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狼》

康海的出名，主要因為他寫過一部雜劇《中山狼》。《中山狼》雜劇是根據(jù)明人馬中錫的寓言體小說《中山狼傳》改編而成，四折，寫東郭先生冒險救子中山狼，使它逃過了趙簡子的獵殺。中山狼脫險后，恩將仇報，反欲吃掉東郭先生。東郭先生大恐，幸遇杖藜老人，將狼騙進書囊殺死。作品流露了對當政的統(tǒng)治集團人物的不滿。第四折中杖藜老人說：“那世上負恩的好不多也！那負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祿，不干得一些兒事，使著他的奸邪貪佞，誤國殃民，把鐵桶般的江山敗壞不可收拾。”詞鋒顯然是有所指的。舊傳此劇為影射李夢陽負恩而作，明沈德符《顧曲雜言》說：“填詞出才人余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此劇關(guān)目曲致，曲文自然樸質(zhì)。劇中狼、老牛、老杏開腔說話，情態(tài)逼真，帶有童話色彩。前人稱此劇“獨攄澹宕，一洗綺靡，直掩金、元之長，而減鄭、關(guān)之價矣。韻絕！快絕！”（沈泰《盛明雜劇》評語）譽之雖過，但此劇在明前期劇壇上確實是一部有思想內(nèi)涵和藝術(shù)性的作品。王九思和康海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是主張復古的，這也反映到其雜劇作品上，即基本延續(xù)元雜劇一角主唱的慣例，在曲詞上也追摹元曲的風味。但劇作在內(nèi)容上的新意和單折短劇的體式，也表現(xiàn)出明代雜劇的一些新變化。

《對山集》

康海的集子叫做《對山集》，共十卷。集中有許多記游的詩章，但是沒有一首明確提到在揚州的經(jīng)歷。有一首《植樹》詩云：“此日春氣和，萬木俱含秀。況我山林居，園列頗成就。”稍稍讓人聯(lián)想到揚州康山草堂。還有一首《懷金可卿》詩云：“珍味安能通俗口，廣陵之散誰可傳。”這是他唯一提到“廣陵”的地方。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最大的根雕作品，叫做“流云槎”，據(jù)說是康海在揚州的遺物。“流云槎”用天然榆樹根制成，形似紫云，可作臥榻，原藏于揚州康山。入清后先歸江春，阮元購得后轉(zhuǎn)贈麟慶，麟慶將它攜回北京半畝園，其后人捐贈給故宮博物院。

散曲

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數(shù)30余首、小令200余首，曲作的主要內(nèi)容一是抒發(fā)其憤世嫉俗的情懷，如“真?zhèn)€是不精不細丑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與康”（《雁兒落帶過得勝令》）。表現(xiàn)了他自認為無辜遭殃的滿腹牢騷，并夾雜著幾分玩世不恭的幽默。二是傾吐其徜徉山水的閑情逸致，如《叨叨令》、《秋興次渼陂韻》就著重表現(xiàn)了作者對“有時節(jié)望青山看綠水乘嘉樹，有時節(jié)伴漁樵歌窈窕盟鷗鷺”生活的欣喜之情。他的散曲一般都寫得豪放爽健。但有時過多的生造和堆砌詞藻，是其缺點。

康海（1475～1540）字德涵，號對山、沜東漁父，西安府武功縣人（今陜西省武功縣武功鎮(zhèn)滸西莊人）。生于明憲宗成化十一年（1475）六月二十日，死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十二月十四日，享年66歲。

康海自幼機敏，童年事邑人馮寅為蒙師，習小學，“凡灑掃應對之屬”，馮出仕后，又入關(guān)中理學名家習毛詩。成化二十二年，其父康鏞從平陽知府任上歸田，嘗為之講授古今賢圣掌故，期其效法。父退，海嬉戲如忘，父怒欲捶楚，問所授，海從容復述無可責。

孝宗弘治七年（1494）入縣學，時提學副使楊一清督學陜西，見海文，盛贊其才，言必中狀元。24歲與三原馬理同舉于鄉(xiāng)，次年赴京會試落榜。弘治十五年（1502），海28歲復參與會試，順利通過殿試對策稱旨。遂登進士第一，大魁天下。康海在殿試對策中，仗義執(zhí)言，力陳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興利除弊，升為翰林院修撰兼經(jīng)筵講官，曾參與修憲宗、孝宗兩朝實錄。武宗正德三年（1508）李夢陽入獄，為救文友，海往見同鄉(xiāng)劉瑾，通宵暢飲，不日夢陽獲釋。八月，海奔母喪，途經(jīng)順德遇盜。正德五年（1510）八月，劉瑾事發(fā)，被臠割3357刀，凌遲處死。海以同鄉(xiāng)受其株連，被削職為民。夢陽不曾進一言以救。遂以文為身累，倦于修辭。乃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泉石間矣！”曾有人勸他向朝廷申辯其冤，以圖起復，海斷然拒絕。

從此放形物外，寄情山水，廣蓄優(yōu)伶，制樂府、諧聲容，自操琵琶創(chuàng)家樂班子，人稱“康家班社”。與戶縣王九思共創(chuàng)“康王腔”，扶植周至張于朋、王蘭卿組建張家班。曾廣集千名藝人，參與秋神極賽活動。自己因譴責李夢陽寫成的雜劇《中山狼》和《王蘭卿服信明忠烈》雜劇，被之管弦，自此俳優(yōu)。在康家班基礎(chǔ)上組建的張家班，又名華慶班，在歷史上活動長達500年之久。為重振北曲，為秦腔藝術(shù)的發(fā)展，建樹了不朽的功勛。

海放歌泉林30余年，初衷不改。歿時。除詩文集外康，還著有散曲集《沜東樂府》、詩文集《對山集》、雜著《納涼余興》、《春游余錄》等，尤以《武功縣志》最為有名。評者認為康海編纂的《武功縣志》體例嚴謹，源出《漢書》，“鄉(xiāng)國之史，莫良于此。”后世編纂地方志，多以康氏此志作為楷模。因為文學理念相近，加上同時尊崇復古文風，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王九思等號稱“十才子”，又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稱“七才子”，亦即文學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康海不僅以他創(chuàng)作的詩文以及雜劇而聞名，成為明朝中期七才子的核心，而且在官場剛正不阿，藐視權(quán)貴，頗具秦人風范。康海和李夢陽、何景明等七才子一起，觸權(quán)貴，罵奸黨，指責時弊，彈劾劉謹。正德元年（1506），太監(jiān)劉瑾專擅國政，劉瑾是興平縣人，以其與康海為同鄉(xiāng)，又風聞康海的才名，企圖拉攏康海作為同黨，康海一直不肯去見劉瑾。恰巧李夢陽因為代尚書韓文草擬彈劾劉瑾的奏章，事情暴露后，劉瑾加給李夢陽其他罪名，將其逮捕人獄，準備處死。李夢陽從獄中給康海遞了一張紙條，上寫“對山救我”四字。“對山”為康海的別號。康海義不容辭，雖然一直不肯登劉瑾之門，但為了朋友，只得硬著頭皮去拜謁劉瑾。劉瑾聽說康海登門求見，高興萬分，急忙跑出去迎接，下榻時十分匆忙，連鞋也沒有穿正，倒足汲著鞋跑出門迎接，并將康海奉為上賓。康海在劉瑾面前，多方為李夢陽辯解，劉瑾一心想拉攏康海，遂看在康海面上，第二天便釋放了李夢陽。過了一年，即正德五年（1510），劉瑾因謀反罪被朝廷處死，朝廷清查劉瑾一案，康海因與劉瑾有過來往，遂被列為同黨，削職為民。正在這個時候，已經(jīng)官復原職的李夢陽，不但不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兩肋插刀，反過頭來倒打一耙，誣陷嫉害。 康海回家之后，“以文為身累，遂倦于修辭”。他認為“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他與朋友、同鄉(xiāng)王九思遭遇相似，志趣相投，于是經(jīng)常在其家鄉(xiāng)沜東及王九思的家鄉(xiāng)鄠縣（今戶縣）一帶，攜帶歌姬舞女暢飲，創(chuàng)作樂曲歌辭，自比為樂舞諧戲的藝人，以寄托其憂郁苦悶的心情。

同時渼陂（王九思號）亦第一，兩人失志遭遷謫，絕調(diào)康王并盛名，昆侖摩挲無顏色！”一次，康海在揚州焦山彈奏琵琶后，傾倒觀者，后人遂將焦山易名“康山”，以示紀念。康海被革職后，在家閑居了整整30年，遺命以山人巾服成殮。檢其遺資“借金百余”，而大小鼓卻存有300多副。

官場不幸秦腔幸。康海為為秦腔藝術(shù)的發(fā)展，建樹了不朽的功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