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知，不能以治。

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足以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

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為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眾，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為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關鍵詞：商君書,君臣

古時沒有君臣上下的時候，人民紛亂無序。所以圣人劃分貴賤，制定爵位，建立名號來區別君臣上下的等級關系。由于國土廣闊，人民眾多，物產豐富，所以分設五官來管理。人民中多就會產生奸邪之事，所以創立法制作為行為標準來限止奸邪產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級關系，五官的分職、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處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險了;五官已經分職，卻沒有常規，那就亂套了;法度已經建立，而私惠風行，那么人民就不懼怕刑罰了。只有國君尊嚴，法令才能行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常規;法度分明，人民才懼怕刑罰。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從法令，那是不可能的。民眾不服從法令而希望國君的尊嚴，即使國君有堯舜那樣的智慧，也不能統治。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來處理政事，按照功勞行賞。凡是人民奮勇作戰，不畏死亡的，是為了求得爵祿，明君治理國家，戰士有斬得敵首、捉得俘虜的功勞，一定讓他的爵位足以榮耀，俸祿足夠食用。農民不離開鄉村，足夠奉養雙親、供給軍需。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戰斗，農民才不惰怠。

今天的國君卻不是這樣，他們拋開法度而以個人的智慧治國，舍棄功勞而以其人的聲譽封賜。所以軍士不肯作戰而農民外遷。我聽說疏導百姓的關鍵在于國君的倡導。農民，可以使他們務農作戰，也可以使他們游走求官，還可以使他們致力學問。這些都在國君的賞賜(因何而行)。國君依照戰功行賞，人民就奮勇作戰;國君依照人民所讀《詩》、《書》賜予爵祿，人民就致力學問。人民趨利而行，好比水向低處流一樣，是沒有選擇的。人民可以獲利而樂于作的事，取決于君主的賜予。憑瞪眼睛、擼胳膊而表現勇武的人獲利，垂拱無為而只知高談闊論的人得利，成年累月依附權貴的人得利。尊崇以上三種人，他們沒有功勞而得到好處，那么，人民就要放棄農戰而搞這些事情了，或者用空談去求得爵祿，或者依附權貴而祈求好處，或者用悍勇去爭得利益。所以從事農戰的人民日益減少，而游蕩吃閑飯的人越來越多。那樣，就會國家混亂，國土割削，兵力弱而國君地位卑微。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國君拋開法度，而相信虛名。

所以，明主重視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論不聽，不合法度的行為不推崇，不合法度的事情不做。言論合乎法制，就聽從;行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做。所以國家政治清明，國土擴大，兵力強大，國君地位提高。這就是政治清明的最高境界。做國君的不能不加以明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