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家世代重視讀書教育，據《鄴侯家傳》說，李泌的父親李承休聚書兩萬余卷，并告誡子孫不得讓這些圖書出門，如有求讀者，可在別院閱讀、供饌。這些圖書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兒子李繁的時候。韓愈在《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中說：“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簽，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圣文，磊落載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瀘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這里說的鄴侯是指李繁，李繁當時為隨州刺史。這首詩說明了當時李家的藏書天下聞名，甚至有人從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閱。同時也說明了一代文宗韓愈與李家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在這種家庭環境中長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淺。李泌生于唐玄宗開元十年(722)，開元十六年(728)，剛剛七歲的李泌就能為文賦詩，一次儒、道、釋三教學者聚會，玄宗把他也召人宮中，而此時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學才能征服了與會的君臣。《新唐書·李泌傳》記載：“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愿聞其略。’說因曰：‘方如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張說是當時一位才華橫溢的名詩人，被時人稱為“燕許大手筆”，他與李泌的這兩首小詩都是即興之作，相比之下，七歲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遠遠超過已經五十多歲的張說的作品。也難怪詩成后，“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新唐書·李泌傳》)其后，重臣張九齡、嚴挺之等對他都非常器重。七歲兒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十七歲時，李泌寫了另外——首詩歌《長歌行》：“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游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說，李泌在十七歲時，就為自己設計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學道成仙，要么建功立業。而事實上，李泌的一生也確實是在這兩條路上徘徊。據《鄴侯外傳》說，此詩寫成后，流傳很廣，因為詩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顯，所以張九齡告誡他說：“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況童子耶?但當為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為妙。”李泌聽后十分感動，“爾后為文，不復自言”。

據史書記載，李泌“尤工于詩”(《舊唐書·李泌傳》)，所寫詩文很多，如《復明堂》、《九鼎議》(一說二者為一篇)、《明心論》、《養和篇》、《建寧王挽歌詞》、《八公詩》、《感遇詩》等等，《舊唐書·李泌傳》說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與詩人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著名詩人顧況就曾拜李泌為師：“況素善于李泌，遂師事之，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及泌相，自謂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唐才子傳·顧況》)

除文學創作外，李泌在學術上也很有造詣。他對《周易》、《老子》頗有研究，玄宗曾召他進宮進授《老子》，晚年又參修國史。以上我們所舉的文章，有——些即屬于學術著作。

綜李泌一生，是自強不息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雖然《舊唐書》對李泌評價不高，但《新唐書》已改變了這一觀點，認為“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當然，這段話在贊美的同時還持有一定的保留態度。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新、舊《唐書》都是由儒生寫的。如果作者能夠跳出三教的藩籬，從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審視李泌，從當時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那么他們對李泌的評價肯定會更高一些。

早年經歷

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稱譽，幼時就已粗通黃老列莊學說。在唐玄宗（明皇）政治最清明的開元時期，他只有七歲，已經受到玄宗與名相張說、張九齡的欣賞和獎愛。有一次，張九齡準備拔用一位才能不高，個性比較軟弱，而且肯聽話的高級巨僚，李泌雖然年少，跟在張九齡身邊，便很率直地對張九齡說：“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處理國家大事，素來便有正直無私的清譽，難道你也喜歡低聲下氣而缺乏節操和能力的軟性人才嗎？”張九齡聽了他的話，非常驚訝，馬上很慎重地認錯，改口叫他小友。

李泌成年后，非常博學，而且對《易經》的學問，更有心得。他經常尋訪嵩山、華山、終南等名山之間，希望求得神仙長生不死的方術。

到了天寶時期，玄宗記起他的幼年早慧，特別召他來講《老子》，任命他待詔翰林，供奉東宮，因而與皇太子兄弟等非常要好。在這個時候，他已經鉆研于道家方術的修煉，很少吃煙火食物。

出謀劃策

到了安祿山起兵造反時，玄宗倉皇出走，皇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肅宗，到處尋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靈武。肅宗立刻和他商討當前的局面，他便分析當時天下大勢和成敗的關鍵所在。肅宗要李泌在朝中任職，他懇辭不干，只愿以客位的身份出力。肅宗也只好由他，碰到疑難的問題，常常和他商量，叫他先生而不名。

此時，李泌已少吃煙火食。肅宗有一天夜里，高興起來，找來兄弟三王和李泌就地爐吃火鍋，因李泌不吃葷，便親自燒梨二顆請他，三王爭取，也不肯賜予。外出的時候，陪著肅宗一起坐車。大家都知道車上坐著那位穿黃袍的，便是皇帝，旁邊那位穿白衣的，便是山人李泌。肅宗聽到了大家對李泌的稱號，覺得不是辦法，就特別賜金紫，拜他為廣平王（皇太子李豫）的行軍司馬。并且對他說：“先生曾經侍從過上皇（玄宗），中間又作過我的師傅，要請你幫助我兒子作行軍司馬，我父子三代，都要借重你的幫忙了。”李泌看到肅宗當時對政略上的人事安排，將來可能影響太子的繼位問題，便秘密建議肅宗使太子做元帥，把軍政大權付托給他。他與肅宗爭論了半天，結果肅宗接受了他的意見。 肅宗對玄宗時期的宰相李林甫非常不滿，認為天下大亂，都是這個奸臣所造成，要挖他的墳墓，燒他的尸骨。李泌力諫不可，肅宗氣得問李泌，你難道忘了李林甫當時的情形嗎？李泌卻認為不管怎樣，當年用錯了人，是上皇（玄宗）的過失。但上皇治天下五十年，難免會有過錯。你現在追究李林甫的罪行，加以嚴厲處分，間接地是給上皇極大的難堪，是揭玄宗的瘡疤。你父親年紀大了，又奔波出走，聽到你這樣作，他一定受不了，老年人感慨傷心，一旦病倒，別人會認為你身為天子，以天下之大，反不能安養老父。這樣一來，父子之間就很難辦了。肅宗經過他的勸說，不但不意氣用事，反而抱著李泌的脖子，痛哭著說：“我實在沒有細想其中的利害。”這就是李泌“沖而用之或不盈”的大手筆。玄宗后來能夠自蜀中還都，全靠他的周旋彌縫。

肅宗問李泌剿賊的戰略，他就當時的情勢，定出一套圍剿的計劃。首先他斷定安祿山、史思明等的黨羽，是一群沒有宗旨的烏合之眾，目的只在搶劫，“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后害。”因此，他擬定戰略，使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詡，入河東，隔斷盜魁四將，不敢南移一步。又密令郭子儀開放華陰一角，讓盜眾能通關中，使他們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粹勁騎，不逾年而蔽。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征各路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并命建寧王李倓為范陽節度大使，北并塞，與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肅宗統統照他的計劃行事，后來都不出其所料。這便是李泌的“挫其銳，解其紛”的戰略運用。 后來最可惜的，是肅宗急功近利，沒有聽信李泌的建議，致使河北沒有徹底肅清，仍然淪陷于盜賊之手，便自粉飾太平，因此而造成歷史上晚唐與五代之際華夷戰亂的后遺癥。

肅宗為了盡快收復都城長安，等到郭子儀籌借到西北軍大集合的時候，便對李泌說：“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李泌就說：“如果動用大軍，一定想要速得兩京，那么賊勢一定會重新強盛，我們日后會再受到困擾。我們有恃無恐的強大兵力，全靠磧西突騎（騎兵）、西北諸戎。假如一定要先取京師，大概在明年的春天，就可成功。但是關東的地理環境，與氣候等情況，春天來得較早，氣候容易悶熱，騎兵的戰馬也容易生病，戰士們思春。也會想早點回家，便不愿再來輾轉作戰了。那么，淪陷中的敵人，又可休養士卒，整軍經武以后，必復再度南來，這是很危險的辦法。”但肅宗卻堅決地不聽李泌的戰略意見，急于收復兩京，可以稱帝坐朝，由此便有郭子儀借來回紇外兵，從元帥廣平王等收復兩京的一幕出現。 兩京收復，玄宗還都做太上皇，肅宗重用奸臣李輔國。李泌一看政局不對，怕有禍害，忽然又變得庸庸碌碌，請求隱退，遁避到衡山去修道。大概肅宗也認為天下已定，就準他退休，賞賜他隱士的服裝和住宅，頒予三品祿位。另有一說，李泌見到懶殘禪師的一段因緣，是在他避隱衡山的時期。總之，“天道遠而人道邇”，仙佛遇緣的傳說，事近渺茫，也無法確切地考據，存疑可也。

李泌在衡山的隱士生活過不了多久，玄宗去世，肅宗跟著也死了，繼位當皇帝的，便是李泌當年特別加以保存的廣平王李豫（即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馬上就召李泌回來，起先讓他住在宮內蓬萊殿書閣，跟著就賜他府第，又強迫他不可素食，硬要他娶妻吃肉，這個時候，李泌卻奉命照做了。但是宰相元載非常忌妒他的不合作，找機會硬是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暗地對他說：“先生將就一點，外出走走也好。”不久后，元載犯罪伏誅，代宗立即召他還京，準備重用。但又為奸臣常衰所忌，怕他在皇帝身邊對自己不利，又再三設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峽團練使，后再遷任杭州刺史。他雖貶任地方行政長官，到處仍有很好的政績，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稱“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這便是李泌的“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的自處之道。

皇太子李適（即后來的唐德宗）也曾與李泌交游。對于軍國大事，李泌仍然不遠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議，代宗也必定采用照辦。

李泌對內政的處理，外交的策略，軍事的部署，財經的籌劃，都做到了安和的績效。 他勤修內政，充裕軍政費用。保全功臣李晟、馬燧，以調和將相。外結回紇、大食，達成“貞元之盟”，從而遏制吐蕃以安定邊陲。李泌常有與德宗政見不同之處，反復申辯上奏達十五次之多。德宗曾對他說：“朕要和你約法在先，因你歷年來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不要一旦當權，就記恨報仇，如對你有恩的，朕會代你還報。”李泌說：“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害臣的李輔國、元載他們，都自斃了。過去與臣要好的，但凡有才能的，也自然顯達了。其余的，也都零落死亡了。臣實在沒什么恩怨可報的。但是如陛下方才所說，臣可與陛下有所約言嗎？”德宗就說：“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李泌便進言，希望德宗不要殺害功臣，認為“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言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怒反厭，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巨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德宗聽了認為很對，接受了李泌的建議。李晟、馬燧在旁聽了，當著德宗感泣而謝。

調和矛盾

宮廷父子之間，又受人中傷而有極大的誤會，幾乎又與肅宗一樣造成錯誤，李泌為調和德宗和太子之間的誤會，觸怒了德宗說：“卿不愛家族乎？”意思是說，我可以殺你全家。李泌立刻就說：“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曰：吾獨任汝為相，不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殺巨子，使臣以侄為嗣，臣未知得欲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愿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

接著李泌又提出唐肅宗與代宗父子恩怨之間的往事說：“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唐肅宗因受寵妃張良梯及奸臣李輔國的離間，殺了兒子建寧王李談）德宗說：“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李泌說：“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茲事。且其時先帝（德宗的父親代宗）常懷畏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黃臺瓜辭》，唐高宗太子——李賢作。武則天篡位，殺太子賢等諸帝子，太子賢自恐不免故作：“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搞令瓜希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 德宗聽到這里，總算受到感動，但仍然說：“我的家事，為什么你要這樣極力參與？”李泌說：“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甚至說到“臣敢以宗族保太子。”中間又往返辯論很多，并且還告訴德宗要極力保密，回到內宮，不要使左右知道如何處理此事。一面又安慰太子勿氣餒，不可自裁，他對太子說：“必無此慮，愿太子起敬起孝，茍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最后總算解開德宗父子之間的死結。德宗特別開延英殿，獨召李泌，對他哭著說：“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李泌聽了，拜賀之外，便說：“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愿乞骸骨。”德宗除了道歉安慰，硬不準他辭職。過了一年多，李泌果然去世。

四朝元老

李泌是玄、肅、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無為的老莊之道，視功名富貴如敝屣，所以在肅、代兩朝數度堅辭宰相之位，并且最終遠離朝堂，長年隱居于衡山。

涇原兵變后，德宗避難于梁州，急詔征李泌至行在（行轅），授以左散騎常侍之職。德宗令李泌每天在中書省值班，以便等候德宗召對，受到朝野關注。

貞元元年（785年）七月，陜虢（今河南陜縣、靈寶）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領軍務，邀求旌節，并密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德宗鑒于局勢危急，便于任李泌為陜虢都防御水陸運使。李泌請求單騎前往，德宗初時雖有懷疑，但最終同意。李泌先見陜州進奏官及將吏在京城的人，欺騙他們說：“皇上因陜虢饑，所以讓我領運使，督江淮米以賑濟。陜州行營在夏縣，如果達奚抱暉可用，就讓他統軍；如果有功，就讓他出任節度使。”以此麻痹達奚抱暉。同月十七日，德宗加李泌為陜虢觀察使。李泌至陜州行營，讓達奚抱暉自領家人亡命。李泌辭行時，德宗曾草擬參加叛亂的七十五人名單授李泌，命他誅殺。李泌遣走達奚抱暉后，朝廷所派的宣慰使要求李泌一定要誅殺叛亂者。李泌不得已，只械送了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至京。達奚小俊領兵入境，聽說李泌已入陜，只得還軍。陜虢遂安。

貞元三年（787年），參與防秋的淮西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率步騎四千從鄜州（今陜西富縣）叛逃。渾瑊派部將阻攔未果。德宗急遣中使敕令李泌發兵攔阻，不得讓淮西軍渡河。李泌馬上派押牙唐英岸率軍至靈寶，但淮西軍已渡過黃河列陣。李泌于是令靈寶供給他們糧食，淮西軍也不敢剽掠。次日，淮西軍在陜州城西宿營，李泌不再向他們供給糧食，而派部將率精兵埋伏于太原倉隘道。一日后，淮西軍行入隘道，李泌所派的伏兵齊發，淮西軍大敗。殘軍從山路南逃，李泌又派大將燕子楚率軍四百至長水（今河南洛寧西）。唐英岸多次追敗叛軍，吳法超等至長水，被燕子楚伏殺。六月，李泌入朝，出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宰相）。

貞元五年（789年）三月二日（4月1日），李泌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八歲。獲追贈為太子太傅。

雖然執政的時間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間卻做了許多意義重大的事，從而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貞元年間帝國總體形勢的和平與穩定。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李泌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得以從祀歷代帝王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