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圣體浮輕”，浮輕有似于蝴蝶，永蟄頗疑于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馀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于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
若夫君子擬人，必于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于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于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
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有“撫叩酬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于古，而有擇于今焉。又制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掠人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
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于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匹馬”；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匹兩稱目，以并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只，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匹矣。匹夫匹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鉆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匹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隱括于一朝，可以無慚于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俊才，謬則多謝。
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關鍵詞：文心雕龍,指瑕
《指瑕》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一篇，論述寫作上應注意避免的種種毛病。
本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論避免瑕病的必要，認為文學作品極易廣為流傳并深入人心。古今作者在寫作中很難考慮得全面周到，而文章稍有污點，就千年萬載也洗刷不掉，所以說避免瑕病“可不慎歟”。其次用實例說明內容上的四種重要毛病：一是用詞不當，二是違反孝道，三是尊卑不分，四是比擬不倫。
第二部分從用字用義方面提出當時創作中存在的三個問題：第一是用字“依希其旨”，含意模糊不清。其中舉到的“賞際奇至”、“撫叩酬即”二例，由于其原文今不可考，它本身又是含意不明的典型，所以，有關這幾句的論述，現在也難得確解。但用意含糊確是當時的弊病之一，劉勰對這種傾向的批評，總的精神是對的。第二是在字音上的猜忌而出現的問題，這和當時文人多習字音反切有關，沒有什么普遍意義。第三是剽竊他人文辭，劉勰用小偷大盜來嘲諷這種行為，指出偷來的文辭“終非其有”；但古今有別，不可一概而論。
第三部分論注解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以薛綜注《西京賦》和應劭解釋“匹”字二例為鑒戒。劉勰對“匹”字的解釋頗有道理，多為后世論者所取。（劉世儒在《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比較諸說，認為“恐怕還是劉氏和段氏的說法可靠些”）
在本篇所講的種種瑕病中，有的是從封建道德觀念出發的，特別是左思一例，因“說孝不從”而否定其整個作品，不僅說明劉勰儒道觀念之重，也反映他在批評方法上的重要錯誤。但本篇所提出的一些弊病，如用詞不當、比擬不倫、“依希其旨”、“掠人美辭”等，在文學創作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論者“舉以為戒”，希望作者引起重視而力求避免，還是很有必要的。
（一）
管仲曾說：“沒有翅翼而能四處飛揚的是聲音，沒有根柢而能深入牢固的是情感。”但聲音不需要翅翼就很容易飛揚，情感不依靠根抵也不難牢固，根據這個道理來從事寫作，能不十分慎重么！自古以來的作者，在不同時代競相馳騁：有的才華卓越而豪放迅疾，有的思考精致而細密，但思慮所及往往難于全面，很少做到毫無瑕病。曹植在寫作上，是眾多文人中較為英俊的了，他在《武帝誄》中卻說：“尊貴的英靈永遠蟄伏。”在《冬至獻襪頌》中又說：“圣王的身體輕浮地飛翔。”說“輕浮”就好像是胡蝶，說“永蟄”則容易懷疑為昆蟲；把這種描寫用于最尊貴的帝王，怎能恰當呢！又如左思的《七諷》，有說之以孝而不從的話，既然如此違反大道，其他內容就不值得一看了。潘岳的文才，是善于寫哀傷之作，但寫對內兄的傷痛，就說有其留下的“口澤”；寫對幼子的哀悼，就說他思念之心“如疑”。“口澤”和“如疑”，都是《禮記》中對尊敬的父母用的，潘岳卻用之于晚輩，文辭雖然寫得很悲哀，但有失于尊卑有別的大義。至于對人物的比擬，必須合于倫類。可是崔瑗對李公的誄文，把他的行為比之黃帝和虞舜；向秀在《思舊賦》中懷念嵇康，竟把李斯的罪過和嵇康相比。如果不得已而用不當的比擬，那就寧可好的方面比得過頭一些，而不要對壞的方面比得太重；但像高厚那樣的詩句，比擬得過分不倫不類仍是不對的。大凡精妙的言辭容易顯露，拙劣的毛病也難以掩蓋，只要有了缺點，就比潔白的玉器上有了缺點更難磨掉。文章的瑕病是很多的，不可能全部列舉出來，所以只大致提出以上四點。
（二）
文章寫作的基本途徑，不外用字和立義兩個方面：用字要根據正確的解釋來確定含義，立義要通過正確的道理來闡明。晉末以來的作品，有的意旨模糊不清，開始有“賞際奇致”的奇言，后來有“撫叩酬酢”的怪語；且常常是單獨標出一字，用以表達情感。“賞”字的意思是賞賜，和內心是否領會毫不相關；“撫”字的意思是執持，也牽涉不到什么情理：這都是《詩經》中未曾見到，漢魏時期也無人用過的。籠統含混地領會似乎還可辨識，核實文字就完全不成其為意義。這都是情感不正常所產生的變化，文風衰落造成的弊病。到劉宋以后的作者，仍然沒有改變，老毛病已習染成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近代的作家，大都愛好猜忌，以至從語音相同的字上尋找缺點，從反切出的字音去挑取毛病：這在古代雖不重要，在今天就要受到指責了。此外，所寫和他人的文章雷同，按理應當加以刪改。如果掠取人家的美辭，當做自己的創作，就像古代陽虎竊取了魯國的寶玉大弓，終于不是自己應有之物而退還。全部抄襲別人的作品，就如巨盜竊取整箱的財物；部分采取他人的文辭，則如小偷摸人家的口袋；但襲用前人論述的很淺薄，竊取當代著作就是過錯了。
（三）
至于注釋之成為書籍，是用以辨明事理的，但由于研究得不正確，有的便輕率地做了判斷。張衡在《西京賦》中講到“中黃伯，以及夏育、烏獲之類勇士”，薛綜把中黃伯誤注為宦官的頭目，這是他不知道中黃伯是能執雕虎的勇士。又如《周禮》中講按井田征收賦稅，過去有三十戶出“匹馬”之說，而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解釋“匹”字，有按馬頭數馬蹄的說法，這豈是辨別事物的要義呢？考查古代正定名稱的原意，車用“兩”而馬用“匹”，“匹”和“兩”的稱呼，都是取并偶的意思。隨帝王朝會和祭祀的貳車、軍事和打獵的佐車，駕車在中的兩服、在外的兩驂，都是雙馬。既然這些都不是單的，所以它們的名稱必須成雙；名稱一經正定之后，就雖是單數也通稱為“匹”了。所謂“匹夫匹婦”，也就是取配偶的意思。車馬名稱的含義是比較簡單的，歷代還有不少人不明白；辭賦是文人的家常便飯，還有人注得差之千里，何況研討宏深的儒家經典，怎能不發生錯誤呢？為辨別“匹”字而計算馬頭馬蹄，挑選勇士卻推出了宦官頭子，都是錯得過分突出的例子，所以舉為鑒戒。繪畫是開始鮮明而后來變色，文章卻可年代越久而更為光彩；如能在寫作時改正了作品中的缺點，就可傳之千載而永無愧色了。
（四）
總之，善于射箭的后羿曾出過差錯，善于御馬的東野稷也有過失誤。雖然有杰出的才能，出了錯誤就很慚愧。作品中一個小小的污點，一千年也改變不了。能寫出沒有毛病的好作品，也就和寫作的高手相去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