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經歷

班彪，《漢書》作者班固的父親。家世儒學，造詣頗深。幼年從兄班嗣一同游學，結交很廣。二十多歲時，西漢末年，群雄并起，隗囂在天水擁兵割據，他避難相隨。

投奔隗囂

有一次，隗囂問班彪道：“從前周朝滅亡，戰國紛爭，天下四分五裂，經過好幾代才得安定。是合縱連橫的事又將出現在今天呢，還是承受天命，在某一個人身上呢？望先生談談看法。”

班彪答道：“周朝的廢興，與漢朝不同。從前周朝分爵為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掌握自己的領地各自為政，正像一棵大樹，本根很弱小，枝葉很茂盛，所以到了后來，出現合縱連橫的事，是形勢促使它那樣。漢朝繼承秦朝的制度，改封建為郡縣制，國君有專制的權威，臣下無百年的大柄。到了成帝，假借外戚的勢力，哀帝、平帝在位時間很短，三帝無子，所以王莽篡位，竊取國位年號。危險來自上邊，傷害不及下面，因此，王莽真正篡位之后，天下人沒有不伸著脖子在嘆息。十多年間，中外發生搔擾，遠近都在行動，各自打著劉氏的旗號，會合響應，眾口一詞，不謀而同。現在英雄豪杰統治各州縣的，都沒有像七國傳統的資本，可百姓卻異口同聲，想念漢朝的恩德，發展趨勢已經可想而知了。”

隗囂道：“先生分析周朝與漢朝的形勢是對的，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習慣劉氏姓號的緣故，而說漢家一定復興，這就不見得了。從前秦朝失去天下，好比一只鹿逃走了，劉邦追鹿到了手，當時人又誰知有什么漢朝么？“

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囂的狂言，一方面又感嘆時局艱難，于是著一篇《王命論》，認為漢德是繼承唐堯，有靈驗的王符作證，王者登上寶座，不是憑欺詐能成功，想用這來感動隗囂，可是隗囂始終不覺悟，于是避走河西。

主事竇融

河西大將軍竇融用他作從事，十分恭敬地待他，用師友之道接待。班彪就替竇融出謀劃策，敬事漢朝，總領西河一帶來抗拒隗囂。后來竇融奉詔回京師，光武帝問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誰和你參謀？“竇融答道：”都是我的從事班彪做的。”皇帝一向聽到班彪很有才干，于是召見班彪，舉他作司隸茂才，叫他作徐州令，因病沒有就位。后來幾次應三公的命令，就去了。任為縣的長官，又為司徒掾。

班彪時有奏言，對時政多所建議，如《復護羌校尉疏》、《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奏議答北匈奴》等。

不久因病免官，專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長。班彪專心于史學，尤好漢代史。

潛心修史

班彪既有高才又好寫作，于是專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武帝時，司馬遷著了《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寫到當代漢武帝，從太初年間以后，缺了沒寫，后來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位學者都曾綴集時事，或補或續之。但是文筆鄙俗，不配為《史記》的后續之作。

班彪于是繼續采集前朝歷史遺事，還從旁貫穿一些異聞，寫下后傳數十篇，參照前面的歷史而評論得失。其略論寫道：”

唐虞三代，據《詩經》、《書經》的記載，每代均有史官，管理經典著作，到了諸侯各國，每國均有歷史，所以《孟子》上說"楚國的歷史叫《木壽杌》，晉國的歷史叫“乘”，魯國的歷史叫《春秋》，他們記載歷史都是一回事"。魯定公、哀公的年代，魯國君子左丘明收集當時的歷史，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根據各種不同的材料，寫成《國語》二十一篇，從此《乘》和《木壽杌》的事就不行于時，而《左氏》、《國語》就得到人們的重視傳習。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代帝王公侯卿大夫事跡的書，叫做《世本》，共一十五篇。

春秋之后，七國紛爭，秦國吞并諸侯，就有《戰國策》三十三篇問世。漢朝興起，平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當時情況，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皇帝的年代，太史令司馬遷采集《左氏》、《國語》，刪削《世本》、《戰國策》，根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起，下至太始二年獲應，為止，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共一百三十篇，而有十篇缺了，司馬遷所記，從漢朝開國至武帝時絕筆，這是它的功績。至于采取經傳，搜羅分散于百家的材料，很多粗疏簡略之處，不如原來的真實詳細，它是以多聞廣載見長，論議膚淺而不厚實。他論學術就推崇黃帝、老子而輕視《五經》；寫貨殖傳，就輕仁義而以貧窮為恥；寫游俠之士，就輕視那些節烈的人而推崇世俗建功之士。這就是大毛病，有傷正道，所以遭到腐刑的緣故。但是他善于敘述事理，文筆暢達而不華麗，質樸而不粗野，文質相稱，不愧為良史之才。如果讓他遵照《五經》的禮法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標準，那就差不多了。“那些百家的歷史書籍，都有可取之處。

如《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讀了之后，今天的人能夠知道古代歷史，后世的人可以知道前代的事情，實在是圣人的耳目呀。司馬遷替帝王作傳就稱為本紀，寫公侯傳國就稱為世家，寫卿士特起就稱為列傳。他把項羽、陳涉列入本紀和世家，而淮南王、衡山王降為列傳，寫得細致委婉,很有條理。司馬遷的著作，采自古今的軼聞，貫穿經傳的史料，實在廣博得很。憑一個人的精力，內容復雜而繁重，所以他的收刪削繁蕪之處還不太夠，有些多余的語言，不夠整齊劃一。例如寫司馬相如，舉出郡縣，寫出他的表字，至于寫到蕭何、曹參、陳平等人，以及董仲舒同時的人，就不記載他們的表字，有些只寫了縣而不寫郡，可能是沒有顧及到吧。今后寫歷史，必須嚴格核對事實，修飾文字，統一體例，寫世家，只要紀、傳就夠了。古書上說：“殺蟲見極（按:此四字不好理解。“殺”，作“殺青”講，引申為“寫歷史”。“極”可作“標準”講，譯為“寫歷史是為了使人們見到一些標準”。）平易正直，是《春秋》的本義。’”

班彪又調升到司徒玉況府。當時太子的東宮剛建立，諸王國同時開辟，而官吏沒有配齊，師保齊缺。

班彪又上言道：”

孔子說，人們的天性是差不多的，而習俗的影響就差得很遠。“賈誼認為：”經常與善人打交道，不能不做好事，猶如生長在齊國，不能不說齊國話。經常與惡人接觸，不能不做壞事。不如生長在楚國，不能不說楚國話。“因此圣人嚴格選擇鄰居，特別注意環境的影響。從前周成王做孺子時出外就由周公、邵公、太史佚等人輔佐他，在朝內就大顛、閎夭、南宮適、散宜生等人輔佐，他的左右前后，沒有違背禮節之義，所在成王一登上王位，天下空前的太平。“ 因此《春秋》提出：“愛兒子應該教育他走正路，不走邪門歪道。驕傲奢侈，淫逸懶惰，邪門歪道的根源。”《詩經》上說：“留給孫子的好主意，就是安敬之道。”就是指周武王留給成王的寶貴遺產。”漢朝興起后，太宗派晁錯用法術教育太子，賈誼用《詩經》、《書經》教育梁王，到了中宗，也使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學教育東宮以下的人員，沒有不選擇合適的人，促成他們的品德和才具。現在皇太子諸王子，雖然年輕時就在學習，修習了禮樂，但是做太傅的尚未遇到賢才，官屬很少熟悉舊典。應該廣泛挑選有威望、懂政事的名儒，用他們做太子太傅，東宮和諸王國，官屬應該配齊。按舊規定，太子有十縣作湯沐邑，設保衛人員，五天一朝見，坐在車廂，檢查膳食，不是朝見的日子，使仆、中允每天問安罷了，表明舉動不隨便，處處講究恭敬哩。”

書奏上后，皇帝采納了。后來選司徒廉作望都長，得到官吏百姓的愛戴。

正是從這一認識出發，班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后傳數十篇”，這就是后來班固撰寫《漢書》的基礎。

此外，《后漢書》 載其“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今存《北征賦》、《覽海賦》、《冀州賦》等，《文選》、《藝文類聚》有收錄。其中《北征賦》寫他在西漢末年避難涼州、從長安行至安定時沿途的見聞和感慨，對當時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動蕩的社會面貌有所反映。這篇賦采用楚辭的形式，重在抒情，與鋪張揚厲的西漢大賦風格迥異，開了東漢末年抒情小賦的先聲。他另有《王命論》一篇，系勸隗囂興復漢室之意，見于《漢書·敘傳》、《后漢書》本傳及《文選》。

《后傳》原書已佚，其內容想已多為《漢書》汲取，只是無法辨認清楚了。今《漢書》的元帝、成帝二紀及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的《贊》，還保留有班彪的史論文字。

班彪曾作《前史略論》，詳論以往的史學得失，實為撰寫《后傳》有所借鑒和改進。他簡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漢之際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司馬遷所著《史記》的內容、體裁、體例和思想。他說：“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的史才。但又評道：“其論述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這對司馬遷的異端思想極盡諷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觀點，自然也是他寫《后傳》的指導思想。《前史略論》是中國古代較早的一篇史學論文，可謂儒家正統史學觀點的代表，在中國史學理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建武三十年（公元55年），班彪死在官位上，終年五十二。他所著的賦、論、書、記、奏事共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