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

丘處機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領袖，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的最大貢獻是將其濟世安民的思想付諸實踐，對當時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丘處機雖長期從事宗教活動，但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論有長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須要在實踐中給人們帶來好處，而這種實踐又必須要得到統治階級的全力支持。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首先取得當時信奉道教的金世宗青睞，一月內兩次在京召見，尋問其長生與治國保民之術。丘處機對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愜上意”。這是丘處機首次向最高統治者宣傳自己的主張，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僅親賜大桃以示褒獎，讓他主持萬春節醮事，而且下令在宮庵中塑全真教創始人王喆之像以為紀念，為丘處機擴大全真教的影響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金興定三年（1219），丘處機應邀赴中亞成吉思汗行營與其論道。這是在宗教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丘處機得以實現自己理想與才干的重大舉措，意義極為深遠。在此之前，丘處機看到金朝國勢衰敗，乃隱居于家鄉棲霞傳道授徒，并先后謝絕了金朝與南宋統治者欲請其輔政的邀請。然而他卻毅然接受了成吉思汗之邀，不辭數萬里艱苦跋涉，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內興都庫什山）行營，面見蒙古大汗，充分表現出這位道教領袖在政治上高瞻遠矚的洞察力。

一方面，他深明天下大勢，看到了結束戰亂使國家統一的重任已歷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蒙元政權身上，為全真教日后的發展和實現自己的宿愿，必須要得到即將出現的新的封建王朝的支持。

另一方面，丘處機也從成吉思汗向其下達的詔書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成吉思汗的邀請書表面上請丘處機為己講養生之道，實際上則是詢問治國安邦大計。成吉思汗為治理國家求賢若渴的心境躍然紙上，其深情打動了丘處機，使他把實現理想和抱負的希望寄托在成吉思汗身上，所以能不顧72歲高齡，歷盡艱辛，萬里西行，開始又一次“外修真功”的重大實踐。

在駐扎今阿富汗境內的成吉思汗西征軍行營內，丘處機與這位大汗朝夕相處數月，多次與之論道，具體內容見于耶律楚材所編的《玄慶風會錄》一書中。從該書的記載看，丘處機對成吉思汗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宣傳“去暴止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蒙元統治者對所征服地區人民所推行的殘酷殺戮政策。丘處機針對成吉思汗希冀長生之心理，要他將追求“成仙”與行善結合起來，勸告成吉思汗，養生之道重在“內固精神，外修陰德”。內固精神就是不要四處征伐，外修陰德就是要去暴止殺。丘處機首先贊揚了成吉思汗起兵滅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迎合了這位大汗的心理，然后勸其務須禁止殘暴殺戮，才能使事業最后成功。成吉思汗后期統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緩，在山東為官的木華黎及其繼任者對各地反抗大都采用招安措施，固然是由多種因素推動的，但丘處機雪山論道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后，丘處機仍然不斷勸告蒙元將帥，減少對人民的屠殺，“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眾”。后人對此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救生靈于鼎鑊之中，奪性命于刀鋸之下”。“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二是宣傳濟世安民思想，為恢復和發展中原地區社會經濟、救濟貧困百姓、安定社會秩序做出了貢獻。長期以來，丘處機盼望出現一個好皇帝，以便讓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金世宗統治時期，一度政治比較清明，因此，獲得丘處機的擁戴和高度評價。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元軍進入中原，與金戰爭不斷，造成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目睹人民痛苦，生靈涂炭，丘處機寫下了“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忍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等滿懷悲憤的感人詩句。他把西行面見成吉思汗當作一個實現自己濟世安民理想的良好契機，并在西行途中，用詩句來表白自己的這一宿愿：“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游。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他不顧年邁，跨戈壁，過草原，心中念的是“山東二百州”人民。這首詩正是表達了他不辭勞苦萬里西行欲救民于水火的心情。

在成吉思汗大營，丘處機反復向其灌輸愛民的道理。《元史·丘處機傳》云：“（太祖）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丘處機還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現象，勸告成吉思汗及蒙古人要有行孝之心。他說：“嘗聞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眾。”丘處機特別向成吉思汗論述了治理好中原地區的重要性：“普天之下，所有國土不啻億兆，奇珍異寶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之術為之大備。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魚、鹽、絲、蛋，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為大國，歷代有國家者，唯爭此地耳。”他強調蒙元政權如要治理好中原，首先要讓百姓“獲蘇息之安”，減免中原地區百姓賦稅，真正做到“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

由于丘處機循循善誘的說教，對成吉思汗思想多有所觸動，認為：“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還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貴族，要他們按丘處機的話去做，又派人將仁愛孝道主張遍諭各地。

丘處機不僅宣傳濟世安民主張，而且也身體力行。在蒙古軍控制的邪米思干城（今阿富汗境內），他就將從蒙古貴族那里得到的糧食救濟饑民。史載：“自師之至斯城也，有余糧則惠饑民，又時設粥，活者甚眾。”為蒙古統治者樹立了榜樣。他返回中原時，沒有要成吉思汗饋贈的大批金銀財寶，卻接受了成吉思汗免除全真教徒賦稅的“圣旨”。他利用成吉思汗授與“掌管天下道門大小事務，一聽神仙處置，宮觀差役盡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護衛”這種特權，在黃河流域大建全真教宮觀，“自燕齊及秦晉，接漢沔，星羅棋布，凡百余區”。他利用宮觀廣發度牒，安撫了大批無以為生的流民，使之加入全真教，從而免除了他們承擔的苛捐雜稅。

《元史·丘處機傳》稱：“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戰伐之余，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至今稱道之。”此舉在當時影響巨大，以致各階層人士紛紛涌入全真教門下，文人、官吏以與全真教相交為榮，道教其他派別甚至佛教寺廟也掛起全真旗號。丘處機在北京建長春宮（今白云觀），作為全真教大本營，又在各地建立道觀向全國推廣。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時間全真教達到“古往今來未有如此之盛”的興旺局面。

文化方面

丘處機不僅在政治上有遠見卓識和濟世安民的抱負，而且有淵博的文化知識，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對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貢獻。

丘處機詩詞也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從保留下來的近五百首詩和一百五十首詞看，丘處機繼承了唐詩宋詞之長，不追求辭藻之華麗，自有樸實、流暢、明快之風格。他把寫詩填詞作為宣傳道教理論、談機鋒、唱玄的一種方式，許多與文人學士唱和的詩詞中都表現出共同研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還有部分詩詞直接反映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憫物》、《因旱作》等詩將社會動亂、萬民涂炭、百姓的痛苦生活和自己悲憤的心境描寫得淋漓盡致。

丘處機對道教傳統文化的匯集尤為重視，“嘗視道經泯滅，宜為修復之事”，晚年組織了重新修撰《道藏》的工作。他委托其弟子宋德芳，在元朝政府支持下，歷時八年，完成重印《道藏》120卷。《道藏》的重修印行，不僅保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同時也弘揚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

丘處機西行面晤成吉思汗，也是元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縮影。丘處機西行途中遍及今蒙古、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等國，在所經過的城鎮，宣講道教等中國傳統文化，讓當地人民了解中國和中國的傳統文化，起到了宣傳推動作用。

在今蒙古西部科布多，他還讓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駐于此，建立起全真教的棲霞觀，在當地各民族中招徒授道，宣傳中國傳統文化，并仿效山東等地全真教組織法在當地建立了全真教組織。在中亞的撒馬爾罕等地，除了宣傳道教文化外，還利用成吉思汗賜予的糧食賑濟災民，頗得當地人民擁戴，從而擴大了丘處機和全真教在中亞人民中的影響。丘處機一行所到之處，受到各國統治者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在蒙古境內大石林牙（今吉爾吉斯伏龍芝）、塔什干、邪米思干等地，當地人民均獻出美酒佳肴，甚至出現“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的盛大歌舞歡迎場面bt。李志常在《長春真人西游記》中，多處記載了丘處機一行受到中亞各國、各族人民歡迎的實況。可以認為，丘處機西行過程也是一次增進中國與中亞人民友誼，傳播中原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

總觀丘處機一生，他的三教合一的理論，他的濟世救民的思想與實踐，以及他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的貢獻，都對當時和后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與同時代宗教界、思想界代表人物相比較，可以說無出其右者。

培養人才

他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還培養了一批學識淵博的接班人，如尹志平、李志常、宋德芳等弟子，均是名聞遐邇的高士。尹志平撰寫的《北游錄》等書，創造性地繼承、發揮了丘處機三教合一思想，是元代全真教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李志常儒學功底也很深厚，元太宗窩闊臺曾邀其為皇太子講授《道德經》、《孝經》、《易》、《書》等。元憲宗蒙哥還向其請教治國保民之術。他根據親身伴隨丘處機西行的經歷所撰寫的《長春真人西游記》，內容翔實，文筆生動，堪稱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作。

醫學方面

丘處機還是一位有杰出成就的養生學家和醫藥學家。他堅持全真教“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懷拯救之心”宗旨，不僅做到了匡救時弊，而且時刻樂于助人。他認為養生學和醫學知識是救人性命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他長期研習中國傳統醫學知識，充分汲取《內經》等理論，寫出了《攝生消息論》這部養生學、醫藥學專著。在這部書中，他根據人身及其活動應與四時相適應的原則，從起居、飲食、精神、環境和防病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如在起居方面，主張人體氣血運行盛衰及腑臟經絡生理機能與四季晝夜之間發生陽消陰長、陰消陽長的生理變化相適應。春季要“夜臥早起，廣步于庭”；夏季要“夜臥早起，無厭于日”；秋季要“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季要“早臥晚起，以待陽光”。起居要保持一定的規律。他還根據內臟病理變化與癥狀表現，分述了相肝臟病法、相心臟病法、相肺臟病法、相腎臟病法及其內臟病變的外在表現等，并提出了因時制宜，運用理、法、方、藥進行辯證治療的方法。如強調肝病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酸以補之；當服升麻疏散之劑。心病欲濡，急食咸以濡之，用苦以補之，甘以瀉之；宜服補腎湯藥，壯腎陽，濡心陰，制心火。肺病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補之，苦以瀉之；肺氣燥，宜食芝麻以潤其燥。腎病，宜食咸以補之，用苦以瀉之，辛以潤之；宜以溫補腎陽、滋補腎陰，利濕化痰等等。

書中還把一年四季按五行、五味與臟腑相配，依照生克制化與陰陽消長原理，論述了每季攝生消息及注意事項。丘處機在書中提出的養生學和醫藥學知識，至今仍有其科學性極高的參考價值。

早年經歷

1148年（皇統八年）農歷正月十九日，丘處機生于山東登州棲霞。自幼失去雙親，嘗遍人間辛苦。從童年時就向往修煉成“仙”，少年時棲身村北的公山，過著“頂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的生活。傳說，他為了磨煉意志，曾一次次將銅錢從石崖上扔進灌木叢，直到找到為止。

年十九出家寧海昆崳山，（今牟平境內）。1167年開始學道。1168年拜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為師，王重陽為他取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

1169年（大定九年），王重陽攜弟子4人西游，途中得道飛升于汴梁城，囑咐：“處機所學，一任丹陽。”自此，丘處機在馬丹陽教誨下，知識和道業迅速長進。和其他師兄弟合稱“全真七子”他們是：丹陽子馬鈺、長真子譚處端、長生子劉處玄、長春子丘處機、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清靜散人孫不二（馬鈺之妻）。全真七子隨王重陽一起弘揚道教全真派，丘處機在王重陽仙化后入磻溪穴居，歷時六年，行攜蓑笠，人稱“蓑笠先生”。后又赴饒州龍門山（今寶雞）隱居潛修七年，成為全真龍門派創始人之一。

1168年（大定八年）至1170年（大定十年）間，丘處機跟隨王重陽在山東和河南傳教。

1170年（大定十年）春，王重陽在河南汴梁升天后，丘處機跟隨同門馬鈺、譚處端和劉處玄到陜西終南山拜會王重陽的朋友，及后于1172年將王重陽靈骨遷葬終南山。

聲名大振

1174年（大定十四年）8月，丘處機隱居磻溪（今陜西寶雞境內）潛修7年，又到隴州龍門山潛修6年。這期間，他“煙火俱無，簞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獨坐”，生活極為清苦，但“靜思忘念，密考丹經”，潛心于養生學和道學的研究，并廣交當地文人學士，獲得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

1188年（大定二十八年）三月，丘處機應金世宗召，從王重陽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陽、馬丹陽（時已去世）像于官觀，并職“高功”，主持了“萬春節”醮事。對皇帝作出了“持盈守成”的告誡。此時丘處機已名聲大振。

1191年（明昌二年）秋，丘處機東歸故里，修建了一處修道之所，金章宗賜匾額“太虛觀”，即后來的太虛宮。因該宮地處濱都里村，棲霞人俗稱之濱都宮。

到訪嶗山

丘處機多次到訪嶗山，開創了全真道教的“龍門派”。《太清宮志》載：“宋慶元元年乙卯，真人丘長春……七真來嶗山。止于本宮，講道傳玄，宏闡教義，道眾大悟，各受戒律。”太清宮三皇殿之后巨石上刻有他的石刻十首。

1208年（泰和八年），他到萊西永真觀后又來嶗山，較長時間在這里修道，今白龍洞（仰口景區）有他的石刻20首。他認為“牢山”名不好，山如同一座大鰲伏于海畔，命名為鰲山，因而明代在山畔建“衛城”的時候叫“鰲山衛”，海畔叫“鰲山灣”，是青島藍色硅谷主要“一極”。后又來青島，在上清宮有題“詞”和“詩”。

嶗山有許多丘長春的題詞、詞、詩的刻石，多為丘長春所寫，后人上石刻字，如上清宮旁的丘長春詞《青玉案》：“長春真人于大安己巳年膠西醮罷，道眾邀請來此山，上至南天門，命黃冠士奏空洞步虛畢，乃作詞一首，名曰《青玉案》。”白龍洞刻詩20首，是嶗山最大的一片石刻。

掌教時期

1203年（泰和三年），劉處玄去世，丘處機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處機掌教時間長達二十四年，期間他在政治和社會上積極發揮自己的影響，使全真道乃至整個道教的發展都進入了興盛時期。

在1203年（泰和三年）至1219年（興定三年）間，他在山東蓬萊、芝陽、掖縣、北海和膠西等地傳教；1214年（貞祐二年），山東發生楊安兒起義，金朝駙馬都尉仆散朝恩請丘處機協助招撫亂民，憑借丘處機的聲望，登州和萊州等地很快恢復平靜。

1216年（貞祐四年），金宣宗下詔派東平軍王庭玉召丘處機赴汴梁，但丘處機認為金朝皇帝有“不仁之惡”，推辭未前往。

至1219年（金興定三年，宋嘉定十二年），宋寧宗派遣將領李全、彭義斌持詔書敦請丘處機赴臨安，丘處機認為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也推辭未前往。

萬里西行

1219年（興定三年）五月，成吉思汗派使者劉仲祿等人攜帶詔書前往山東邀請丘處機前往蒙古帝國相見，十二月，劉仲祿到達山東萊州昊天觀，奉命邀請丘處機前往蒙古帝國與成吉思汗會面，丘處機說：“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處無敢違。”欣然同意前往。

1220年（興定四年）農歷正月，丘處機挑選門人弟子趙道堅、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名弟子離開山東昊天觀，啟程西去，這時他已經年屆73歲。幾個月后到達大蒙古國統治的燕京（原金朝中都，1215年5月31日被蒙古帝國攻陷后改名燕京），丘處機一行人入駐玉虛觀，得到當地官員的熱情接待。此時，丘處機聽說成吉思汗已經于1219年（興定三年）六月統兵西征中亞的花剌子模沙朝，而自己年事已高倦冒風沙，欲約成吉思汗來燕京會見，于是寫了一份陳情表。劉仲祿乃令曷剌急馳報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忙于西征戰事，不能東到燕京，便寫了回復詔書，派遣曷剌帶回復丘處機。

丘處機知道燕京會見不可能，便于1221年（興定五年）春天繼續西行。當時劉仲祿欲為成吉思汗挑選處女，丘處機當即勸阻，他說，“春秋時期齊景公為了削弱魯國，派人挑選美女80人送給魯定公。定公與國相季氏朝歡暮樂，朝政日衰，孔子為此指責定公：君相沉溺于聲色，國家何以圖強？”后成吉思汗知悉而罷選。

1221年（興定五年）四月出居庸關，途經漠南和中亞地區，在漠北草原拜會鐵木哥斡赤斤后一路西行，途經鎮海城時接納田鎮海的建議留下宋道安、李志常等九名弟子修建棲霞觀，然后再經回紇城、昌八刺城、阿里馬城、賽藍城。于同年冬天抵達撒馬爾干。

一言止殺

1222年（興定六年）四月，丘處機途經鐵門關抵達“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八魯灣行宮覲見成吉思汗，實現了龍馬相會（成吉思汗屬馬，丘處機屬龍）。成吉思汗稱他為“神仙”。同年秋冬，成吉思汗三次召見丘處機，詢問治國和養生的方法，丘處機向他以“敬天愛民”、減少屠殺、清心寡欲等為回應。及后，成吉思汗下詔耶律楚材將這幾次的對話編集成《玄風慶會錄》。

1223年（元光二年）春天，丘處機向成吉思汗辭行，成吉思汗下詔豁免全真道的賦役，并沿途派兵護送，一行人于冬天抵達宣德府。

跟隨丘處機一路西行的十八名弟子之一的李志常，根據一路上的西行見聞，后來寫成《長春真人西游記》一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晚年生活

1224年（正大元年）春天，丘處機應燕京官員的邀請主持天長觀。

1227年（正大四年），成吉思汗下詔將天長觀改名長春宮（今北京白云觀），并贈“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處置”，即詔請丘處機掌管天下道教。

1227年（正大四年）農歷七月初九日，丘處機在長春宮寶玄堂逝世，享齡80歲，瑞香氤氳整個北京城三日，世人稱奇。逝世一周年，他的弟子將他安葬在長春宮內的處順堂。

元世祖時，追尊其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天下百姓為紀念“邱神仙”的無量功德，遂定其生辰正月十九為燕九節，歲歲慶祝至今，現已成為京津地區的著名風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