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燧的作品相當豐富，其弟子劉致曾經(jīng)將姚燧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編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詩詞文賦共689篇。當時的胡震亨曾頗費周折地四處搜尋，但是卻一無所獲。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系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較元刊本篇目為少。

姚燧詞有47闕，也成就不菲。〔石州慢〕（失題）和〔賀新郎〕（失題）是他詞風偏于豪放的代表。此外，他也有委婉別致的作品，如〔虞美人〕《玉梳贈內(nèi)子》等。

在這里著重要提的還有他的散曲。姚燧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韻》曾把他的〔普天樂〕《別友》作為“定格”之例，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和影響由此可見一斑。姚燧散曲內(nèi)容主要寫男女風情，風格以風流蘊藉為主，反映著他風流灑脫的個性。可以其一組〔越調(diào)〕《憑闌人》小令為代表，語言淺白，筆致流暢，富有情趣。最為人熟悉的小令莫過于〔越調(diào)〕《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姚燧（1238—1313）字端甫，號牧庵，洛西（今屬河南洛陽）人，祖籍營州柳城（今屬遼寧朝陽）。他的祖先在遼金兩代做過高官，伯父姚樞，金亡后仕蒙，后來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漢族儒臣。姚燧三歲那年父親姚格亡故，伯父姚樞收養(yǎng)了他，并對幼年的他非常關(guān)切，要求也十分嚴格。在為姚樞撰寫的碑文中，姚燧曾云：“燧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暗，教督而急。”這引起了有“關(guān)西夫子”之稱的河南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奐的關(guān)注。楊奐卒前，將其次女許醮與姚燧。這一段時期，在姚樞指導下，他主要學習了《小學》、《四書》。

十三歲，姚燧在蘇門山（今河南輝縣市境內(nèi)）認識了前來拜訪姚樞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學家許衡。十八歲時，他在長安正式拜許衡為老師，學習理學。史稱許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姚燧從許衡那里學到了很多知識，再加上他學習刻苦，長進很快。可以說在許衡等的影響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學者的面目出現(xiàn)，這對他后來成長為一個文學家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姚燧文學思想中的理學因素和許衡有很大關(guān)系，這也影響到他的創(chuàng)作。

二十四歲，姚燧“始取韓文讀之”，深為其古奧硬朗、雄剛昂仰的風格所吸引，這使他對當時文壇承襲金文，宗宋尚蘇而流于滑易骫骳的文風更加不滿，決心通過自己的實踐走出一條變革文風的路子來。

至元八年（1271），許衡因與權(quán)臣阿合馬不合，辭去中書左丞，轉(zhuǎn)任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開國子學，擇蒙古弟子以教。他奏召十二弟子為伴讀，分置各齋，為齋長。姚燧為其中一人，遂應征至大都。十二年，姚燧被任命為秦王府文學，從此走上了仕途。此后的五年中，他隨元軍到地方去安輯人民，興辦學校，致力于撫平元宋戰(zhàn)爭遺留下來的創(chuàng)傷。這五年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五年三人蜀，十病九歸秦。”詩句中流露出無限懷念之情。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對無罪誤人和連累關(guān)押在獄者，“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后三年，轉(zhuǎn)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于次年按部澧州，賑災濟民，興利除弊，“孜孜如弗及”。仕途經(jīng)歷使他看到當時官僚的腐敗黑暗，也使他認識到戰(zhàn)爭給社會造成的百業(yè)凋零、滿目瘡痍的巨大破壞，他深深體味到當時民眾所處的苦難境地。

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學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斷斷續(xù)續(xù)地任過大司農(nóng)丞、翰林學士、江東廉訪使和江西行省參政，都以盡職盡責著稱。大德十一年（1307）冬，姚燧迎來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轉(zhuǎn)機：元廷仿漢征四皓故事起用姚燧為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主修《成宗實錄》《武宗實錄》。久于文壇，又至此高位，使當時的文人對他的修史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為文壇盟主。姚氏館內(nèi)名人出入（如閻復、胡祗遹、尚野、吳澄、袁桷、鄧文原、元明善等），跟隨他學習古文的也云集影從（如張養(yǎng)浩、貫云石、孛術(shù)魯翀、李泂、謝端、李之紹、劉自謙等），真可謂是門庭若市，象笏滿床，國內(nèi)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作為榮耀。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實錄》終于修成，進之后不久，姚燧得告南歸。皇慶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歲，元廷謚之曰文。

為政之暇，和古代的傳統(tǒng)文人一樣，姚燧也喜愛游歷山水。在《別丁編修序》中，他說：“自歷荊憲至今，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陸舟馬周歷乎澧峽、歸、鼎五州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心中。”在《圣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中，他又說：“燧思士生文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勝，風土之微惡，民俗之澆淳，必一就觀。”姚燧一生南北遷徙數(shù)次，足跡幾遍中國。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長沙、武昌、龍興、九江、彭蠡、銅陵、湖口、岳陽、金陵、杭州、旌德、江州、會稽、吳城、揚州等地，其中武昌、龍興、吳城等地他都到過多次。秀麗多姿的山水風光和豐富多彩的民俗風情不但擴大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社會閱歷，也陶冶了他的情操和品格。在游歷中，姚燧留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也使他的散曲小令帶上了民間色彩。

姚燧出身名門，師從碩儒，這種環(huán)境再加上天性和才氣，使得他恃才放曠，頗為自傲，養(yǎng)成了豪邁耿直的個性。他推崇唐代“名滿天下，英風豪氣人莫能比”的大文學家、書法家李邕，《元史》記他“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

元代前期高麗沈陽王父子，連姻帝室，用財貨結(jié)交朝臣，許多大臣都為之所動。至大年間，姚燧做了翰林學士承旨，名傾京師，當時的文人名宦多以求文為事，“其不得者，每為愧恥。”附庸風雅的沈陽王父子于是也向姚燧求為詩文，并贈送財寶。姚燧鄙視當時朝臣的貪婪失志，也看不起沈陽王父子唯事貨賂的行徑，沒有答應。這最終導致朝廷降旨，他才勉強作文應付。沈陽王父子得文后十分高興，當即贈送幣帛、金玉、名畫，多至五十筐。姚燧平素非常喜愛搜集古玩名畫，但是這次他卻立即將其分給了屬官、吏胥和侍從，留下金銀送給翰林院做費用，自己絲毫不取。有人不解，他說：“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充分反映了一個大國朝臣的器識和風度。后世修史者稱贊他“器識豪邁過人”。

為了統(tǒng)治需要，蒙古貴族統(tǒng)治者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優(yōu)禮政策。元初，佛道二教都相當盛行。當時北方的寺院道觀鱗次櫛比，門派發(fā)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各個派系都出現(xiàn)了許多名聲遠播的大師。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里，姚燧既負一世之名，自然免不了奉命為佛寺撰寫碑記，但是他卻往往在文中公開聲明自己是儒者，撰寫碑文實在是出于迫不得已：“燧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燧性顓蒙，于周孔書，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書？未嘗一望其涂涯，豈敢妄為曰知？然以壓于儲皇之命，不敢禮辭，故惟即夫賜田以言。”自覺地與佛學劃清界限。不僅如此，他還借此機會批評元代佛教泛濫、寺院林立、僧徒眾多的狀況，如《重建南泉山大慈化寺碑》、《儲宮賜龍興寺永業(yè)田記》等，表現(xiàn)出了過人的膽識和勇氣。終于，在他七十四歲那年發(fā)生了“磨平淮碑”事件。這一年，他奉元武宗之命撰寫了《崇恩福元寺碑》，文中有“祝發(fā)與前圣往矣，于佛焉依”等語。當時的一些僧人認為“祝發(fā)”是謾罵出家人，“焉”是疑問詞，表示否定，他們對這非常惱火，把它訴諸太后。這件事后來經(jīng)李宗師等據(jù)理力爭才免于追究，但還是磨平碑文，轉(zhuǎn)由他人別撰。位至光顯而依舊個性耿直，剛烈不屈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其不見容于朝是必然的。恐怕這也是他每每任職不久就辭職的原因之一。

做為一代文豪，與元代社會風尚相合，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風流灑脫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賦詩酬文，他都表現(xiàn)得頗為豪放灑脫，流露出風流疏宕的個性。受世俗放蕩風氣的影響，姚燧也時常出入秦樓楚館，有過一段狎妓生活。從今存資料看，與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藝雙全的名妓。《青樓集》里就載有他和閻復等人常于“能詩詞，善諧笑，名重京師”的樂妓張怡云的海子家中小酌、彈飲的佚聞。而今存作品中，這方面的記載也有不少，詞〔浪淘沙〕《贈重陽奴》和散曲〔越調(diào)〕《憑闌人》等就是代表。姚燧身居高位，在與同僚們宴飲時，自然也不乏歌妓侑酒的場面。在一些詩詞中，他也寫到這一點，表現(xiàn)了他風流灑脫的個性。在與歌妓的交往中，姚燧同情她們，尊重她們，理解其不幸的處境，也為她們鳴不平。他在大都任翰林學士承旨時，偶于宴席中，遇到一位秀麗嫻雅的歌妓，微操南音。姚燧把她招到席前，問之再三，終于得知她是宋儒真德秀的后人，因父親官微祿薄無法償還公債而被賣入娼家，于是他派人請求丞相為之落籍。事后又把她以女兒的身份許配給他熟悉的一名史官。這件事在京師被人傳為盛事，嘉興縣闕為此曾賦詩三百余言。《輟耕錄》以“玉堂嫁妓”為名完整地記載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