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征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鹖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于《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于紀傳；漸漸綜采矣。至于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于事義，才餒者劬勞于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里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以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
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庶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核，眾美輻輳，表里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稱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閑散，是綴金翠于足脛，靚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沉密，而不免于謬。曹洪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亙。皓如江海，郁若昆鄧。
文梓共采，瓊珠交贈。用人若己，古來無懵。
關鍵詞：文心雕龍,事類
《事類》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八篇，論述詩文中引用有關事類的問題。所謂“事類”，包括故實或典故在內，但劉勰在本篇所講“事類”，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文學作品中引用前人有關事例或史實，一是引證前人或古書中的言辭。這比通常所說“典故”的范圍要大得多。
本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事類”的含義、作用以及古來運用事類的概貌。劉勰認為運用事類的主要意義，在于“援古證今”、“明理”、“征義”。
第二部分由才與學的關系進而論述廣博學識的必要。對才與學兩個方面，劉勰除強調二者必須“表里相資”、“主佐合德”外，更提出“將贍才力，務在博見”，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觀點。他認為文學創作是“才為盟主，學為輔佐”，這種說法似近于天才論，特別是“文章由學，能在天資”之論，更是如此。但劉勰并非天才決定論者，而強調才與學必須“表里相資”才能發揮作用；更不認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變的，只要堅持學習，廣聞博見，就可豐富其才力。所以，這部分正以論述必須有廣博的學識為主。最后提出運用事類的基本要求是：學識要博，取用應約，選擇必精，道理須核：事類要用在文章的關鍵地方，而不要用于無關緊要的閑散之處。
第三部分主要是舉前人用事之誤，以說明用典引文必須準確得當而如自出其口。
從古到今，善于運用事類的作者，曾為作品增色不少。劉勰對這問題的論述，如要求精約準確，“用人若己”等，基本觀點是對的。但劉勰所處的，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文章殆同書鈔”（《詩品》）的時期，略晚于劉勰的鐘嶸尚對此進行猛烈地批評，本篇卻是繼續強調事類的好處，提倡運用事類的技巧，而對劉勰之前已用得過甚過濫的傾向不置一辭，這就是劉勰不及鐘嶸的地方了。
（一）
所謂“事類”，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寫作之外，利用有關故實來表明意義，引用古事以證明今事。從前周文王作解釋《易經》的卦爻辭，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濟》卦陽爻的第三位，遠的引到殷高宗討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陰爻的第五位，近的寫到殷末箕子的貞操：這只是簡要地舉出古人的事跡，用以證明意義的例子。至如《尚書·胤征》所載胤君征討羲和時，舉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訓；《尚書·盤庚》所載殷王盤庚告誡國人之辭，講到上古賢人遲任的話：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辭，用以說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見，引用前人現成的話來說明道理，列舉古人有關事跡來證明意義，這是圣賢對重大問題的議論，更是經典中運用的通則。《易經·大畜》的《象辭》中說，“君子應多多記住前人的言論和行事”，這也有助于文章的豐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據說是依照《詩經》的作者而寫的，其中雖講到不少古代的事，卻不采用原來的辭句。到漢初賈誼的《鵩鳥賦》，才開始引用《鹖冠子》中的話；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引用了李斯的《諫逐客書》：這也只是偶然引用罷了。到揚雄寫《百官箴》，就采取《詩經》、《尚書》中的話頗多了；劉歆寫《遂初賦》，更歷述了不少周晉史實：這就逐漸錯綜引用各種古書了。及至東漢的崔骃、班固、張衡、蔡邕等，便搜集種種經書史書，把文章寫得華實滿布；憑借古書以獲得成就，這方面他們都是后人的典范。
（二）
姜和桂都從地上生長，它們的辛辣卻是其本性決定的；寫好文章要通過學識，創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資。才能由作家內部產生，學識則是從外部積累而成；有的人學識豐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較強但學識貧乏。學識貧乏的作者，在引事明義方面比較困難；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辭達情方面相當吃力：這就是內才外學的區分。所以，命意為文，在心和筆共同謀劃之中，作者的才力起著主要作用，學識則起著輔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學識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創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學識都欠缺，雖有小巧也很難有大的成效。像揚雄那樣有才華的作者，還上奏書說自己學識不足，到他在石渠閣閱讀大量圖書之后，便寫成了優美的文學作品。內才外學相輔而成，古往今來的作者無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操說：“張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學問膚淺，見聞不博，只知拾取崔骃、杜篤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來便不知源頭何在。”這就是孤陋寡聞的毛病了。儒家經典內容既深厚，書籍也十分豐富，的確是各種言辭的淵藪，啟迪才思的寶庫。從漢代揚雄、班固以后的作者，無不從中各取所需：憑自己的努力去學習，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經典，就必能從中獲得豐富的營養。所以，要充實作者的才力，必須首先博見廣聞。一張狐皮不能制成皮襖，少量的雞掌也不能吃飽。因此，綜聚學識須要廣博，采用事例則應簡約，考校選擇必須精確，吸取的道理應該核實：這些優點集中起來，就使才力和學識相互發揮。三國時劉劭在《趙都賦》中說：“平原君的門客毛遂，呵叱強勁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訂盟；趙國的小臣藺相如，斥責強盛的秦王，迫使他擊缶為樂。”能夠像這樣運用故實，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義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雖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這就如像小小的銅鍵能夠控制車輪，門戶的轉軸可以承運開關。如果把精微的言辭、美妙的故實，用在無關宏旨的地方，就如像把金玉珠寶掛在腳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了。
（三）
大凡引用故實得當，就像自己說的話一樣；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講的內容不吻合，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點。陳思王曹植，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但他在《報孔璋書》中說：“葛天氏時的音樂，千人合唱，萬人相和，聽了這種音樂的人，對古代的《韶樂》和《大夏》都有所輕視了。”這就是引用古事的謬誤。查葛天氏時所唱的歌，唱與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司馬相如《上林賦》中說：“演奏陶唐氏的樂舞，聽葛天氏的音樂，千人齊唱，萬人齊和。”所謂唱和千萬人，不過是司馬相如的主觀推測。其所以不真實地夸大《葛天氏之樂》，把“三”擴大為“萬”，是由于作者根據《上林賦》亂寫，以致造成這種荒謬的。又如陸機的《園葵》詩中說：“葵能蔭庇其足，只不過一點小小的智慧，但生存的道理卻有千千萬萬。”關于“葵能保衛其足”，原是孔子譏諷齊國鮑牽的說法；“葛藤庇護其根”，原是宋國樂豫對宋昭公說的話：這本是兩碼事。如果把“葛”比作“葵”，就是張冠李戴的錯誤；如果認為“庇”字比“衛”字好，則又改變事實而有失其真，這是不精確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熟練、陸機的深沉細致，還難免有誤；曹洪在《與魏文帝書》中，把“河西”誤作“高唐”，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山中樹木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經書被后世文人所選取；木材美好的，便用斧子加工；事義美好的，就用筆墨寫下。能如此，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也就無愧于古代善于準確斫削的匠石了。
（四）
總之，儒家經籍精深宏富，文辭和義理都具有永恒的意義。它像江海那樣廣大，像昆侖山的珠玉和鄧林那樣繁盛。優質的梓木都可采伐，美好的珠寶全可贈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出其口，古往今來的讀者都是歡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