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 李白
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
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
云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后涼風起，吹人舞袖回。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注①：本詩又題《與夏十二登岳陽樓》，是李白流放途中遇赦，回舟江陵時所作。
(1)李白《登岳陽樓》中句“雁引愁心去”在北宋《文苑英華》中作“雁別愁心去”，你認為，哪一句更好一些?為什么?
(2)兩首詩都描繪了作者登臨岳陽樓后所見到的景色，并流露了自己當時的思想感情，請談談兩首詩分別流露了作者怎樣的思想感情?
3、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與杜甫《登岳陽樓》在詩境和風格方面有什么不同
參考答案：
(1)“雁引愁心去”更好一些。“別”字只寫雁兒冷漠地別秋江而去，缺乏感情色彩，遠不如“引”用擬人手法寫雁兒懂得人情，帶走愁心，并與下句“山銜好月來”互相映襯，構成對仗，從而使形象顯得生動活潑，情趣盎然。
(2)李白這時正遇大赦，心情輕快，眼前景物也顯得有情有義，和詩人分享著歡樂，因此全詩流露了一片喜悅之情。豪情逸志，溢于言表。而杜甫當時因兵亂漂流在江陵、公安等地，既老且病，生活窘困，以舟為家，前途茫茫，加上國家動蕩不安，處境沉浮，詩人的憂國傷時之情與身世凄涼之感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登岳陽樓》一詩寫出了洞庭浩翰汪洋的不凡氣勢，亦觸景傷情，寫自己身世的凄涼孤寂，流露出詩人對時局的憂慮和關心。
3、李白這首詩寫于乾元二年(759)，流放途中遇赦，南游岳陽時.開頭寫岳陽樓四周的宏麗景色;接著把自己遇赦后的愉快心情，融入到眼前景色中去：雁兒高飛，帶走自己愁苦之心;月出山口，仿佛君山銜來好月;然后浮想聯翩，在岳陽樓住宿、飲酒，仿佛在天上去間一般;最后寫樓上涼風習習，衣袖飄飄起舞，多么瀟灑自如.這首詩寫岳陽樓洞庭湖的山水景物宏麗美好，人的心情輕快歡樂，交融成一個似真實似夢幻的迷人境界.這個意境與杜甫《登岳陽樓》的沉郁悲壯有很大的不同.
在藝術風格上，杜甫的《登岳陽樓》基本寫實，意旨深厚，又多變化，可用沉郁頓挫概括.李白這首詩用陪襯、烘托和夸張等手法，想像奇特，筆法灑脫，可用豪放飄逸來概括.
4、 兩首詩所用的修辭手法有何不同?請具體分析比較。(4分)
答：杜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是說廣闊無邊的洞庭湖水，劃分開吳國和楚國的疆界，日月星辰都象是整個地漂浮在湖水之中一樣。這是作者以雄闊之景反襯哀傷之情。(2分)李詩“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是說大雁飛過，把他原來的因為流放而愁苦的心情全部帶走了，對面的君山為他銜來了好看的月光，這里作者運用了擬人的手法(2分)(只答了修辭，沒有分析扣一半，分析過程大意相同即可)
5、 兩首詩的意境有何不同?請簡要賞析。(4分)
答：杜詩的前四句寫景，寫得開闊宏大，五、六兩句敘述自己身世又寫得那么凄涼落寞，七、八兩句寫憂國憂民之情寫得那么蒼涼凄楚，整個意境沉郁悲壯。(2分)李詩寫岳陽樓、洞庭湖的山水景物宏麗美好，人物的心情輕松歡樂，交融成一個似真似幻的迷人境界，整個意境宏麗迷人，令人陶醉。同樣是寫岳陽樓，意境與杜詩迥然不同。(2分，此題酌情給分或扣分)
對比賞析：
這兩首詩都是登岳陽樓的五律,但它們的物態層、形象層、生活層、人性層、作者意識層、集體無意識層卻各具特點。
嚴羽《滄浪詩話》云:“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李白此詩正是這樣,開筆便寫在岳陽樓上的所見然后是所聞所感。所見者,天岳之南、川、洞庭;所聞者,浪聲、雁鳴、夏十二與“我”等人豪飲語;所感者,開闊、渺遠的視野和胸襟。高張揚厲,夸飾鋪排,意象繁復卻不嫌冗雜,似醉后之語卻又以能一貫之,字里行間無不彌漫著酒氣,無不沖斥著豪氣,大有“落筆搖五岳,笑傲凌滄州”之感。
杜甫《登岳陽樓》卻不同,首先拉長時間、記憶的線段,沉穩厚重地起筆,然后描寫登臨之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恢宏雄大。史料記載,洞庭湖廣圓五百多里,日月若出沒其中。杜詩雖不如孟浩然“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的崇高(口氣大、力氣大、才氣大),但因寄寓了江山紛亂之事,又比孟詩來得凝重,來得有神。
透視李白、杜甫這兩首詩,我們完全可以剝離出兩個豐滿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李詩一、二句深層處隱然可見一胸襟博大之人,唯其胸襟博大,方悠然而覺宇宙寬;三、四句“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點明登臨前胸有塊壘,睹物移情,被物感染;五、六句說不敢也不能辜負良辰美景,縱酒助興;《唐詩鑒賞辭典》中何國治這樣鑒賞七、八句:“涼風習習吹人,衣袖翩翩飄舞。儀表何等瀟灑自如,情調何等舒展流暢,態度又何其超脫豁達,豪情逸志,溢于言表。”如此看來,則全詩應散發著一股喜氣、一股輕快。我們以為不然。李白遇赦后是驚喜交加的,旋即放舟東下江夏,《早發白帝城》可證。在江夏活動的那段時間內,他還奢望朝廷起用,但現實是“我獨不得出”,幻想的破滅,使得他不得不“醉后涼風起,吹人舞袖回”。況且,此詩當作于肅宗乾元二年秋,一方面他逗留江夏時期寫的“刬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我且為君捶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詩句,無不流溢出千古愁、萬古憤;另一方面“涼風”即“秋風”,自屈原“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宋玉“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王勃“肅肅涼風生”、陳子昂“遲遲白日晚,裊裊秋風生”,直到歐陽修《秋聲賦》、范仲淹《岳陽樓記》、秋瑾“秋風秋雨愁煞人”都借“秋風”說悲愁,說現實羈絆。這是人與的合一、對應,同為萬物,自有其血脈相通之處,所以人與自然方能生生不息、互相觀照感應。尼采的話或可作為歷代文人借“秋風”說事的別解:于是,也有人走進大自然,不是為使自身顯現于其中,而是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這種“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對自身不滿者的愿望。因此,李詩中的抒情主人公應是情感跌宕、斷續開合經歷了“愁—喜—愁”的人了。縱觀李白詩歌,以詩證人,他正是這樣一個大悲大喜、個性張揚的人。
李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可暫時忘卻痛苦飲酒作樂,杜詩卻不同。他永遠排遣不了痛苦,痛苦已融進他的血液中、他的追求中、他的生命歷程中。即使是早聞大名的洞庭水、岳陽樓今方得一睹,他固然有點滴喜意、點滴快意,卻只是淡淡的。他胸中裝著滿滿的對家國的思念、關愛,于是,我們感受到他的博大,他始終是愁的,因他愁,于是萬物都愁,皆著他之色彩;我心傷悲,于是萬物皆是黍離之悲,皆是的擬人化,“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有人說:王者的盛衰決定著文學的盛衰。這話未必全對。回顧李、杜時代,李白生活在繁榮昌盛、歌舞升平的“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唐時期,安史之亂的罡風他雖也領略了一些,但盛唐奮勵向上、可進可退的社會已內化為他的個人人生哲學;杜甫《登岳陽樓》作于大歷三年,此時,安史之亂已告結束,但邊塞又重點烽火,內戰外爭,國家離亂,百姓羸弱,“小我”飄搖。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為哲學思想,就必從社會中來,必從主宰社會的人類中來,然后再返回來指導、制約人類的思想、性格。李、杜的思想、性格就是儒、道思想投射出的模式,二人又把自己的個性滲入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放射出斑斕奪目的光輝。李詩有悲愁,杜詩也有悲愁,悲愁本是人的本性,然而李白的“愁”較收斂、含蓄,杜甫的“愁”較張揚、直接。有志難伸,報國無門,于是李白人性中寧靜的因素拖引著他“舞袖回”。莊子出世,屈原入世,而李白把二者集于一身,“入世”無功便“出世”,“出世”又為下一次的“入世”鋪墊,順則進,逆則退,正是人性使然。杜甫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抱本守一,愈挫愈奮,不回頭,不旁顧,“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也是人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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