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茍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后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于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

（節選自《貞觀政要》)

10.下列對文中畫波浪線部分的斷句，正確的一項是（3分）

A.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于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

B.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于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

C.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于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

D.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于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

11.下列對文中加點詞語及相關內容的解說，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本擬相防過誤”與“本自無教訓”(《孔雀東南飛》）兩句中的“本”字含義相同。

B.“因令諸司”與“因擊沛公于坐”(《鴻門宴》）兩句中的“因”字含義不同。

C.“皆委百司商量”與“如土委地”(《庖丁解牛》）兩句中的“委”字含義相同。

D.“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與“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陳情表》）兩句中的“察”字含義不同。

12.下列對原文有關內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中書省、門下省要相互糾正在頒發詔令時出現的錯誤，如果門下省所頒發的皇帝詔令不合規范，中書省就要駁正違失。

B.隋文帝事必躬親，使大臣們無法過多參與政事，即使隋文帝決策失誤，也少有人勸諫。

C.唐太宗認為蕭瑀對隋文帝的了解不全面，在唐太宗看來，隋文帝之所以如此勤勉，和他自身性格有很大關系。

D.唐太宗認為天下之大，會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詔令在頒布之前，應該先和百官商量，同宰相謀劃。

13.把文中畫橫線的句子翻譯成現代漢語。(8分）

(1）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4分）

(2）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4分）

14.文中兩段都是唐太宗與臣子在談論治國理政，但又各有側重，請結合材料簡要概括。(3分）

答

A C A

13．(8分）

(1）即使有擺脫險境的人，縱然沒有遭到刑罰或處死，也都是辛酸悲苦，僅僅能免于一死，也深受世人輿論斥責。

(“戮，處死”“辛苦，辛酸悲苦”“貶黜，斥責、排斥”各1分，句意1分。)

(2）況且一天處理十件政事，有五件就不合理，處理合理確實好，又能把那些處理得不合理的怎么樣呢？(“中，合理、合適、適當”“信，確實”“如……何，把……怎么樣呢”各1分，句意1分。)

14．（第1點給2分，第2點給1分，共3分。摘抄原句不給分。)

①第一段是唐太宗對臣子提出要求：一是做官要堅守正道，不要為了自己的面子自諱過失，也不能因為怕傷了他人的面子而不講原則；二是官員辦理政事要有主見，要相互啟發、幫助，不要隨聲附和。

②第二段是唐太宗對自己的要求：他認為天下之大，事情之多，應廣納賢才，處理政事不能獨斷專行。

附參考譯文：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中書省所草擬頒發出的文告命令，門下省頗有不同看法，有時還有錯誤，有沒有指出糾正？原來設置中書省、門下省，本來是為相互防止發生過錯和失誤。人的意見，常常有所不同，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追根溯源都是為了公事。有的人對自己護短，不愿聽到別人指出自己的過失，人家有所批評，便懷恨在心。有的人為了暫且避開私人的嫌隙，互相顧惜面子，明知政策有錯，也立即施行，難以違背一個官員的私情，可以立刻成為萬民的大害，這實在是亡國的施政方式，你們特別需要注意防范。隋朝時候內外大小百官，辦理政事因為模棱兩可（沒有主見），而招致災難和變亂，人們大多不能深入思考其中的道理。當時都認為災禍不會落到自己身上，當面順從，背后亂說，不認為會有禍患；后來到大的禍亂發生，家和國統統丟失，即使有擺脫險境的人，縱然沒有遭到刑罰或處死，也都是辛酸悲苦，僅僅能免于一死，深受世人輿論斥責。你們身為大臣特別應該滅除私情秉公辦事，堅守正道，凡事互相啟發幫助，不要上下隨聲附和。”唐太宗于是下令各個部門，如果頒發出的文告命令沒有做到穩妥方便，官吏必須上奏指出，不能只順從圣旨上的意思推行實施，必須盡到一個做臣子的職責。

貞觀四年，太宗問大臣蕭瑀：“隋文帝是一個怎樣的君主？”蕭瑀回答說“（隋文帝）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舉止合乎禮節，不怕辛苦，思行善政。每次上朝處理政務，有時要忙到太陽偏西，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與他一起坐談國事，值宿守衛，傳送晚飯來吃，他性情雖然說不上仁義開明，卻也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君王。”太宗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個人性格過于明察，但內心并不能辨明臣子（用人不準）。心里糊涂就不能通達徹見，性格過于明察就對事情容易多疑，他又是靠欺騙前朝皇帝的遺孤寡婦來奪取江山登上皇位的，經常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個官員，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斷決定，即使勞神費力，也不能全都處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全知道他有不信任下屬的想法，也不敢直率說話，丞相以下的官吏，處理政務都遵奉順從罷了。我的想法卻不是這樣，因為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頭萬緒，一定應該根據情況而變動，事情都交付百官商議，由宰相籌劃，事情穩妥方便了，才可以上奏皇上，下令天下執行。怎能在一日處理如此多的重要事務，憑一個人的思慮就獨斷專行呢。況且一天處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處理合理確實好，那些處理不合理的又能怎么辦呢？日積月累，甚至好多年，背離常理的事情很多以后，國家能不滅亡嗎？哪如廣泛地任用賢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關注政事，嚴肅法紀，誰還敢胡作非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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