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友如 1878年作《慈母教子圖》 立軸

中國人自古就特別注重庭訓、家教。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禮義廉恥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優秀文化與傳統美德，被不厭其煩地出現在我國歷朝歷代的著名家訓、家規中。正因如此，重德修身的古代家訓、家教傳統才使得能在后世子孫中綿綿傳承和發揚。曾子殺豬教子、孟母三遷等故事，至今在老百姓中耳熟能詳。歷史上的名臣大儒如宋朝的司馬光、歐陽修、朱熹;明朝的王夫之及清朝的鄭板橋、曾國藩等都留有家訓。還有許多形式的家書、教子詩等等。北齊士族顏之推，為了告誡子孫不可自恃門第、驕逸怠惰，同時也希望子弟能將士族門風維系不墜，于是寫下洋洋灑灑二十篇，約四萬多字的《顏氏家訓》。這本家訓在其后的一千三、四百年間傳誦不息，被后世尊為家訓之祖。顏之推的苦心沒有白費，顏家子孫果然爭氣。他的孫子顏師古是唐朝注《漢書》的大學問家，五世孫又出了譽滿書林的顏真卿和名政治家顏杲卿。

宋代大儒朱熹即在《家訓》中指出：“有德者雖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雖年高于我，我必遠之。”意思是說，有德的人雖然年齡比我小，我也會尊敬他;不肖的人，雖年齡比我大，我也必定疏遠他。從中可以看出朱熹對德的重視程度。在朱熹看來，重視道德修身就同“衣服之于身體，飲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無也，不可不慎哉!”他還進一步指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其意思是指善事多么小也要積極而為，惡事多么小也不能為之。不要以為自己曾經做過善事而忽視小惡，就不拘小節。忽視小惡，讓其存在和發展，就會變成大惡。不拘小節也會發展至變節;注意小節，細心修養，才能達到高風亮節。

清朝曾任大理寺卿的王昶在家規中也告誡子弟：見利不能忘義，不能產生貪心;對待別人，不能產生漠視心、欺誆心、徇情心，更不能產生自私自利占便宜心;待人要宅心寬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家訓中首先強調的是“修身”，其次是“齊家”，包括對老人、孩子、妻子、兄弟、仆人的對待之道。再外圍是“睦族”，旁及個人在龐大家族中的本分。出了親族的范圍后，為官之道志在君國，也是家訓中念念不敢忘的。也就是儒家經典《大學》里所強調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從具體內容上看，各家家訓中講孝道的篇章極多。家訓中一再訓誡，子孫努力奮發，為的不是彰顯個人價值，而是光宗耀祖;多做善事，則是“積德以遺子孫”。家訓中份量排名其次的要算“勤儉”二字了。宋朝司馬光的《訓儉示康》就是一篇經典名作。在這篇家訓中，司馬光強調“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再怎么幸運的家族，都不可能每一世都做大官，何況落拓不羈的世家子最容易敗壞先人家業。因此，要子孫們“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驕奢習氣是絕對要不得的。這是《朱子家訓》(亦稱《朱柏廬治家格言》)中傳誦很廣兩句話，全篇訓誡的也是“勤儉”二字。雖然強調“勤儉”，不過，許多家訓中并不贊成“遺厚財給后世子孫”。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有害無益，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只希望留給子孫的是廉潔、儉樸的優良品德。

家訓中再強調的一點就是“恭默”——謹言慎行，寬厚忍讓，不招搖惹事。像諸葛亮《誡子書》強調的，“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點出儒者最向往的崇高境界。最戒慎恐懼的，則是子孫驕傲怠慢，好勇斗狠，結果招人嫉恨，甚至惹禍上身，罪殃家門。恭默的德性，還可以表現在慎交友上，富家子弟唯恐交上酒肉朋友，不要和奸佞之人、刻薄之人、行為怪誕之人交往，以致沾染不良習氣等等。

在眾多家訓中，雖然“修齊之道”談得多，但是勉學讀書的篇章反倒不算很多。有些有著赫赫功名的立訓者，在家訓中卻常常勸子孫不必介意功名，反而視“耕讀傳家”為理想目標。他們認為，讀圣賢書的目的是學習如何做人，并非是為了做官富貴。顏之推在“教子”篇里就提到齊朝的一個士大夫，他教十七歲的孩子講鮮卑語和彈琵琶，還很得意孩子能“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對此，顏之推表示深惡痛絕;清朝石成金寫的《傳家寶全集》也說到，如果把子孫教成“希圖前程，指望富貴”的人，結果當了官貪贓壞法，弄到家破身亡，遺累父祖，這可不是子孫不肖，而是父母當初教得差了。

總之，我國歷朝歷代都把“重德修身”當作家訓的核心內容，千萬不能丟，應該傳承和發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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