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家薛時雨是安徽全椒人，字慰農，號澍生，因祖居桑根山，晚年號桑根老人，自幼專攻詩文，博覽群書，道光二十八年（1849）在安徽鄉試獲第一，咸豐三年（1853）和仲兄薛春黎同登進士第，第二年授浙江嘉興知縣。

薛時雨上任后，恰遇嘉興大旱，草木枯黃，田地干裂，百姓無糧可繳稅，上面卻催得很緊。薛時雨出衙巡察，滿目饑荒，心中不安，豐年尚不飽食，大旱哪有糧可繳？思索再三，便拿來紙筆給知府寫了一封信，如實通報旱情，要求停征稅糧。知府卻不予理睬，還給他發來催科檄，限他五日內交齊稅糧。薛時雨也犯起犟脾氣，親自拿起鼓槌擊鼓升堂，向眾衙役宣布：“知府剛送來催科檄，令我五日內交齊稅糧！本官下令!即日起停征稅糧！”眾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年老的差役上前跪問道：“薛知縣，上面催得這么緊，您下令停征，上面怪罪下來，如何擔當得起!薛時雨拍著胸口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回家的包袱我已收拾好了。”果不出所料，第二天知府下令，將薛時雨撤職罷官。百姓聞訊結伴揮淚相送。后來浙江人都說：“清官者，首推薛嘉興（對薛時雨的尊稱）”。

被罷官的薛時雨第二年又改任嘉善知縣，同治元年（1862），他到安慶拜謁曾國藩，慷論兵事，深得曾國藩器重。太平軍攻下杭州后，左宗棠奏請咸豐帝，補授杭州知府，執掌浙江糧儲道，賞賜頂戴花翎。

他上任時，杭州剛大戰結束，百業凋敝，尸橫遍野。他在《哀杭州》中寫道：“杭州十萬良家予可憐困守危城里揎臂難收一戰珈尸骸枕藉西湖水西湖之水何潺潺臂時旖旎今煩冤煩冤無告鬼夜哭/苦霧愁云塞山谷天竺峰頹鷲嶺禿售薩攢眉獅象伏/吁嗟呼/佛若有情佛亦哭。”他一到杭州，便招集流亡，鼓勵百姓復興，建東城講學所，發展民族文化。一次上司將一百多名被俘的太平軍交給他，命令他斬盡殺絕，也為了穩定局面，偷偷將他佃釋放了。浙江省最高行政官布政使和最高司法官按察使隨軍公差，他代行兩司事，公務非常繁忙，每日公文一尺多高，還接待來訪，處理災民匪患，但他才智過人，應機立斷，處事果決，往往十人于幾個人的事，都能應付自如。此時杭州剛剛戰亂過后，詐騙偷盜猖獗。他上任不久就遇到這么一件案子：一個騙子將一只仿制古研送進當鋪，隔幾日拿錢來贖，店主將古硯還給他，他卻一口咬定當鋪掉包，還給他的是件仿制品，要求賠償，雙方爭執不下，告到知府衙門。薛時雨接到案子后；頗感為難，不知從何下手，便拿著那只古硯微服私訪。一日于一幽僻小巷碰見一人，那人盯著古硯問：“先生此硯可賣？”薛時雨一愣，忙問：“你出多少錢？”“半兩銀子。”“這是只古硯，怎么只值半兩銀子？”那人譏筆道：“這是什么稀罕物?前面巷子里有專門造這種硯的。”薛時雨便硼口人來到前面的巷子里，果然看到一家專制這種硯墨的店鋪。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從店鋪里叉買了一只和那只—模一樣的硯。翌日開庭，薛時雨厲聲喝問騙子：“你說當鋪老板把你的古硯換了，那你一定能分辨出古硯和仿制硯嘍？”騙子愣了一下。心想：若我說不能分辨；豈不是自相矛盾；若說能分辨，其實自己如何能分辨得出，便硬著頭皮說：“能。”薛時雨將兩只古硯放在他面前：“這里一只是真正的古硯，一只是仿制品，令你把它們分辨開！”騙子暗暗叫苦，眼珠一轉，挑了只較舊的舉起說：“這只是真正的古硯。”薛時雨哈哈一笑，猛地一拍驚堂木喝道：“大膽騙子!這兩只都是仿制古硯，何為真？何為假？還不快快從實招來！”騙子自知難以抵賴，只得招出以硯行詐的事實。次日差役押著騙子游了杭州城，人們看了無不拍手稱快，佩服薛時雨的機智。

經過薛時雨的整治，杭州逐步恢復了生產和經濟，百業興旺，文人墨客常聚會于西靈隱寺，賞玩景色，吟詩作畫。距靈隱寺不遠有一座“風月亭”，風光月色令人賞心悅目，亭旁有一塊平整的山石。大家提議請文人墨客題字，可請誰呢？人們早知薛時雨文思不凡，便懇請他題字。推辭不過的薛時雨端坐在風月亭中，略加思索便站起來，揮筆寫下了兩個遒勁的大字“蟲”和“二”。寫完放下筆，欣然離去。眾人不解，猜測議論紛紛，有一位秀才，干脆找到杭州府來，“薛大人，不知您為湖心亭前所書‘蟲’和‘二’是何意，請指點指點。” 薛時雨哈哈一笑道：“‘蟲’者，是“風”去掉幾，意為風無邊，‘二’者，是‘月’去掉‘月’，意為月無際，‘蟲’和‘二’合起來便是‘風月無邊’之意啊。”秀才聽了連聲贊絕，薛時雨智題湖心亭的傳說，很快在人們中流傳開來，至今在湖心亭的島南仍留有這塊石碑。

薛時雨杭州任知府三年多，深得百姓愛戴，卻受到了同僚的詆毀。恰在這時，任御使的仲兄薛春黎前往江西主考鄉試，在試院暴病身亡，巡撫急調薛時雨改任江西鄉試提調官。在充任提調官中，薛時雨看透了官場腐敗，憤然托病辭歸，這年他還不到50歲，浙江巡撫馬新貽深知他的學識才干，以二品銜候選道解來挽留他，他卻堅辭不授。最后，馬新貽提出聘他于杭州主講“崇文書院”，他答應了。他在杭州主講崇文書院三年，寫下了大量詩詞歌賦，評論家秦湘葉評價他的詩詞“如西湖山水清而華秀而蒼，往往引人入勝，趨向固不外白蘇一二家，而傷時感事之作沉郁頓挫且駿駿乎人杜陵之室……”他培育了許多人才，最著名的有張預、馮熙等人。由于他興辦教育做出了成績，浙江人在杭州西湖鳳林寺后為他建造住舍，取名“薛廬”。接著他又到南京主講江寧“尊經書院”、“惜陰書院”，在這兩個書院，他又收了許多學生，不論貧富，不論貴賤，不論老少，只要愿意來學的，他都收下，甚至有個盜賊也來求學，他也收下了。有人指責他“不分尊卑，濫收弟子，竟然收盜賊為徒，書院成豬圈嘍!”薛時雨卻不以為然，他說：“我培養人才并非是使用人才，培才宜寬，用才宜嚴。”他還主張經世致用，反對讀死書。南京人因其培育出大批人才，在教育上作出杰出貢獻，在南京鐘山山麓建造“薛廬”以紀念他。

薛時雨十分熱愛家鄉，年輕時經常到瑯琊山賞景作詩，并寫下了眾多楹聯詩詞，“踞石而飲，扣檠而歌，最難得梅邊清福；環山不孤，讓泉不冷，何須戀湖上風光”（影香亭聯），他甚至要“愿將山色共生佛，修到梅花伴醉翁”（瑯琊寺山門聯）。但咸豐三年（1853），林鳳祥和李開芳率領太平軍兩萬多人，從揚州北伐，途經安徽滁州，在瑯琊山和清軍決戰，作為我國“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被踏為一片瓦砥，豐樂亭也同時毀廢。薛時雨從南京回全椒時，看到醉翁亭已經亭倒閣塌，豐樂亭泉竭樹枯，荒草叢生，非常痛心。他從小就十分仰慕歐陽修的學識品格。作為滁州人，難道能讓歐陽修所建的醉翁亭、豐樂亭從此銷聲匿跡嗎?他決心重修醉翁亭、豐樂亭，以拳拳之心報答故鄉養育之恩。

薛時雨雖做過20多年的官，卻清貧如洗，況且當時重病在身，要重修醉翁亭談何容易。他找到江蘇盱眙的吳勤惠，吳當時任四川兵部元帥，剛遷家在滁州居住。他被薛時雨的一番誠心所感動，答應資助他。他的親友也紛紛捐款，學生們更是傾囊相助。就這樣離動工所需66錢款還差很多。實在沒辦法，他只得在南京玄武湖的賞荷亭擺下字攤，為來往游人題詩寫字，以此募捐。人們早聞薛時雨的大名，前來購字的人絡繹不絕，大有“洛陽紙貴”之勢。而此時薛時雨已年過花甲，又重病在身，常常每天接連為人寫字10多小時，到最后手腳麻木，兩眼昏花，眼淚直往外流，卻不肯輟筆。

經過一年多的辛苦奔波，光緒七年（1882）五月修建醉翁亭正式動工。薛時雨不顧重病在身，親自督工，并提筆為醉翁亭書寫了“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翁去八百載醉鄉猶在”等許多楹聯匾額。至今“醉翁亭”三字門匾，亭旁的“晴嵐疊翠”，二賢堂院門的“有亭翼然”等仍為薛時雨手跡。他在亭館四周建花墻，并在院內添建一座小樓，登樓可觀醉翁亭全景。后來人們為了紀念薛時雨，稱小樓為“薛樓”，并把醉翁亭前讓泉上的一座石橋，譽為“薛老橋”。光緒十一年（1885）薛時雨病卒于南京。臨終前他對家人說：“我總算對得起家鄉了”我生前長期在外，沒有看夠滁州的山水，死后也要與瑯琊山色為伴。”薛時雨遺體從南京回全椒時，路過瑯琊山，家人遵照他的遺囑，抬著他的尸體繞醉翁亭和豐樂亭走了—圈，最后葬在全椒的青龍岡。薛時雨死后，為了紀念他，醉翁亭曾懸掛他的畫像，讓游人瞻仰。

他的著述頗多，有《藤香館詩刪存》、《藤香館詞》、《西湖櫓唱》、《江舟欺乃詞》及《札禮》若干卷。

（選自薛來彩的《椒邑鄉賢薛時雨》（安徽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