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家學

劉鶚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場文字。他承襲家學，致力于數學、醫學、水利、音樂、算學等實際學問，并縱覽百家，喜歡收集書畫碑帖、金石甲骨。其《鐵云藏龜》一書，最早將甲骨卜辭公之于世，“甲骨四堂”中的二堂(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劉鶚的影響。而劉鶚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鐵云藏龜》等書，更是其拓印、系統研究古文字及其演變過程的代表作。

人物生平

早年科場不利，轉而行醫和經商。光緒十四年(1888年)至二十一年，先后入河南巡撫吳大澄、山東巡撫張曜幕府，幫辦治黃工程，成績顯著，被保薦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知府任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應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籌采山西礦產經理。后又曾參與擬訂河南礦務機關豫豐公司章程，并為福公司擘劃開采四川麻哈金礦、浙江衢嚴溫處四府煤鐵礦，成為外商之買辦與經紀人。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劉鶚向聯軍處購得太倉儲粟，設平糶局以賑北京饑困。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以“私售倉粟”罪把他充軍新疆，次年死于烏魯木齊。

社會關系

即便如此“謗滿天下”，劉鶚在當時還是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在政治上，他依靠父親劉成忠和王文韶，李鴻藻的“年誼”關系，和李鴻章，張曜的同僚關系，以及自己和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季皋），李經邁（少穆），王文韶之子王稚夔，王鈞叔等人的關系，走通蕭王善耆，慶王奕勖的門路，和一時號稱清流的官吏如端方，徐琪，趙子衡，宗室的溥佟，以及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社會活動也極其活躍，除了太谷學派同學之外，他和宋伯魯，汪康年，方藥雨，沉藎，狄楚青，大刀王五等人也是至交，先后參加了東文學社，農學會，保國會，救濟會等社會團體。對外方面，因福公司的關系，和英國，意大利商人關系密切。同時，和日本駐華公使也有交往。自己在北方掌握了天津“日日新聞”一張報紙，在南方則和上海的多家報紙均有緊密聯系，足以左右一些輿論。有著這樣復雜的國內外的背景，劉鶚雖僅有候補知府銜，卻無形中具有一定的社會勢力，因而遭人所忌，被誣流放。

治河業績

劉鶚的父親劉成忠善于河工算學，熱衷于西方新興的科學技術。劉鶚秉承家學，結合他一八八八年在河南，山東等地治理黃河的實踐經驗，寫有“治河五說“，”三省黃河全圖“，”歷代黃河變遷圖考“，”河工稟稿“。其中，”治河五說“，”三省黃河全圖“和”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再加上算學著作“弧角三術”，“勾股天元草”，在劉鶚生前即有刊本。這五部著作，使劉鶚的治河業績被統治者初步認可，并因“學術淵源，通曉洋務“被推薦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驗，”以知府用“。

愛好擅長

早年學醫的劉鶚，在揚州一度懸壺濟世，寫有“溫病條辨歌訣”和“要藥分劑補正”。“老殘游記”中那個搖串鈴走四方的郎中老殘，就是他自己的寫照。

劉鶚精通樂律，是廣陵琴派的傳人，曾為其琴師張瑞珊先生刊刻了“十一弦館琴譜”，還刻有“抱殘守缺齋手抄琴譜”（現存殘稿），并喜歡收藏古琴。他所藏的唐琴“九霄環佩”，琴面有黃庭堅題記，后來歸入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近世四大名琴之中。在繁忙實業之余，劉鶚還熱衷于收藏古物碑帖，研究三代文字。他的“抱殘守缺齋珍藏碑帖”，“抱殘守缺齋中頭等碑帖”（殘頁），“抱殘守缺齋書畫碑帖目”，以及近人鮑鼎所輯的“抱殘守缺齋藏器目”，雖非他藏品的全部，也足見其收藏的廣博精深。

他早年即與羅振玉結識于淮安，延羅為西席，之后更是結為兒女親家。羅振玉和最早接觸甲骨文字的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接觸殷墟甲骨，便是得見劉鶚收藏。受羅振玉影響很大，后與羅結為姻親的王國維，與劉鶚四子劉大紳友情深厚，同隨羅振玉游學東瀛。所以可以這么說，“甲骨四堂''中的二堂，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劉鶚的影響。而劉鶚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鐵云藏龜”，“鐵云藏貨”，“鐵云藏印”和“鐵云藏陶” ，更是其拓印，系統研究古文字及其演變過程的代表作。

理念主張

劉鶚生當封建王朝統治即將徹底滅亡的前夕，一方面反對革命，同時也對清末殘敗的政治局勢感到不安和悲憤。他認為當時“國之大病，在民失其養。各國以盤剝為宗，朝廷以□削為事,民不堪矣。民困則思亂”（給黃葆年的信）。他要求澄清吏治，反對“苛政擾民”，以緩和階級矛盾。在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的情況下，他開出的“扶衰振敝”的藥方是，借用外國資本興辦實業，筑路開礦，使民眾擺脫貧困，國家逐步走向富強。他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晉礦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儲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但在帝國主義對中國加緊侵略步伐并大肆進行經濟掠奪的情況下，劉鶚對外商又多所遷就，其所定之制往往有損于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因此“世俗交謫，目為漢奸”。

學派

劉鶚信奉太谷學派，為太谷學派創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炘的得意門生之一。他曾在給黃葆年的信中說，“一事不合龍川（李光炘'）之法”，“輒怏怏終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又在《老殘游記》中借玙姑與黃龍子之口宣揚他所承襲和發揮的太谷學派精義，以為宋儒理學的理、欲之分不近人情；在處世接物上倡導以人情為根據，做到“發乎情，止乎禮義”。同時認為儒、釋、道三教殊途同歸，其根本都在“誘人為善，引人處于大公”。他又在給黃葆年的信中說，該派的“圣功大綱，不外教養兩途”，推黃“以教天下為己任”，而自承“以養天下為己任”。太谷學派之精神對劉鶚一生思想、行事及小說創作都有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