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哥帶你讀懂史記》

　　第三板塊、《史記》群星閃耀的華夏經典人格

　　第二十九講、官吏的理想形態循吏

　　到今天為止，從孔子到汲黯，我為你介紹了《史記》中的20個典型人物，以及他們代表的20種經典人格。寫歷史，是一種選擇的智慧，司馬遷用他的選擇，告訴我們哪些人經過時間的淘洗，仍然值得被認識。

　　但司馬遷塑造的還不只是個人，在《史記》中他還描述了很多群體。比如，《刺客列傳》《游俠列傳》《貨殖列傳》……如果說司馬遷寫個體，彰顯的是每一個生命的獨特精神，那么寫群像，勾勒的就是中國文化中的集體人格。從今天開始，接下來的7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這些群像人格。

　　首先，我要帶你看的是中國政治文化里最核心的一群人，官吏。

　　中國文明的一大特點，就是巨型官僚組織的發展特別早熟。從秦始皇開啟“官天下”開始，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的人，理論上都可以當官。那么，這當然就涉及到對眾多官員的評價。

　　司馬遷很敏銳地把握到了這一點，而且他也是第一個對官吏品格做出創造性劃分的人。不過，司馬遷的劃分標準可不是純粹的道德判斷，不是簡單分為清官、貪官，好官、壞官，而是根據治理風格，分為“循吏”和“酷吏”兩大類。

　　這一講我先講“循吏”。

　　什么叫循吏呢?按照司馬遷的定義，就是“奉職循理”的官員。奉是恭敬，職是官職，循是順著，理是天理。也就是說，對職務有敬畏之心，能順應天理進行治理的官員，就是循吏。

　　字面意思很好理解，真正的問題是，一個理想的官員可以具備的品質很多，比如儒家說的仁愛，比如法家強調的忠于君主，比如老百姓看中的清廉愛民，等等。為什么司馬遷要把“奉職循理”作為官員最重要的品質呢?而且這個標準對后世史學家影響極大，24史中，從《史記》開始，有19史都寫有“循吏”。在司馬遷筆下，“循吏”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呢?

　　接下來，我們一起走進《史記·循吏列傳》來看看。

　　司馬遷的選擇

　　在《循吏列傳》中，司馬遷一共記載了五個人，分別是楚國的孫叔敖，鄭國的子產，魯國的公儀休，楚國的石奢以及晉國的李離。

　　注意到了嗎?這些都是春秋時期的人物，距離司馬遷的時代已經過去四百多年。這就很有意思了，為什么司馬遷寫的全是古人呢?難道在他看來，漢朝就沒有一個好官嗎?

　　當然不是。漢朝當然有很多好官，《史記》里就記載了很多，像執法如山的張釋之，敢懟皇帝的汲黯，蕭規曹隨的蕭何、曹參。

　　因此，在我看來，司馬遷的選擇另有深意。我們知道，在司馬遷的時代，盛行托古言志的風氣，也就是用古人來代表理想化的完美品格，然后對活著的人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當司馬遷選擇古人來體現循吏精神的時候，正說明，“循吏”指的不僅僅是作為獨立個體的好官，更是指官員群體身上，理想化的高貴品格。

　　我還要提醒你注意，《循吏列傳》里選擇的這五個人，其實都位高權重，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都是相，李離是“理官”，也就是負責司法工作的高級官員。但司馬遷在這里并沒有面面俱到描寫他們的生平，而是只裁剪了幾件小事。這種寫法，也正說明了司馬遷看重的，并不是這五個人的生平，而是這五個人曾經干的某幾件事，以及這些事所象征的官員的理想品格。

　　奉職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品格，奉職。

　　前面解釋過，奉職就是官員履行職責時，有恭敬之心。這是一種為官的職業精神，因為對工作有敬畏感，所以才有極度的責任意識。《循吏列傳》里有兩個人物特別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分別是楚國的石奢，以及晉國的李離。

　　先看石奢。

　　據司馬遷記載，有一次，石奢追查一樁殺人兇案，最后卻發現兇手是自己的親生父親。這就陷入倫理的兩難。石奢的選擇是，放走父親，自己去自首，承擔放走兇犯的責任。楚昭王想赦免石奢。但石奢認為，自己如果抓來父親，那就沒有人性了;可如果放走父親，就是徇私枉法，對不住死者家屬，也對不住自己的職位。于是石奢選擇了自殺。

　　司馬遷通過選擇這樣一個極端的故事，設置了一個經典的倫理困境，而石奢的選擇，體現的正是不徇私枉法，也不以公滅私的倫理底線。

　　又如晉國的李離，有一次，他誤判了一個案件，讓人冤死。李離發現真相后，主動要求為冤死者抵命。當時的君主晉文公認為，錯不在李離一人，主要責任可以由下屬承擔，不必讓主官來承擔。這就等于是赦免了李離。

　　但李離認為，作為官員應該勇于承擔責任，不能讓下級背鍋。晉文公又說，你是我提拔的，是不是我也要承擔責任呢?李離則回應道，法令規定得很清晰，誰審的案子誰負責，不能向下甩鍋給副手，也不能向上甩鍋給上級。最終，李離也選擇了自殺。

　　在司馬遷筆下，石奢與李離本來都可以得到赦免，但他們卻都選擇了以身祭法，一個是“遂不受令，自刎而死”，一個“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司馬遷寫得簡潔冷靜，沒有多余的筆墨烘托，他用這樣極端的故事，斬釘截鐵地宣告為官者應當具有的信念：官職不僅是權力，更是責任，必要時應當以生命去維護。

　　這就是奉職的內涵，是循吏的第一大特點。

　　循理

　　但是，只有奉職的精神，還不足以成為循吏，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特點，循理。 循理指的是順應天理本身的規律。如果說奉職是為官的態度，那么循理就是為官的智慧。

　　《循吏列傳》里，楚國的孫叔敖就是因為非常善于順著人情人性進行治理，而避免用粗暴的行政指令，成為“循理”的代表。

　　當時，楚國的馬車高度太低，不便于充分發揮馬的拉力。于是楚莊王想用法令強制改變馬車的高度。但是孫叔敖沒有這樣做。他的方法是，改變公共設施，讓低矮的馬車行駛不方便，從而讓人們自動選擇新式馬車。和楚莊王想強制改變楚國的舊風俗不同，孫叔敖是引導民眾形成新風俗，自動替代舊風俗。

　　乍聽起來，這個故事有點平淡，尤其是和前面兩個“殺身成仁”的故事相比。那么，為什么司馬遷這么看重這件事呢?這一點，我建議你對比著《貨殖列傳》一起來看。

　　《貨殖列傳》有一句話，說最好的管理是“善者因之”。“善者”是高明的人，“因”就是順著，和循吏的循是一個意思，“善者因之”的意思就是說，高明的管理者要順著人性的欲望進行治理。

　　把這句話和《循吏列傳》中孫叔敖的事件結合起來，你就會發現，司馬遷認為，人性欲望的存在本身是天理的體現。所以，不要總想著去壓抑欲望，而要學會順著人性中的欲望，自動做成事情。當官也是如此，能洞察人性欲望的微妙之處，順著規律治理的官員，才是最好的官員。

　　孫叔敖的這個例子雖然是小事，但體現的正是“善者因之”的核心智慧。而除了孫叔敖，類似的智慧，也體現在子產的治理風格中。

　　以民為本

　　當然，司馬遷心中理想的循吏，不僅要具備奉職和循理的素質，他們還要做到以民為本，能夠真正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在我看來，這一特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循吏列傳》里的公儀休。

　　在司馬遷筆下，公儀休有兩個重要的為官準則，第一個準則是“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也就是說，官員不能與民爭利。第二個準則是，“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就是每個官員只能拿一份收入，意思是禁止官員做盈利性兼職。

　　公儀休對這兩個準則的堅持，有時候到了極其嚴格的程度。他的家人種出了美味的蔬菜，他擔心這種蔬菜會影響菜農的生意，就全部拔掉。他妻子研發出精美的布匹，明顯是準備售賣。他把妻子趕回娘家，燒毀了紡車。他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官員和官員的家屬不可以同時是商人。你可以免費把種菜織布的新技術教給老百姓，但不能和老百姓搞商業競爭。

　　公儀休體現的，就是不與民爭利的治理風格。

　　把上述三個特點結合起來，司馬遷筆下的循吏形象就很清楚了：

　　能做到以民為本，有很高的責任感，但同時又強調以不擾民的方法實現社會治理。他們面對兩難問題時，首先要做的是對良心負責，對老百姓負責，而不是對權力負責，對上級負責。這就是司馬遷心目中，這五個人所象征的高貴品質。但在現實中，這些品質很難做到，尤其很難由一個人來全部做到。于是，司馬遷寫下了《循吏列傳》。

　　那么，回到開頭的問題，為什么司馬遷把“奉職循理”“以民為本”作為為官者最高貴的理想準則呢?在我看來，這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因為司馬遷對此有著切身感受。

　　我們知道，司馬遷的時代，是一個對外戰爭不斷的時代。這些戰爭，雖然擴大了漢王朝的疆域，但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尤其當官員們，一味對上負責，用強力手段去征兵抽稅的時候，老百姓的日子就會更加艱難。更等而下之的官員，還會趁機中飽私囊，貪污腐敗。

　　而《循吏列傳》正寄托了司馬遷對于一個“好官”的理想目標。

　　值得欣慰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的理想和期許，在中國歷史中一直延綿下去，甚至成為執政者選拔官吏的標準。直到清朝，嘉慶帝還說：“國家親民之官，首重循吏。”每個時代的具體標準或許不一樣，但“循吏”本身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代表著為官者最理想的模樣。

　　總結

　　好，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里。

　　這一講，我圍繞群像人格這個概念，揭示了《循吏列傳》的本質。司馬遷以獨特的寫法，通過五個古人的事跡，為官僚集團樹立了理想準則的坐標系。這個理想準則，包括了兩種最核心的品質，那就是責任感和以民為本。通過司馬遷的提煉和概括，“好官”從此有了一個明確的標準，這對中國的官僚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最后，留給你一道思考題：我想請你談一談，你覺得在中國歷史中，誰還具備“循吏”的特質?說說出你的理由。

關鍵詞：猴哥帶你讀懂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