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靈王平晝閑居， 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跡，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勛。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于親，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于論賤，行政在于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愿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圣人茍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圣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今欲斷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愿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教之古，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圖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于習俗，學者沉于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于俗之眾，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于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反此兩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愿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日：“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趙造曰：“臣聞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愿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圣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圣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圣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于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于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關鍵詞：戰國策,趙二
趙武靈王平日里閑著的時候，獨自居住，肥義在旁邊陪坐，說：“大王您是不是在考慮目前時事的變化，權衡兵力的合理使用，思念筒子、襄子的光輝業績，盤算如何從胡、狄那里得到好處呢?”
趙武靈王回答說：“繼承君位不忘祖先的功德，這是做君王應遵循的原則；委身于君，致力于光大君主的長處和功績，這是作臣子的本分。所以賢明的君王在平時就要教育老百姓為國出力，戰時則要爭取建立繼往開來的功業。做臣子的，在不得志時要保持尊敬長輩謙虛退讓的品行，地位顯達以后要做出有益于百姓和君王的事業。這兩個方面，是做君王和臣下的應盡職責。現在我想繼承襄主的事業，開發胡、翟居住的地區，但是我擔心一輩子也沒有人理解我的用心。敵人的力量薄弱，我們付出的力量不大，就會取得非常大的成果，不使百姓疲憊，就會得到簡子、襄子那樣的功勛。建立了蓋世功勛的人，必然要遭受一些世俗小人的責難；而有獨到見解的人，也必然會招惹眾人的怨恨。現在我準備教導民眾穿著胡服練習騎馬射箭，這樣一來，國內一定會有人非議指責我。”
肥義說：“我聽說，做事情猶豫不決就不可能成功，行動在即還顧慮重重就決不會成名。現在大王既然下定決心背棄世俗偏見，那就一定不要顧慮天下人的非議了。凡是追求最高道德的人都不去附和俗人的意見；成就偉大功業的人都不會去與眾人商議。從前舜跳有苗（上古南方部族）的舞蹈，禹光著身子進入不知穿衣服的部落，他們并不是想放縱情欲，怡樂心志，而是想借此宣揚道德，建立功業，求取功名。愚蠢的人在事情發生以后還看不明白，而聰明的人卻能在事情未發生之前就有所察覺，大王您還是馬上按您的想法去付諸實施吧。”
趙武靈王說：“我不是對‘胡服騎射’這件事有什么顧慮，而是擔心天下人笑話我。狂狷的人覺得高興的事，有理智的人會為此感到悲哀；愚蠢的人高興的事，賢明者卻對此擔憂。如果國人都支持我的話，那么改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即使舉世的百姓都譏笑我，北方胡人和中山國的地方我也一定會得到手。”
趙武靈王于是改穿胡人的服裝。武靈王派王孫?去告訴公子成自己的意思，說：“我已經改穿胡服了，而且將要穿著它上朝，我希望王叔也改穿胡服。在家里聽命于父母，在朝廷要聽命于君王，這是自古至今公認的道理；子女不能違背父母，臣子不許抗拒君王，這是先王定下的通則。現在我下令改穿胡服，如果王叔您不穿它，我擔心天下的人對此會有所議論。治理國家要有一定的原則，但要以有利于民眾為出發點；處理政事有一定的法則，但首先的是政令能夠順利施行。所以，要想修明朝廷的德政，必須考慮普通民眾的利益，要想執掌國家的政權首先要使貴族接受君命。現在我改穿胡服的目的，并不是想縱情恣欲只顧自己享樂。事情一旦開了頭，就有成功的基礎、等到事情成功以后，政績才能顯現出來。現在我擔心王叔違背了從政的原則，以至助長貴族們對我的非議。何況我曾聽說過，只要你做的事情有利于國家就不必顧忌別人說什么，依靠貴族來辦事，就不會遭人非議。所以我希望仰仗王叔的威望，促成改穿胡服這件事的成功。我派王孫?特地來稟告您，希望您也穿上胡服。”
公子成再三拜謝說：“我本來已經聽說大王改穿胡服這件事了，只是因我臥病在床，行動不便，因此沒能盡快去拜見大王，當面陳述我的意見。現在大王您既然通知了我，我就理應大膽地盡我的一點愚忠。我聽說，中原地區是聰明而有遠見的人士居住的地方，是各種物資和財富聚集的地區，是圣賢對人進行教化的地方，是德政仁義普遍施行的地方，是讀《詩》、《書》、《禮》、《樂》的地方，是各種奇巧技藝得以施展的地方，是各國諸侯不遠千里前來觀光的地方，是四方落后少數民族效仿學習的地方。現在大王卻舍棄這些優秀文化，因襲落后部族的服裝，這是改變傳統教育方法，更新古代的道德準則，違背眾人的心意，從而使學習的人背離了先王之道，拋棄了中原的先進文化。我希望大王您慎重地考慮這件事。”
王孫?把公子成的話報告給趙武靈王。武靈王說：“我就知道王叔反對這件事。”于是馬上就去公子成家里，親自向他闡述自己的觀點：“大凡衣服是為了便于穿用，禮制是為了便于辦事。因此圣賢之人觀察當地的習俗然后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措施，根據具體的情況來制定禮法，這樣做既有利于民眾，也有益于國家。剪掉頭發，在身上刺花紋，兩臂交錯站立，衣襟向左掩，這是甌越人民的風俗。染黑牙齒，在額頭雕畫，頭戴魚皮帽子，身穿縫紉粗拙的衣服，這是吳國的風俗。禮制和服飾雖然不同，但求其利國便民卻是一致的。因此，地方不同，所采用的器物就不一樣，情況不同，使用的禮制也有所改變。因此，圣賢的君主只制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但并不統一他們的器物用度；如果可以方便行事，禮制完全可以不相同。
儒生雖都師從同一老師，可是傳下來的禮法卻各不相同；中原地區風俗相同，但各國的政教不同，更何況地處偏僻山區，難道不更應該考慮便宜行事嗎?所以說對于風俗禮制的取舍變化多端，即使聰明人也無法統一；不同地區的服式，即使圣賢君主也難以使其一致。偏僻的地方人們少見而多怪，孤陋寡聞的人喜歡爭辯，不熟悉的事情不要輕易懷疑，對和自己不同的意見不非議，這才是無私地追求真理的態度。現在王叔您所說的是有關適應風俗的意見；我所說的則是如何改變舊的傳統。現在，我國東面有黃河、漳水，是和齊國、中山共同擁有的邊境，但卻沒有戰船守御它。從常山到代郡、上黨郡，東面與燕國和東胡接壤，西面與樓煩、秦國、韓國緊緊相鄰，但我們沒有騎兵部隊防守。所以我準備制造戰船，招募習于水戰的居民，讓他們來防守黃河、漳水；改穿胡服，練習騎馬射箭，防備與燕國、東胡、樓煩、秦國、韓國的邊境。從前簡子不把自己限于晉陽和上黨兩個地方，襄子兼并了戎族和代郡，以抵御胡人。這些道理不論是愚笨之人還是聰明之人都明白。過去，中山國依仗齊國強大的軍隊的支持，侵犯掠奪我國的土地，擄掠囚禁我國的人民，引水圍灌鄙城，假若不是祖宗神靈的保佑，鄙城幾乎被攻破。先王對這事非常氣憤，直到今天，他們的仇怨還沒有報。現在我們推行'胡服騎射'的政策，從近處說，可以扼守上黨這樣形勢險要的地方；從遠處說，可以報中山侵略先王的仇恨。可王叔您卻偏偏要因襲中原的舊俗，違背簡子和襄子的遺愿，憎惡改變服式的做法，卻忘記了國家曾遭受的恥辱，這決不是我期望您做的啊!”
公子成聽了，對武靈王大禮參拜謝罪，他說：“我太愚蠢了，竟沒有體會到大王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冒昧地說了一些世俗的言論。現在大王想要繼承簡子、襄子的意愿，實現先王和遺志，我怎么敢不服從命令呢!”公子成又拜了兩拜。于是趙武靈王就賜給他胡服。
趙文勸諫武靈王說：“農夫辛勤耕作以供養君子，這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愚笨的人表達意見，明智的人加以決策，這是處理問題的方法；做臣子的不隱瞞自己的意見，做君王的不阻塞言路，這是國家的福分。我雖然愚笨，但還是希望竭盡自己的忠心。”
武靈王說：“替別人著想的人不應該過分苛求，竭盡忠心的人不能指責他的錯誤，您就直言吧。”趙文說：“適應時勢順從當地民俗，這是自古以來的法則；衣服有一定的款式這是禮法的規定；遵守法紀，不犯錯誤，這是老百姓的職責，這三個方面，都是古代圣賢的教導。現在大王您對這些都棄之不顧，去改穿遠方胡人的衣服，改變古代的教化，改變古代的章程，所以我希望大王認真地考慮考慮。”
武靈王說：“你所說的只是世俗的見解。普通民眾只是一味地沉溺于習慣世俗之中，而書呆子又總是拘泥于書本上的東西，這兩種人，他們只能謹守職責，遵守法令而已，不能和他們一道謀長遠的事業，建立開創之功。而且夏、商、周三個朝代雖然服裝不同但卻能統一天下；春秋五霸政教各異卻能治理好國家。聰明人制訂法令，愚蠢的人被法令制約；賢達的人改革習俗，而愚笨的人卻拘泥于舊風陋俗。因此那些受世俗禮法制約的人，沒有必要和他們交流思想；那些拘泥于舊風陋俗的人，沒有必要向他們說明你的意圖。所以習俗隨時勢而變，而禮法和這一變化了的習俗相統一，這才是圣人治國的根本原則啊!接到國家的政令就馬上行動，遵守法制而拋棄個人私念，這才是老百姓的天職。真正有學問的人能聽從意見而改變觀點，真正通曉禮法的人能跟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為自己著想的人不會兼顧他人，要改變時勢就不能完全效法古代，您就放心吧!”
趙造也去勸諫趙武靈王，他說：“不竭盡忠心，知而不言，這是奸臣一樣的行為；為了私利去欺騙君主，這是有損于國家的做法。犯了奸佞罪的人處以死刑，危害國家的人誅滅宗族。這兩點是上古圣王制定的刑法，也是作臣子的人所犯的最重的罪。我雖然愚笨，但愿盡自己的忠心，絕不逃避死亡。”武靈王說：“毫不保留地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加任何隱諱，這就是忠臣；不阻塞言路，虛心接受意見，這就叫明主。忠臣不畏懼危險，明主不拒絕臣子發表意見，您就坦然地說吧!”
趙造說：“我聽說過，圣賢之人不去變更民眾的習俗而去教化他們，聰明的人不改變習俗而治理國家。根據民意進行教化，不費多大力氣就能收到成效；根據不同的習俗治理國家，考慮問題簡捷方便，做起來容易見到效果。現在大王您改變原來的服飾而不遵循習俗，改穿胡服而不顧世人的議論，這不是按照禮儀法則教化民眾的方式。而且穿著奇裝異服，會使人心思不正，習俗怪僻會擾亂民心。所以做國君的人不應去接受奇異怪僻的衣服，中原地區的人民不應效法蠻夷的生活方式，這不是按禮法要求來教化百姓的途徑。況且遵循以往的法令不會出差錯，按照舊有的禮節行事就不會生出邪念。我希望大王慎重考慮這件事情。”武靈王說：“自古至今，習俗都不同，我們要效法哪一個時候的呢?帝王的禮法也不是世代相承的，我們要遵循誰的禮法呢?伏羲和神農，對民眾只是進行教化，而不誅殺；黃帝、堯、舜，雖然有了死刑，但并不誅連妻子兒女。到了夏、商、周三代圣王時，就觀察當時的形勢來建立法制，根據具體情況來制定禮俗。法度、政令都因時制宜，衣服器用都方便使用。所以治理國家不一定要走同一條路，只要對國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圣人的出現，不是因為互相承襲才統治天下的；夏朝和殷朝的衰亡，不會因為改變禮法而不滅亡。這樣說來，不沿襲古法，不一定就要斥責，謹守舊禮陋俗也未必值得稱贊。再說，如果服飾奇異就會使人心思不正的話，那么最遵守禮法的鄒國和魯國就不會有行為怪僻的人了；如果習俗怪僻就會使民眾變壞的話，那么吳、越地區就不會出現出類拔萃的人才了。所以說圣人把便于穿著的叫衣服，把方便行事的就叫教化。行為舉止上的一些禮節，服飾上的規定，只是用來讓普通百姓取得一致，而不是用來衡量賢明與否的。因此，圣明的人能適應任何習俗，有才能的人能緊隨時勢的變化。有句諺語說：'按照書本來駕車的人，就不能充分發揮馬的實際能力；采用古代的禮法來治理當今的國家，就不能符合當今社會的實際。'所以，遵循現成的制度建立的功業不可能超過當世，效法古人的作法，就不能夠管理好現在的國家。您還是不要反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