年（1645年）散家財召募義勇，與入浙清軍抗衡。宣忠曾署總兵都督僉事。當時，在其友人董時雨的操持之下，四處連絡，苦心經營。監(jiān)國魯王加封宣忠為扶義將軍，給與敕印，令其還至太湖，率部抗清。后大戰(zhàn)清兵于瀾溪（太湖下游，烏鎮(zhèn)附近），兵敗。宣忠遣散所部，入山為僧，后因探父病回家被捕遇害。就義之日留良曾為其送行。國仇家恨，使留良痛心疾首，乃至“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工（呂宣忠）之亡，一嘔數升，幾絕。”后來他把這一時期的詩作結集稱為《萬感集》。由于在抗清戰(zhàn)斗左股中箭，留下終身創(chuàng)傷。《厲耦耕詩》記載有“箭瘢入骨陰輒痛，舌血濺衣洗更新”的詩句。其弟子嚴鴻逵注謂：“子自言左股曾中箭，遇天雨輒痛。”呂留良兵敗后隱居行醫(yī)，他雖于清順治十年（1653）改名光輪，應試得諸生，但一直與堅持抗清的張煌言等保持聯系。后來雍正因此在《大義覺迷錄》中指責他“于順治年間應試，得為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夸榮鄉(xiāng)里……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復之人……”對于這段應考經歷，呂留良在其后的詩文中多次表示了深深的反悔與自責，他一直以“失腳”來比喻這次出試：“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里姓名非。茍全始信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

順治八年（1651）冬，其兄呂愿良在貧病饑寒中死去。由于兒子宣忠已死，呂留良為其操辦后事。順治十一年（1655），陸文霦約請呂留良一起評選八股文時，呂留良欣然應允。于是，他們兩人在吳門集市租了一間房子，從事評點工作。因為他們評選的是從清朝入主中原后順治三年（1646）開始八股取士到順治十一年（1654）共五科的文章，故名《五科程墨》。留良借評選時文以宣揚“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其民族氣節(jié)對士人學子影響極大。

傾接儒士

順治十六年以后，呂留良結識浙東余姚著名學者黃宗羲、黃宗炎兄弟和寧波隱士高斗魁。呂留良嗜硯成癖，曾自言：“予幼嗜硯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呂留良的長子葆中稱父親呂留良“摹印斫硯，技藝之事皆精絕”。黃宗羲從其所好，贈予呂留良一方八角硯。呂葆中即于此時從黃宗羲問學。兩年后，二兄茂良以留良外務過多，荒廢學業(yè)，強留于崇德西門內祖居友芳園之梅花閣，教子侄輩讀書。康熙二年（1663），黃宗羲應聘至梅花閣執(zhí)教。留良與宗羲、宗炎、吳之振、吳自牧、高旦中等，相聚于園內水生草堂，詩文唱和。又與之振、自牧共選編《宋詩鈔》九十四卷。留良為所選八十余位宋代詩人撰寫小傳。

康熙五年（1665），浙江學使至嘉興考核生員，留良拒不應試，被革除諸生。此舉震驚社會，而留良怡然自得。從此歸隱崇德城郊南陽村東莊（在今桐鄉(xiāng)縣留良鄉(xiāng)），自開天蓋樓刻局，繼續(xù)選刻時文出售，并提囊行醫(yī)，以自隱晦。其時詩朋文友大半散去，獨與張履祥、何商隱、張佩蔥，專攻程朱理學，創(chuàng)立南陽講學堂，設館授徒。身益隱而名益高。八年（1668）迎理學大儒張履祥至東莊講學，“共力發(fā)明洛閩之學”。另一方面他又編輯刻印程朱遺書，“以嘉惠學者”。此時他繼續(xù)從事時文評選工作。他開“天蓋樓”刻局，自選自刻，自己經營發(fā)行，一時之間“天蓋樓”選本風行全國。呂留良通過評選八股文，宣傳他嚴“夷夏之防”和恢復“井田”、“封建”制的政治主張。這也就是《行略》中所說的“其議論無所發(fā)泄，一寄之于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此時呂留良曾頻頻出游，寫了相當數量的記游詩。他約友人同游南北湖，即景賦詩，許多詩篇都富有強烈的反清意識。這三十多首紀游詩，成集時題為《真臘凝寒集》。另外呂留良還結交了黃虞稷、周在浚等一批新友，寫了許多唱和詩，全都收在《零星稿》中。呂留良與黃宗羲由于立身旨趣的歧異，后則絕交。

拒仕為僧

呂留良晚年，正值清政府對文人進行軟硬并施、加強專制統(tǒng)治的時期。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開博學鴻詞科，企圖籠絡當時的一批名士。浙江當事首薦呂留良，留良固辭乃始得免，而與他同時代的漢人湯斌則欣然應試，由于缺乏競爭，后得中高官。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為了進一步拉攏和軟化明遺民，征聘天下山林隱逸，嘉興郡守復薦留良。呂留良在被逼無奈之下，只好削發(fā)為僧，取法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去吳興埭溪之妙山，筑風雨庵，隱居講學，門人弟子亦甚眾。康熙二十一年秋，呂留良與門人子侄三游南北湖，按出游日程寫了一組紀游詩，編成詩集名為《東將詩》。這時大清江山日益穩(wěn)固，呂留良時刻惦記的抗清復明基本上已成泡影，這愈發(fā)增加了他的憤世嫉俗之感。

留良早衰，年四十余須發(fā)灰白齒落過半，且幼有咯血疾，遇有怫郁即發(fā)。康熙二十二年（1683），留良重游杭州，所寫詩篇收入《欬氣集》中。是年八月，因病與世長辭，終年五十五歲。臨終前數日，仍勉力補輯《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作《祈死詩》六篇，子侄弟子勸其休息，答道：“一息尚存，不敢不勉。”臨終時勉勵門人“細心努力為學”，告誡后人一定要恪守“孝友大義”。忽然又說：“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門人呼“先生”，留良答曰：“人皆如此！”聲音半澀而字義楚楚。隨令眾人退出，作揖“拱別者三四”。于是從容正容，展伸其足，叉手安寢而逝。留良逝后，“遠近之士聞者莫不震悼失圖，以為斯道之不幸”。八月十七日，何商隱來吊，泣道：“二十載交情畢矣。傷心！傷心！”陳執(zhí)齋、陸稼書為文祭奠，黃宗炎作詩哭之，查慎行亦有《挽呂晚村徵君》詩。十一月二十九日，留良葬于識村祖塋（在今晚村鄉(xiāng)識村東長板橋之西）。

夫人姓范，有子七人：公忠（葆中）、主忠、寶忠、誨忠、補忠、納忠、止忠（毅中）。

禍及后人

呂留良去世后，其弟子及曾靜等人崇奉留良其說、為其廣播，后曾靜策動川陜總督岳鐘琪反叛，被告發(fā)下獄，牽連呂的兩個學生。呂亦被剖棺戮尸，著作則被焚毀。雍正在《大義覺迷錄》罵呂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tǒng)之義！”傳說其孫女（一說女兒）呂四娘將雍正帝刺殺。

辛亥革命后，冤案昭雪。浙督湯壽潛改西湖彭公祠崇祀三賢，列留良為三賢之一。知縣及地方紳耆，為建新墓，筑紀念亭于孔廟后，蔡元培為之書額及聯，立碑以垂不朽。今縣境有留良、晚村兩鄉(xiāng)，用其名號命名，并于崇福鎮(zhèn)筑呂園以為紀念。而近代革命家鄒容在扼腕嘆息之余更稱當時寵榮一時的湯斌為“馴靜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