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兩漢佚名的《舊題蘇武詩 / 別詩四首·其一的《》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
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
愿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兄弟的親密關系就像樹葉長在樹枝上，朋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相親。
四海之內都是兄弟，誰也不是互不相干的陌路人。
何況我們是枝干相連的骨肉兄弟，我和你同出于一個身體。
從前親近的如鴛鴦，現在像是居于西方的辰星與居于東方的辰星彼此出沒不相逢。
從前總是在一起，現在遙遠的像北方的胡人與南方的秦國人。
在即將離別之際，越發覺得情誼日益親切。
麋鹿遇到好草總是嗷嗷呼叫它的同伴一起來吃，它可以用來比喻我宴飲嘉賓的心情。
我有一樽酒，想贈給遠行的兄弟。
希望你再多留一會酌飲此酒，以敘我們平日的親愛之意。
今人談古詩，常常會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較多的是作品的真偽及本事出處；而一般讀者欣賞的則是詩的本身所能帶來的審美情趣。例如關于舊題為漢代蘇武和李陵的五言詩，就存在這個問題。宋代文豪蘇軾因不滿《文選》的編選，首先在相傳為蘇、李的長安送別詩中讀出了“江漢”二字，便據以懷疑是后人的偽作。而以博學著稱的洪邁，也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三首》詩中發現了“盈觴”之“盈”犯了漢惠帝的諱，于是愈堅蘇軾之說。后來明清及近代學者顧炎武、錢大昕和梁啟超等人也展轉相承，于是蘇、李詩之偽幾成定讞。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卻力排眾議，以為《文選》中《蘇武詩四首》為別李陵之說起于唐代，“江漢”、“盈觴”也難定二人詩之偽，他主張“與過而疑之，寧過而存之”（《漢魏詩選按語》）。至逯欽立先生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態度。不過他采取了一種比較審慎的方式，這就是既不認為是蘇、李之作，同時也不認為是“六朝擬作”，而是把這些作品均歸入東漢卷，并系之于“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以上是歷代學者從考證角度來談蘇、李詩的一些概況，與今天從欣賞角度來讀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過，至少有二點是不應忽視的，即《文選》和《古文苑》所傳蘇武、李陵詩是漢代作品（蘇軾亦謂這些詩“非曹、劉以下諸人所能辦”），但所寫內容又與歷史上西漢時蘇武與李陵之別無關。這是考據為今天鑒賞這些詩作提供的基本點，讀者需注意。
“骨肉緣枝葉”是《文選》所錄《蘇武詩四首》中的第一首。這首五言詩抒寫兄弟骨肉的離別之情，用筆渾重樸厚，風格淡中見醇，近而猶遠。
詩一開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說出詩中“我”與“遠人”之間的特殊關系，然后再以“枝葉”作比喻，進一步暗示和強調這種關系的親密。按理次句應順著這層意思往下寫，可是詩人卻把筆觸轉向了與“骨肉”不同的另一種關系，這就是人世間親朋好友間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二句繼續由此生發，寫天下朋友之交都能親如兄弟，不忍相別。這里詩人巧妙地借知己摯友托出“兄弟”二字與前“骨肉”二字相應，同時又借朋友相別預為后文骨肉之離作陪襯。“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二句緊接進層遞進，不僅回映首句，離而復即，而且退而后進，領起下文，其用筆直中有曲，折轉頓挫。前人曾謂“況我連枝樹’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親交，尚為兄弟，況真兄弟乎？”（方東樹《昭昧詹言》）詩人用意在寫兄弟之親，而先借密友為喻，從而使兄弟之親更為突出。“昔為”以下四句想象與兄弟相處時和離別后二種截然相反的情況，前者“常相近”，一如“鴛與鴦”，何其相得；后者別如“參與辰”、“胡與秦”，幾多哀愁！在此相處時的親密無間、形影不離與離別后的相距千里、后會無期，形成了強烈而鮮明的對比。這四句一前一后兩兩相對，看似重復拙鈍，卻也反映出詩人處于人生變故中那種不堪回首、無法預期的復雜心態。
“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說出了兄弟平時相處彌覺珍貴、離別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為下文對臨別餞行、樽酒留人的描寫預作交代。漢詩轉折、聯結高妙，渾然一體而不見針跡線痕，于此可悟。然而這二句的好處還不僅見之于它在全詩結構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淺顯的語言，說出了一種人生中的寶貴體驗：這就是當一個人要失去某件東西時，會超乎異常地體會到它的珍貴。人與物的關系是這樣，人與人的關系更是這樣。詩人正是在離別在即時，充分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在為將要遠行的親人餞別時，一再要以酒相贈，以酒留飲，以酒敘情。酒是消愁物，詩人當時的心情和行人當時的心情，都在這種贈別和留飲中表露無余。“鹿鳴”二句系化用《詩·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之意，有興起和借喻設筵餞別之妙；末四句狀寫贈別留飲情狀，言近意遠，詞淺味濃。人至臨別而以杯酒相贈，愿以此挽留片刻而暢敘平生之親，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噓。后代不少傳誦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別賦》中的“可班荊兮贈恨，唯尊酒兮敘悲”、唐代詩人王維《陽關曲》中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等，所寫也正是這種景和這種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