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
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
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于農;國大、民眾，不淫于言。則民樸壹。
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奸不生。奸不生，則主不惑。
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貍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眾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余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杰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
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儉營，則國力摶。國力摶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
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說，其官亂于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猶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者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
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于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
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圣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脩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于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后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
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群。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于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眾。眾，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
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于談說，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之言，則民不畜于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國作壹、摶之于農而已矣。
關鍵詞：商君書,農戰
平常國君用來勉勵民眾的是官職和爵位。可是國家得以興旺的根本卻是農耕和作戰。現在民眾用來求取官職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農耕和作戰，而是靠花言巧語和空洞無物的說教，這就讓民眾學習奸詐巧舌，不但不能興國，反而誤導了民眾。誤導了民眾，這個國家就一定會沒有實力;國家沒有實力，這個國家的力量就會被削弱。
善于治理國家的君主，他教化民眾都是要求通過專心務農來得到官職和爵位。如果不這樣做就不會得到官職也沒有爵位。國家廢除空談，民眾樸實而且不放蕩，民眾看見國家給人們的好處都是從農耕與作戰這一途徑發出，那么便會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民眾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就不會茍且謀求其它事。民眾不茍且謀求其它事，國家的實力就會雄厚，實力雄厚，國家就會強大。現在國境內的民眾都說：“農耕和作戰可以逃避，而官職和爵位同樣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華的豪杰都要改變自己的職業，而專研學習《詩》《書》，追隨其它諸候國的權勢，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祿，次一點也能得到一個官職;那些社會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經商，搞稿手工業，憑借這種方式來逃避農耕和作戰。以上情況都出現，國家就要危險了，國君用以上兩種人來教育民眾，這個國家的實力就一定會削弱。
善于治理國家的君主，糧倉雖然滿了也不放松農耕;國家的土地廣大，人口眾多，也不能讓空洞無物的言論泛濫，那么民眾就會淳樸專一。民眾淳樸專一，那官職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語來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語來取得官職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會產生。奸民不產生，君主就不會受迷惑。現在國內的民眾以及據有官職和爵位的人看見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談，詭辯的說教來獲得官職和爵位，所以官職和爵位就不可能靠國家的法規獲得。因此這些人進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圖謀自己的私利，用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如果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在下面賣弄權勢，謀取私欲。曲意逢迎君主圖謀自己的私利，就不會對國家有利，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得到爵位和厚祿;私下出賣國家權力就不是忠臣;他們這么做的原因，就是為追求金錢和財利。如果這樣的話，希望升官的下級便說：“財產多了，那么就能得到高官親安處之。”并且還說：“我不用上金錢財物待奉上級來取得升遷，那么就會像用貓做食餌引老鼠上鉤一樣，一定不會有什么希望。假如用情感待奉上級來求得升遷，那么就像手牽著已經斷了的墨線想校正彎曲的木材，更加沒有希望了。因為這兩種辦法都不能得到升遷，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眾，到處搜刮錢財來待俸上級而謀求升官呢?”百姓說：“我積極務農，先裝滿國家的糧倉，收取剩下的糧食供養親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戰，來使君主尊貴，使國家安定。如果國家的糧倉空虛，國君地位就會卑微，家庭就會貧窮，假如這樣還不如謀取個官做。”親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會考慮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有才華的杰出人士會專心學習《詩》《書》，追隨外國的權勢;普通人會去經商，搞手工業，都靠這些來逃避農耕和作戰。君主用這種思想教化民眾，那么國庫的糧食怎能不減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于治理國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規嚴明，所以不任用那些喜歡賣弄，圖謀不軌的人。君主專心于農耕和作戰，所以民眾就不會茍且經營農耕作戰以外的行業，那么國家的力量就集中到農耕作戰上。國家的力量集中就會強大，國家崇尚空談就會被削弱，所以說，從事農耕和作戰的民眾有一千人，而出現一個學《詩》《書》和巧言善辯的人，那么一千人都會對從事農耕作戰松懈了。從事農耕作戰的民眾有一百人，出現一個人搞手工業，那這一百人就都會放松了農耕和作戰。國家依賴農耕和作戰而安全，君主依靠農耕和作戰才能尊貴。民眾不從事農耕和作戰，那是因為君主喜歡虛偽的空談而選用官吏失去了法規。依法選用官吏，國家就能做到社會安定;專心務農，國家就會富強。國家富強而又政治清明，這是稱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稱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罷了。
現在的國君僅憑考察人的才能和智慧來使用他們，那么聰明的人就會根據君主的喜歡愛恨來討君主的歡心，使官吏處理政務千方百計適合君主的口味，因此國家選用官吏就沒有了法規，這樣國家就會混亂，而民眾不會專心從事耕作和作戰，善于巧舌游說的人就更加無法無天了。像這樣的民眾從事的其它職業怎么會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荒蕪呢?《詩》、《書》、禮制、音樂、慈善、修養、仁愛、謙潔、善辯、聰慧，國家有這十種人，君主就無法讓民眾守土作戰，國家用這十種人治理，敵人到了，國土就一定被割削，敵人不來國家也一定會貧窮。國家沒有這十種人，敵人不敢來侵犯，就是來了，也一定會退卻;如果發兵前去討伐敵國，一定能取勝;如果按兵不動，不去討伐，就一定會富足。國家注重實力，謹慎地進攻。謹慎地進攻，就一定會興旺;喜歡空談的國家輕率地去攻打別國就一定會危險。所以那些有威望的人和英明的君主并不是能運用萬物，而是掌握了世上萬事萬物的規律和要領。因此他們治理國家的辦法就是辯明要領罷了。
現在治理國家的人多沒有掌握要領。在朝廷討論治國的方法時，說客七嘴八舌眾論不一，都想改變對方的觀點。因此，國君被不同的說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這些言談弄得昏頭脹腦，國中的民眾也不愿意從事農耕。所以那些國家的民眾都變得喜歡空談和巧辯了，更喜歡從事經商、搞手工業，逃避農耕和作戰，如果這樣，那國家離滅亡就不遠了。國家動蕩，而那些有知識的人討厭法規，商人善于變化，手工業者無所用，所以這個國家就容易被攻破。從事農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說吃飯的人眾多，所以這個國家就會貧窮危險。那些危害農作物的螟蟲等害蟲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壽命很短，但只要它們出現一次，民眾就會因蟲害歉收，幾年沒有飯吃，現在一個人種地卻供一百人吃飯，那么這些人比螟蟲等害蟲對國家的危害更大。如果這樣，雖然《詩》、《書》，每個鄉一捆，每家一卷，對治理國家一點用處也沒有，也不是將貧窮變富有，將弱國變強國的辦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為的君主拋棄空談，依靠農耕和作戰來變貧為富，變弱為強。因此說：如果一百人從事耕作，一個人閑著，這個國家就能稱王天下;十個人從事農耕，一個人頭著，這個國家就會強大;有一半人從事農耕，有一半人閑著，這個國家就危險了。所以治理國家的人都想讓民眾務農，國家不重視農耕，就會在諸侯爭霸時不能自保，這是因為民眾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諸侯國就來削弱它，侵犯它，使它衰敗。這個國家的土地就會被侵占，從此一蹶不振，到那時就來不及想辦法了。
圣賢的君主懂得治理國家的要領。因此命令民眾都把心放在農業上。民眾專心務農，那么民眾就樸實好管理，有誠信就容易役使，民眾誠實便可以用來守城作戰。民眾專心耕種，那么就很少有奸詐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遷移，民眾專心于農耕作戰，那么就能用獎賞和懲罰的辦法來鼓勵上進，民眾專心于農耕作戰，就可以用他們來對外作戰。民眾同君主親近，并為了法度去犧牲自己，那么他們早晚就會都去從事農耕作戰。民眾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為他們看見靠空談游說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貴的地位，商人也可以發財致富，手工業者也能以此養家糊口。民眾看到這三種人的職業安適，又可以得財利，就一定會逃避農耕和作戰。逃避農耕，那么民眾就會輕視自己的居住地。輕視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會替君主守土作戰。凡是治理國家的人都害怕民眾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眾能將心思集中在農耕上。如果民眾專心于農耕和作戰一年，國家就能強大十年;如果民眾專心于農耕和作戰十年，國家就能強大一百年;如果民眾專心于農耕和作戰一百年，國家就能強大一千年，強大一千年才能稱王于天下。君主制定賞罰作為教育民眾的輔助手段，所以對民眾的教育有常法，治理國家也就會有成績。
稱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統治民眾的辦法，所以不等君主實行賞罰民眾便親附于君主了，不等君主封爵加祿而民眾便從事農戰了，不等君主使用刑罰而民眾就拼死效命了。在國家危亡、君主憂慮的時候，巧言善辯的空談之士成群，但對國家的安危沒有任何益處。國家面臨危亡，君主憂慮是因為遇上了強大的敵國。君主不能戰勝強敵，攻破大國，那么就要修整用于防御的設施，考察地形，集中民眾力量來應付外來的戰事，這樣災難就可以消除了，而稱王天下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應專心于農耕和作戰，清除那些無用的東西，禁止民眾學習那些空洞浮華的學問和從事游說等不正當職業，讓他們專心于農耕，這樣國家就能富強，民眾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了。
現在各國國君都擔心自己的國家危亡而且軍事力量薄弱，卻愿意聽游說之客空洞的議論，說客們成群結隊，絮煩無有的言談沒有什么實際用處。君主愛聽他們的辯說，不去探求這些言談的實用價值，因此說客們非常得意，無論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詭辯，一伙又一伙成群結隊。民眾看這些人能用這種本領取悅王公大臣，便都學習他們。于是這些人結成黨羽，在國內高談闊論，夸夸其談，普通人喜歡這么做，王公大臣高興他們這樣。因此國中民眾務農的人少而靠游說吃飯的人多。游說的人多，那么從事農耕的人便會懈怠，務農的人懈怠了，那么田地就會荒蕪。學習花言巧語空談成風，民眾就會放棄農耕而高談闊論。民眾放棄農耕，改為靠高談闊論吃飯，并且憑花言巧語獲取尊崇。所以民眾遠離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結隊。這就是使國家貧窮、軍隊薄弱的原因。如果國家憑空談使用民眾，那么民眾就不喜歡從事農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歡空談不能用來增強軍隊的戰斗力、開疆辟土，只有圣明的人治理國家靠專心于農耕和作戰，集中民眾的力量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