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僧孺為譜學的拓荒者，但他“文用新事，人多未見。今集中諸篇，抒轉(zhuǎn)云霞，激越鐘管，新聲代變，于此稱極“(張溥：《王左丞集題辭》)，在促使聲律學及其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的應用，起到了揚波助瀾的作用。王僧孺亦擅長書法，《南史》本傳說他“善楷、隸”，《書小史》同時認為他善楷、隸。王僧孺實是一位多才多藝、操潔志高的古代文人。王僧孺詩文，《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有集30卷，已佚。明人輯有《王左丞集》。另撰《兩臺彈事》、《樂宮新記》、《十八州譜》、《百家譜集》等700余卷，皆佚。

王僧孺 ，字僧孺，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

魏衛(wèi)將軍王肅八世孫。祖父王準是南朝宋司徒左長史。父親王延年，家道中落。僧孺五歲時就能讀《孝經(jīng)》，六歲能屬文，因家貧，常幫人抄書，所寫既畢，內(nèi)容都背誦無誤。南朝齊時擔任太學博士，因善辭藻入幕于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編撰《四部要略》，與任昉有往來，與沈約、任昉并為當時三大藏書家。南朝梁初官至御史中丞，后任南康王長史，被典簽湯道愍所排斥。天監(jiān)十年，轉(zhuǎn)徙至南徐州。工于書法，《南史》本傳說他“善楷、隸”。晚年患有“癲眩屢動，消溫頻增”之病。作品都散佚，明代張溥輯為《王左丞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家族背景

王僧孺祖上，為南徙的王姓望族，從魏至晉歷世顯奕。可是到了王僧孺的父親王延年，家道中落，生活清苦。為了維持生計，王僧孺的母親不得不“鬻紗以自業(yè)”，王僧孺也不得不“傭書以養(yǎng)母”(《南史》本傳)。王延年在世的時候，王僧孺五歲就開始讀書，6歲就能寫文章。王延年的逝去，王僧孺雖然失去了場屋之學和嚴師訓練的條件，但他卻有著強烈的求知欲。他排除窘迫生活的侵擾，邊抄書邊誦習，從而不僅使他博覽了三墳五典、五經(jīng)六藝，還旁涉多種雜家著作，為成為一個淵博的學者奠定了基礎。之后的整理《百家譜》，撰成的《十八州譜》、《東南譜》均有賴于此。

雖然王僧孺為當時的飽學之士，然而于宦途多不順遂。在齊，是曾參與了蕭子良主持編撰的《四部要略》，但“俱為學士”而已;蕭長懋慕其名，曾召為“官僚”，而蕭長懋的死又堵塞了上升的門戶;終于齊，出為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南史》本傳)。人生的不盡得意，發(fā)言為詩，鑄成了“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夜愁示諸賓》)的名句;潑灑為樂府，積成“不許跨天山，何由報皇德”(《白馬篇》)的哀怨。任昉的慧識，曾造成處于泥途掙扎的王僧孺的轉(zhuǎn)機，除尚書議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后來出為錢塘令。但齊不久崩潰，一時的葳蕤頓時凋謝。

榮譽

南朝梁立國之后，王僧孺被召為臨川王后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遷南海郡”。王僧孺受寵若驚，并期冀于南海有所作為。南海為梁的對外門戶，過去的郡守只不過是坐地官商，從轉(zhuǎn)手中謀取私利，中飽宦囊。王僧孺有睹于此，不勝感慨地說：“昔人為蜀郭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并著手扭轉(zhuǎn)吏風，頒布了《南海郡求士教》，以尋求賢材的佐助。因此王僧孺在南海視事才“朞月”，就取得了人民的愛戴。當他被征調(diào)回京的時候，“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回京，“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記》及《起居注》，再遷為少卿，出監(jiān)吳郡”，后回京“參大選，請謁不行”(《梁書》本傳)。當時梁的吏治腐敗，以至“天下宰少”“罕有廉白者”(《梁書·賀琛傳》)。于此境下，似王僧孺可謂鳳毛麟角。

作為

在任昉逝去的后一年，王僧孺出為南康王蕭績的長史，“行府、州、國事”;天監(jiān)十年，王僧孺又隨蕭績轉(zhuǎn)徙至南徐州。就在這一年，王僧孺卻遭受到沉重打擊，并且“逮詣南司”(《梁書》本傳)，王僧孺還不得不誠惶誠恐地的寫作《逮詣南司辭府箋》，請求蕭績“借其從容之辭，假以寬和之色”予以斡旋。關于這次事件，《南史》與《梁書》記載不同。《南史》說養(yǎng)妾，《梁書》則認為是彈劾者湯道愍報復;后人則一般認為純系誣陷。這時王僧孺已行年50，又患有“癲眩屢動，消溫頻增”之病，處在“委仕任期，故不復呼醫(yī)飲病”的境地。然而他仍然在掙扎著，寫成致友人《與何炯書》以自明心跡，并噴射出對迫害他的邪惡勢力的憤怒火焰。該書如泣如訴，有著裂人肺腑的感染力，系全梁文中少見的佳什。另外，王僧孺還在“憂患之余”，寫成多篇“文辭危惻”(張溥：《王左丞集題辭》)的詩文如《送殷何兩記室》、《答江琰書》等，不只繁富了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還與時尚的綺靡文風分庭抗禮。

作品

天監(jiān)七年(508年)，任昉于新安任所死去，這時的復古勢力猛烈地朝任昉撲去。任昉與王僧孺為忘年之交，也是當時文學戰(zhàn)線上新聲的中堅力量;王僧孺為實行自己的文學主張，還寫作了“不獨新聲善變，更多達言深意”(張溥：王右丞集題辭》)的《為韋雍州表》。不論是從私誼，還是從志趣所好，王僧孺都不能保持沉默，于是迅即寫成《太常敬子任府君傳》，以傳述任昉平生回答那些毀詆者的攻擊。王僧孺認為：前一代有影響的作家有所短，重要的是在變新中以揚長避短。任昉的“亹亹之功”就在于：他以苦志于學的精神，使其具有了淵博的才華，改變新的文學創(chuàng)作“若聞金石，似注河海”，其中“筆記尤為典實”。從而肯定了任昉的文學地位及在文學變革中的作用，給襲古派以沉重打擊。

王僧孺現(xiàn)存詩30多首。其中不少是寫婦女的，除了一些描述棄婦哀怨之作外，一般價值不高。但他另外有一些樂府詩，吐露早年報國立功的抱負，如《白馬篇》中的“瀄汨河水黃，參差嶂云黑;安能對兒女，垂帷弄毫墨”;又如《古意》中的“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偶雞鶩，寂寞隱蓬蒿”，都頗為豪壯。而齊梁某些詩人的詠從軍之作往往歸結(jié)為眷戀家室，其情調(diào)很不一樣。他的《落日登高》,對"爭利亦爭名,驅(qū)車復驅(qū)馬"的時尚有所譏諷;《傷乞人》則表示了對貧賤者的同情，可能是遭讒棄官后所作。《中川長望》、《至牛渚憶魏少英》等詩中，也有一些寫景佳句。上述內(nèi)容的詩歌在梁中葉以后，是比較難得的。

王僧孺還寫了不少駢體應用文。其中有些書信，如《與何炯書》、《答江琰書》等，抒發(fā)了失意的悲憤和隱遁的愿望，富有真情實感。特別是《與何炯書》，悲憤之情溢于言表，很有感染力，象"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輾轉(zhuǎn),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等句，抒情意味也比較濃，在南朝駢文中是一篇不錯的作品。但在當時文壇風氣影響下，他的詩文用典較多，未免艱澀之弊。

王僧孺的著作尚有《十八州譜》、《百家譜》、《東宮新記》等。均已散佚。明代張溥輯為《王左丞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藏書

幼聰慧好學，家境貧苦，6歲能屬文，其父早逝，他只得靠抄書賣錢來養(yǎng)活自己和母親，他每當抄完一本書基本能背誦。遂有藏書之志，并博覽三墳五典五經(jīng)六藝，書法絕妙。入齊后，官為太學博士，歷任晉安郡丞、侯官令、錢塘令。至梁天監(jiān)初期，除臨川王后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為南海太守，歷中書侍郎、領著作，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后被誣陷免官，久不得復任。一生篤好墳籍，藏書至萬余卷，多秘書異本，與沈約、任昉家藏書相埓，并稱為南朝梁三大藏書家之一。曾以文學游于蕭子良門下，詩文麗逸。精于史學，任昉對其推崇備至，稱其“豈直言鼮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著有《十八州譜》、《百家譜集抄》、《東南譜集抄》、《東宮新記》、《兩臺彈事》等，今存不多。明人輯有《王左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