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建樹

創立洛學

程顥、程頤兄弟，世稱“二程”。二程十五、六歲時，受學于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宋神宗趙頊時，建立起自己的理學體系。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并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系。

二程不僅是北宋時期開創新儒學的“五子”之一，他們所創立的“洛學”，還使理學具有了完整的形態，因而又是宋明理學的實際創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讀圣賢之書。后來，兄弟二人終于成一代儒學大師，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紛紛拜師于其門下。二人不僅竭盡全力為之傳道受業，并開創了自己的學派——洛學。程頤年輕時在太學一舉成名，20余歲就開始接納門生，教授儒學。程顥自詡于“孟子沒而圣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二程集》第638頁）程顥于北宋熙寧五年（1072年）退休回鄉，便同其弟住在一起，二人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由于兄弟二人長期講學于洛陽，其所形成的學派才被稱為“洛學”，這個學派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響。

二程從事學術活動多年，培養了大批理學人才，特別是跟隨程頤求學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謝良佐、楊時、游酢、呂大中、呂大均、呂大臨、邵伯溫、蘇口、尹焞、張繹等人。在這些人之中，又以楊時和謝良佐最為出色，此二人對洛學的貢獻、對二程學說的承傳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天道與人道統一

從哲學角度講，理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問題，其著重點主要是探討社會人生問題，對于宇宙自然的探討在儒家來說，歷來重視不夠。《論語·公冶長》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對于人的本性問題，孔子只講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句，他基本上不講天道，對自然和社會的關系采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這大概是受子產“天道遠，人道邇”這一思想影響。然而，孔子很重視“天命”，相信命運之天或主宰之天，因為這個“天”是不可捉摸、不可駕馭的。從經驗上講，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無意志，故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孔子強調盡人事、知天命，對有益社會國家的正義事業，要竭盡全力去做，作一個“君子”，應該對社會負責到底，做得到的，則是“天命”可為，如果失敗了，也“不怨天，不尤人”。荀子十分重視對天人關系的研究，提出了“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學說，他不相信“天命”，認為天是自然現象，沒有意志，特別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漢代的董仲舒從神學角度鼓吹“天人合一”，斷言天有意志，能主宰萬物、主宰社會人事，把一切自然現象都說成是天的意志所為，乃至說人是天的副本，是天依照自己的模樣復制的。他還提出“天人感應”的說教，斷言一切人事皆由上天支配。他從《公羊春秋》出發，把儒學思想同天命神學相結合，從而神化了儒家學說。這種理論經不起社會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的檢驗，因而失去了它作為封建統治者的精神支柱作用。

理學創始人，雖然也著重研究人道問題，但他們為了從形而上學的高度去論證“圣人之道”和倫理道德的至高無上性，為了把天道與人道統一起來，因而也重視對天人關系的研究。理學奠基人之一的邵雍就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他們認為，天地萬物和人，都統一于“道”。二程主張“理”即是“道”，程顥說：”理便是天道也”（《遺書》），又說：“理無形也”、“無形為道”（《粹言》），“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粹言》），所以人們也把理學稱之為“道學”，因為在他們那里，“理”和“道”是同等的概念。

重視教育

程頤既是北宋理學家，同時還是教育家。為程顥之胞弟。程頤24歲時曾在京師（今河南開封）授徒講學。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偕兄于嵩陽講學。元豐元年（1078年）知扶溝縣，“設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豐五年，文彥博將其鳴皋鎮（今河南洛陽伊川縣境）之莊園贈給程氏，乃自建伊皋書院，講學其中幾達20年。同程顥一樣，主張教育目的在于培養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圣人以天地為心，“一切涵容復載，但處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須以培養圣人為職志。

在教育內容上，主張以倫理道德為其根本，“學者須先識仁。仁者藹然與物同體，義、智、信，皆仁也。”《宋史》稱他“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指南，而達于‘六經’”。他不僅勤奮好學，還謙讓大方。曾從師于周敦頤。

教育以德育為重，強調自我修養，“格物致知明本末”，其途徑為致知、格物、窮理。“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致知乃在窮理，即盡天理。致知的辦法是“格物”。“格者，至也”，“格”是內感于物而識其理。“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因此認識事物的關鍵乃在“心”。心“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故致知重“內感”而不重外面事物。在學習方法上，強調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另外，主張讀書要思考，“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其乎？”其教育主張和思想對后世教育影響極大。后人曾在他講學之地設書院以為紀念，如河南嵩陽書院、伊川書院等。另外，全國各地亦有紀念他之書院，意在追蹤繼軌，以示其思想綿長。

個人學說

程顥與程頤一起，創立了“天理”學說。程顥曾說過：“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理”因此成為二程哲學的核心，宋明理學也就從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謂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則，也是指人類社會的當然原則，它]適用于自然、社會和一切具體事物。[這就把儒家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達了出來，中國上古哲學中“天”所具有的本體地位，現在開始用“理”來代替了，這是二程對中國哲學的一大貢獻。

在程頤的哲學中，對孔子的“仁”學有新的發展。他認為，“大抵盡仁道，即是圣人”。又說：“學者須知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他把先秦儒家“仁學”所強調的愛人、博施濟眾、克己復禮等，進一步發展成為與“萬物為一體”的境界，認為前者還只是仁的“用”（表現），后者才是仁的“體”（根本）。這一思想與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有相通之處。

在修養方法方面，程頤提出了“定性”的理論。所謂“定性”實際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內心的安寧與平靜。他認為，要使內心平靜，不受來自外部事物的干擾，就應該雖接觸事物，卻不執著、留戀于任何事物，“內外兩忘”，超越自我。這一“定性”的理論，是程顥發揮了孟子的“不動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養經驗后而成的。

程顥和程頤的思想，人們一般統稱為二程之學，實際上兩人的思想還是有一定的區別。程顥比程頤更注重個人內心的體驗。有的學者認為，程顥的思想是后來陸九淵“心學”的源頭，程頤的思]想則后來朱熹“理學”的源頭[。程顥一生沒有專門的學術著作，他的講學語錄及一些書信，詩文，被后人與程頤的著作合編在一起而為《二程全書》，今有校勘標點本的《二程集》。

程顥、程頤兄弟，思想體系同中有異。二程將易學的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伊川易傳》為義理易學詮釋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程氏易傳》是伊川易學的精華，它繼承了王弼義理派易學傳統，將儒家解《易》推闡發揮到極致，可以說是集義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對朱熹易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王弼易學是魏晉玄學、易學興起的重要標志，那么，程氏易學則實現了由王弼易學道家化、玄學化的義理向儒家義理的轉變。

個人著作

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編成的《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等。其中“洛學”的著作計有二程的《遺書》25卷，《外書》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傳》《經說》《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灝的詩文集，后八卷是程頤的詩文集。《經說》中的《系辭》《書》《詩》《春秋》《論語》為程頤所作。《改正大學》為二程所作。《伊川易傳》是程頤對《易經》的注解，這部書集中體現了二程的理學思想，是程頤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楊時精選后編寫出來的二程語錄。以上各種著作，已被合編為《二程集》，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于世。

程頤的祖先世代居住在中山博野縣，高祖程羽在宋太宗時期任三司使，以輔翊功顯，被皇帝贈予“太子少師”，賜宅第於京師開封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父程遹遷居河南府伊川縣（今嵩縣田湖鎮程村），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親程珦生于京師開封府泰寧坊，祖父程遹卒于黃陂縣時，程珦剛年滿二十歲。因無田園可以依靠，于是寄居在黃陂縣，奉養母親。天圣年間，宋仁宗念及太宗朝舊臣，錄用舊臣子孫一人，程頤的父親程珦被選中，任黃陂縣、廬陵縣縣尉，又任興國縣縣令，歷知龔、鳳、磁、漢諸州，后來顯貴官至上國柱，皇帝賜予京師泰寧坊宅第，遂再世居京師開封府。明道二年（1033年）癸酉，程頤出生。程頤自幼小聰明，十四五歲時，與哥哥程顥同時受學于理學創始人周敦頤。

皇祐二年（1050年），18歲時，就上書朝廷，勸誡仁宗皇宗，指出宋朝社會的危機，開出救治時政闕失的良方，救之當以王道，但宋仁宗未加理會。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24歲的程頤京師太學讀書，主管太學的教育家胡瑗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程頤在這篇文章中寫道："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而力行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反而誠之，圣人也"。這篇文章受到胡瑗賞識，胡瑗授于程頤"處士"的身份。

嘉祐四年（1059年），程頤廷試落第，遂不參加復試。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偕兄于嵩陽講學。

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知扶溝縣，“設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程頤雖然沒有考中進士，但按舊例，程家世代為官，其父程珦享有蔭庇子弟當官的特權，而程頤卻把每次“任恩子”的機會讓給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沒出去做官，長期以“處士”的身分潛心于孔孟之道，并且又大量接收學生，從事講學活動。

據今尚保存在河南嵩縣程村的碑刻記載：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太尉文彥博鑒于程頤“著書立言，名重天下，從游之徒，歸門甚眾”，就在洛陽鳴皋鎮的一個小村莊撥了一塊土地，專門為他建修了一座“伊皋書院”，讓他在此講學近20年。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王安石變法失敗。由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推薦，程頤被授為汝州（今河南臨汝縣）團練推官，西京（洛陽）國子監教授等職。在司馬光等人的推薦書中說，河南隱逸之士程頤，博學好古，安于貧賤，恪守節操，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希望朝廷讓他出來做官，委以重任。程頤沒有接受任命。次年應詔入京，受命為崇政殿說書，其職務是教皇帝讀書。當時的宋哲宗年幼，司馬光等人推薦程頤教他讀書，共目的是讓宋哲宗不再奉行宋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頤就職之前，就給皇帝上奏，提出了君子應重視“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養，還要經常接近品行高尚，敢于當面規勸君主之過失的臣僚。此外，他還提出，要讓給皇帝講書的侍講官坐著講，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論經筵事札子》）。上述建議，表現了自孔、孟以來，儒家學者不遺余力宣揚“圣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師”自任的本色。就職以后，他經常以向皇帝講書的機會，借題發揮，議論時政。由于他在君主面前，敢于“議論褒貶，無所顧避”，這就一方面使其名聲越來越大，吸引了許多讀書人紛紛向他拜師問學，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對他的不滿，有人指責程頤，要求把他“放還田里，以示典刑“（《道命錄》）。在這種形勢逼迫之下，他只好上書，自動要求辭職回鄉。

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起，程頤便基本上脫離了政治生活，在洛陽從事講學活動。

宋哲宗即位，以司馬光的舊黨人物上臺，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共同上疏，推薦程頤。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程頤以布衣受詔，任崇政殿說書，程頤竭盡忠誠，訓導年幼的哲宗，完全是為了輔助國君實現堯舜之治，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程頤由布衣一躍成帝王之師，致使一部分人對他反感，以蘇軾為首蜀派同程頤為首的洛派互相攻擊，引起了在京城兩派對立局面，程頤受到諫議大夫孔文仲的奏劾，被罷去崇政殿說書之職。

北宋紹圣三年（1096年），在新、舊兩黨的斗爭中，因新黨再度執政，他仍被定為反對新黨的“奸黨”成員，貶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綿陽市）。交地方官管制起來。后來，這種打擊又累及于他的兒子和學生。

元符元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遷程頤至峽州（今河南三門峽），短暫恢復其官位。

崇寧元年（1102年），恢復新法的宋徽宗還下令追毀了他的全部著作（實際上，由于其著作對鞏固封建統治有用，在其門人保護之下，仍被保留下來）。程頤又被奪去官位。卒年75歲。

程頤死后，洛陽地區凡與他有關系的朋友和門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尹焞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