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為鑒戒，魏征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為五十卷，號《群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賜征等絹千匹，彩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于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為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于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征為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即家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匹。憲以仕隋為秘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余歲乃卒。其后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卜。”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后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后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瑕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制《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沖，亦明氏族，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朝以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害于時，而匿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子《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今古為證，文多不盡載。其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后魏、北齊之代，立于學宮。蓋虜俗無識，故致斯謬。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庵于河上，因以為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無河上公注。雖使才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況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為識者所嘆。
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后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仆避難于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德明亦云：“案鄭志及《晉中經簿》并無，唯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為主。”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并不同。則劉子玄所論，信有征矣。
蕭何封酇侯，先儒及顏師古以酇為南陽筑陽之城。筑陽今屬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為成例。案班固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并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于至忠等，其略曰：“伏見每汲汲于勸誘，勤勤于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仆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訟群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蕓閣之間，英奇接武。仆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于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體。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為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余，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準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后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為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孰為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為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于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為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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