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方面

初唐上官體所代表的宮廷詩風在唐高宗顯慶年間（656-661）、龍朔年間（661-663）達到鼎盛。上官體之風氣過分關注聲律對偶，講所謂“六對”、“八對”，忽視了詩歌本質。楊炯雖出身寒門，但才華橫溢，性氣豪縱，懷才不遇而輕視權貴。因此，他與上官儀為首的宮體詩派有著分明的界線，歌詠的是自我遭際與心聲，抒發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與之歌詠大唐氣象大異其趣，形成鮮明對照，他沖破了上官體流風，開拓了新的詩風。楊炯在內的初唐四杰，他們以革除詩壇浮靡之習為己任，以對上官體批判的姿態，從狹窄的宮廷天地引到廣大的市井，從狹小的臺閣到山川邊塞，開拓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清新剛健的詩風。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現出作者在送別友人后夜望西南，擔心蜀路艱險，何時才能再相見的場景，感情真摯；如在渴慕功業的心態下寫的《從軍行》可謂楊炯詩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詩筆力雄勁，感情豪放率直；楊炯還有一組三峽詩，狀景抒情也較真實自然，且托物明懷，借史抒志，含意比較深刻，亦是掙脫宮體詩束縛的佳作。楊炯的送別詩中，沒有雍容華貴、閑適自足的情趣宮體式，而是總是滲雜著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奮發向上的激情，大多寫得質樸真切，頗有真情實感，如《夜送趙縱》，全詩語言洗煉、質樸，用典貼切。楊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見長的詩人，他的《從軍行》，無論從平仄聲律、文字對偶以及起結作法等方而來說，都是成熱的五言詩。其現存的14首五言律詩，完全符合近體的粘式律，是一種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齊梁以來綺媚華靡之風，促成了五言律詩的定型。

辭賦方面

楊炯現存賦八篇，其中《老人星賦》、《庭菊賦》和《孟蘭盆賦》三篇都是歌功頌德的作品。《老人星賦》是借老人星（即南極星）以稱頌皇恩浩蕩、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這篇賦一開頭便對“至德承天”的皇權竭力加以歌頌，最后借老人星作喻，對皇恩圣德大加頌揚，并恭祝皇帝萬壽無疆。《庭菊賦》借高潔芬香之秋菊來頌揚中書令薛元超。楊炯之于薛元超，可謂終生懷知遇之恩，此種感戴之情，便是其創作這篇賦的動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賦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寫作背景，表明眾學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門下內省左春坊東廳，即薛元超官邸，舉行賦菊盛會。楊炯便借此機會，竭力贊揚秋菊之內在品性，借以頌揚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賦雖然通篇均為贊美之辭，內容托物狀人，藻飾可謂典雅華麗，且是應命之作，未突破官場應酬常套。而《盂蘭盆賦》以歌頌武則天的圣德，與《老人星賦》一樣，也是一篇歌頌文章。除了三篇頌德之賦之外，楊炯亦有幾篇借物明志之賦，大概都寫于出仕之前。由于長期“待制弘文館”，入仕無門，其內心自然會萌發出一種懷才不遇的郁憤與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于是借物抒懷，來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賦》、《幽蘭賦》、《浮漚賦》便是這種背景及心態之下的產物。這三篇賦的結構形式及內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過對所描寫事物進行贊美，以抒發自己的志向。

駢文方面

楊炯現存駢文類46篇，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為死人所寫，包括神道碑、墓志、行狀和祭文。此類文章數量最多，共27篇，其中絕大多數均是受人所請，為死者立傳。因是受人所托，對死者生平事跡本不甚了了，多是筆錄加工而己，并沒有多少真情實感可言。第二類是為寺廟所撰寫的碑銘，共4篇。此類文字亦是受人所請，代為捉刀，但因碑銘均鐫刻于寺廟的石碑上，供游人及膜拜者鑒賞吟誦，是為作者展示自己才華的好機會，亦是時人對作者文才作出評價的重要依據。因此，楊炯寫這幾篇文章時，態度還是非常認真的，鋪敘排陳，引經據典，力圖顯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終因碑銘內容大同小異，形式亦基本統一，縱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還是鮮能有所突破。第三類是表、議、詩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辯、議各1篇。此類文字無論從形式，還是到內容均無固定程式，可根據作者思想情趣自由發揮，縱橫馳騁。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議》等經過作者精心構思的文字，形神并茂，充分顯示了其為文的高超才技。

幼舉神童

楊炯幼年時就非常聰明博學，文采出眾，唐顯慶四年（659年），應弟子舉及弟，被舉神童，唐顯慶五年（660年），楊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待制十六年。剛進弘文館的時候，楊炯因為年輕，對出仕與否還不太經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館“待制”，心里已經感到滿足。但隨著年歲的增長，閱歷和學識的加深，“學而優則仕”的信念強烈地萌動起來，期間楊炯創作了《青苔賦》和《幽蘭賦》表達自己渴望仕途，卻懷才不遇的情志。

秘府校書

在弘文館待制十六年后，楊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應制舉，補秘書省校書郎。據《新唐書·百官志》二載：秘書省有“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讎校典籍，刊正文章。”心懷經國理想的楊炯，年近三十，才獲得一個“讎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對自己仕途上的這種蹇滯不暢，楊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間創作了《渾天賦》，以示自己的情志。唐儀鳳年間（676-679）。太常博士蘇知己上表朝廷，建議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議定。皇帝下令有司審議。楊炯寫了《公卿以下冕服議》，回顧了古代典制，指出蘇知己的建議為不經之論，使其建議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納。

仕職東宮

唐永隆二年（681年），經中書侍郎薛元超推薦楊炯為崇文館學士，永淳元年（682年），楊炯被擢為太子（李顯）詹事司直，充弘文館學士，掌太子東宮庶務。楊炯從秘書省里過了六七年郁沉歲月后，終于從九品末僚一躍而成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還充任聲望甚隆的崇文館學士，開始了仕途上的一大騰躍，據《新唐書·百官志》載：東宮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貼心官員，掌管東宮內務，職務頗為重要。面對這樣一次仕途飛躍，楊炯的內心是興奮的。期間創作了《庭菊賦》等文以表達自己喜悅的心情。

貶謫梓州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楊炯伯父楊德干的兒子楊神讓，跟隨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事件平息之后，楊德干父子被殺，楊炯受到株連，于垂拱二年（686年），楊炯被貶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臺縣）擔任了司法參軍，結束了他在長安長達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宮中教習

唐天授元年（690年），楊炯秩滿回到洛陽，武則天詔楊炯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掌管教習官人書算之類的工作。他雖因官職不高，心中抑郁，但卻對武則天仍盡情頌揚。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宮中出盂蘭盆，設齋分送各佛寺，武則天在洛南城門樓上與群臣觀看。楊炯獻上《盂蘭盆賦》，稱頌武則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則天作為“神圣皇帝”能夠“任賢相，悖風俗、遠佞人，措刑獄，省游宴……捐珠璣，寶菽粟，罷官之無事，恤人之不足”，成為帝王的楷模。

終跡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楊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縣令。約如意二年（693年），楊炯卒于任上。楊炯赴盈川令時，張說贈有《贈別楊盈川箴》，因歷代史學家對《贈別楊盈川箴》的理解不同，造成楊炯任盈川令后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楊炯為政殘酷，據《舊唐書》載：“炯至官，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撻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另一種說法是楊炯親政愛民，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原盈川故址），村邊建有楊公祠一座，內有楊炯塑像，楊公祠內舊有對聯：“當年遺手澤，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賢令，潑水江旁千秋俎豆。”說明當地百姓，千百年來都是把楊炯當作“賢令”來奉祠的。如楊炯為政殘酷，卒后不會有此賢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