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nèi)f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

當(dāng)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余；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萬世之標(biāo)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nèi)f古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矣。

【注釋】

〔1〕本文選自《冒黎先生集》卷十二。伯夷：姓羅，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是其謚號。相傳為孤竹（古國名，其地約在今河北省盧龍一帶）君之子。《莊子·盜跖》：“伯夷叔齊弧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莊子·讓王》：“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伯夷叔齊。”《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二人互讓，均不愿繼承王位而出逃，歸于西伯（周文王）。文王死，武王起兵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滅殷，周統(tǒng)一中國，伯夷、叔齊恥為周民，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餓死于首陽山。韓愈生活在各種矛盾都非常尖銳的中唐時期，官場黑暗，不少人明哲保身，與世俯仰，韓愈對此十分不滿，于是寫《伯夷頌》。本文的主要意圖在贊頌伯夷“不顧人之是非”的“特立獨行”精神，贊頌伯夷“信道篤而自知明”，并嚴厲批評當(dāng)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為是非的處世態(tài)度。文中一方面說周公和武王是圣人，為“萬世之標(biāo)準”，一方面大力宣揚伯夷反對武王伐紂是“窮無地、亙?nèi)f世而不顧者”，并且還說，若無伯夷、叔齊，“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矣”。這也是十分大膽的言論。此文為韓愈有所為而發(fā)，在當(dāng)時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特立獨行”既是韓愈對伯夷的稱頌，也是韓愈終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則，表現(xiàn)了韓愈不與世俗同流的精神。

〔2〕特立獨行：有獨立見解和操守而不隨波逐流。《禮記·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3〕適：適合。《論語·公冶長》：“其養(yǎng)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述而》：“聞義不能從，聞善不能改，我之憂也。”這里的“義”，指儒家所宣揚的“仁義”之“義”，韓愈《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4〕不顧：不考慮，不顧忌。人之是非：別人認為自己的立言行事是對與不對。

〔5〕信道篤：對儒道深信不疑。篤：篤厚，真誠，純一。自知明：自己對問題的認識十分清楚。

〔6〕力行：盡力而行。不惑：不受蠱惑，不迷亂，即能歸持自己的見解或行為。

〔7〕窮：盡。窮天下：窮盡于天地之間。亙：音gèn，通“互”，接連。亙?nèi)f世：即終萬世，窮萬世之意。這兩句，前句指空間，后句指時間，意謂伯夷是天地之間、從古至今以至萬世中唯一的“不顧人非”的“豪杰之士”。

〔8〕昭：光，明亮。這句意謂日明都不及他明亮。指其德行昭著，光勝日月。

〔9〕崒：音zú，險峻。《說文》：“崒，危高也。”這句意謂，泰山也不及其高峻。

〔10〕巍：高大。容：容納。這句意謂，其形象之高大，天地間也容納不下。

〔11〕殷之衰：殷之衰亡。周之興：周之興盛。這兩句是說，當(dāng)殷紂王失德，周武王興兵伐紂之時。

〔12〕微子：殷紂王之同母庶兄。《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也。”裴骃《集解》：“孔安國曰：‘微，畿內(nèi)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據(jù)《呂氏春秋》云，其母生微子時尚為殷帝乙之妾，及為妃而生紂。祭器：祭祀用的禮器，古人重祭祀，故常把祭器作為傳國重器。去之：離開殷紂王。據(jù)《史記·宋微子世家》載：“紂王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shù)諫，紂不聽。”及周文王修德興周，微子懼周滅殷，又諫，紂仍不聽，微子知紂終不可諫，乃逃亡。“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滕行而其以告。于是武王乃釋微子，復(fù)其位如故。”

〔13〕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子弟，后佐成王。圣：無事不通曰圣，此謂“圣人”，即人格品德最高的人。

〔14〕從：跟從，追隨，意似欠佳。一本作“率”，率領(lǐng)，意較佳。另本作“與”，亦可。攻之：討伐殷（紂王）。

〔15〕以為不可：認為武王、周公不應(yīng)該伐紂。

〔16〕宗：宗主，這里用作動詞。天下宗周：天下之人都以周為自己的宗主，即：都承認周的統(tǒng)治權(quán)。

〔17〕恥食周粟：以吃周朝的糧食為恥。《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nóng)、虞夏，忽焉設(shè)兮，我安適歸矣？于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18〕繇：通“由”。繇是而言：從這一點來說。

〔19〕豈有求而為哉：難道伯夷是有什么個人打算而這樣做的嗎？

〔20〕一凡人譽之：凡人一譽之，即凡是有人一稱譽他。有余：此指才多德高，韓愈《爭臣論》：“夫天授人以圣賢才能，豈使自有余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21〕沮：音jǔ，敗壞，毀壞。

〔22〕彼：指伯夷。自是：自以為是，自信。這兩句意謂，伯夷不是圣人，而能如此自以為是。

〔23〕微：無，沒有。微二子：若無此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齊）。

〔24〕亂臣賊子：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把他們內(nèi)部起來反對朝廷的人稱為亂臣賊子。跡：蹤跡。接跡：蹤跡相接，亦即接踵而至之意。

譯文

讀書人的立身行事獨特，符合道義罷了。不理會別人的贊譽或批評的，都是豪杰之士，也是忠實地相信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的人。全家的人批評他，仍 堅定執(zhí)行而不迷惑的人很少。至于一國一州的人批評他，仍堅定執(zhí)行而不迷惑的，大概整個天下只有一人罷了。若是到了全世界的人都批評他，仍堅定執(zhí)行而不迷惑 的，則千百年來只有一人罷了。像伯夷這樣的人，是窮盡天地，經(jīng)歷萬世也不回頭的人。（與他比較），即使光明的日月也不算亮，雄峻的泰山也不算高，寬廣的天 地也不算能包容。

當(dāng)殷商要滅亡而周要興盛時，微子這樣的賢人都抱著祭祀的器具離開殷商。武王、周公是圣 人，率領(lǐng)天下的賢士和諸侯前去進攻殷商，未曾聽說有人批評過他們。獨有伯夷、叔齊認為他們不該。殷商滅亡后，天下承認周為宗主國，伯夷、叔齊二人獨認為吃 周的糧食是羞恥的，即使餓死也不后悔。由此說來，他這樣做難道是要博取甚么嗎？是因為忠實地相信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罷了。

現(xiàn)今的所謂讀書人，當(dāng)有一人稱譽他，自以為該得到更高的贊譽。有一人不滿他，自以為別人 的話未盡正確。他可以獨自批評圣人而自以為是到如此的地步。圣人的行事是萬世的標(biāo)準啊。所以我認為，好像伯夷這樣的人，是立身行事獨特，窮盡天地，經(jīng)歷萬 世也不會回頭的人啊。雖然這樣，如果沒有他們二人，亂臣賊子便會接連不斷地出現(xiàn)在后來的世代了。

寫作意義

兼而有之

伯夷伯夷叔齊的故事無需考證其真?zhèn)危@個故事反映的精神能在中華大地流傳數(shù)千年，足證明中華文明之久遠，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最閃亮的一點。然其藐視權(quán)勢的精神并不被強權(quán)者們所悅，或用強力相脅，或用“食色”誘之，伯夷叔齊漸漸被人們淡忘了。然其結(jié)果是真人性被扭曲，人們除去“食色”之外不知道還需要有“靈魂”。這正是造成世風(fēng)日下、人心不古的根源。頌揚伯夷精神實為今天社會文明發(fā)展之需要，弘揚中華古文明之需要。

伯夷阻止周武王伐紂，并非贊同紂王的暴政，而是深知“以暴易暴”的危害。“暴力”或許在一些場所不得已而為之，或許多數(shù)人“同意”使用，而斷無“贊揚”之理由，也不可擴大其作用，更不能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的基礎(chǔ)。中國數(shù)千年王朝專制的循環(huán)，“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矣”，正說明這一點。

圍繞真人性的工作多是文化方面的，而從事這部分工作的人在古代稱為“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識分子。維護“人性”的純潔，遏制“生物性”欲望的野蠻發(fā)展，是 “士”的職責(zé)。知識分子不能獨立思考，隨波逐流，結(jié)好于“鄉(xiāng)愿”，拜倒在“食色”之下，是忘記了人間之道義，忘記了

戰(zhàn)士守土之責(zé)。眾人困于“食色”之匱乏，對控制了“食色”的強勢自然是隨之者眾，此時能不受“食色”之困擾，敢于說“不”，特立獨行，這樣的知識分子是難能可貴的。伯夷叔齊“餓死而不顧”，為“士”樹立了榜樣，“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對一個個體而言，首先要生存繁衍，這是天經(jīng)地義的。故有“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nèi)f古而不顧者也”之語。但對“食色”的追求要有底線，不能喪失對伯夷叔齊的敬畏，否則不能稱之為“人”，尤其不能稱之為“士”。

伯夷伯夷事跡，原不足信。 《伯夷列傳》的意義在于借題發(fā)揮，抒發(fā)自己胸中塊壘。借為伯夷立傳之機，對當(dāng)時好人遭殃，壞人享福的社會，提出了憤怒的質(zhì)問，對歷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謂“天道”，也提出了強烈的懷疑，這是富有批判性和戰(zhàn)斗性的。同時“奔義”、“讓國”這是司馬遷所贊美的一種美德，這和漢代建國以來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勾心斗角，攻伐殘殺不休形成鮮明的對照。

歷代作家對人物的評價都帶有濃重的感情色彩和鮮明的傾向性，都和當(dāng)時作家所處的時代、思想、經(jīng)歷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韓愈之所以寫《伯夷頌》，這和韓愈所處時代有很大關(guān)系，當(dāng)時藩鎮(zhèn)割據(jù)愈烈，韓愈堅決反對擁兵自重而遭到嫉恨；另一方面，韓愈大力倡導(dǎo)古文運動而受到?jīng)_擊，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但韓愈并沒有畏懼，退縮，而是充滿了自信，充滿了豪情，借《伯夷頌》歌頌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韓愈有膽有識，有自己獨立的人格，表現(xiàn)了作家可貴的直面人生的勇氣

關(guān)鍵詞：伯夷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