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歟 通 與；鄉 通 向；辟 通 避)
魚是我所喜愛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這兩種東西不能同時都得到的話，那么我就只好放棄魚而選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所喜愛的，道義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都具有的話，那么我就只好犧牲生命而選取道義了。生命是我所喜愛的，但我所喜愛的還有勝過生命的東西，所以我不做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我所厭惡的還有超過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災禍我不躲避。如果人們所喜愛的東西沒有超過生命的，那么凡是能夠用來求得生存的手段，哪一樣不可以采用呢?如果人們所厭惡的事情沒有超過死亡的，那么凡是能夠用來逃避災禍的壞事，哪一樁不可以干呢?采用某種手段就能夠活命，可是有的人卻不肯采用；采用某種辦法就能夠躲避災禍，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見，他們所喜愛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那就是“義”）；他們所厭惡的，有比死亡更嚴重的事（那就是“不義”）。不僅賢人有這種本性，人人都有，只不過有賢能的人不喪失罷了。
一碗飯，一碗湯，得到它就能活下去，不得到它就會餓死。可是輕蔑地呼喝著給人吃，饑餓的行人也不愿接受；用腳踢給別人吃，乞丐也因輕視而不肯接受。
高官厚祿卻不辨是否合乎禮義就接受了它。這樣，高官厚祿對我有什么好處呢?是為了住宅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和認識的窮人感激我嗎?以前（有人）寧肯死也不愿接受，現在（有人）卻為了住宅的華麗卻接受了它；以前（有人）寧肯死也不愿接受，現在（有人）卻為了妻妾的侍奉卻接受了它；以前（有人）寧肯死也不愿接受，現在（有人）為了認識的窮人感激自己卻接受了它。這種做法不是可以讓它停止了嗎?這就叫做喪失了人所固有的本性。
選自《孟子·告子上》。
茍得：茍且取得，這里是“茍且偷生”的意思。
患：禍患，災難。
辟：通“避”，躲避。
如使：假如，假使。
何不用也：什么手段不可用呢？
勿喪：不丟掉。
孟子的哲學思想屬于主觀唯心主義，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性善論”，認為人生來就有善良的本性。孟子的人性說中有合理的成分，他特別強調后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以及自我修養的作用，要求人們反躬自求，“養浩然之氣”，做到“舍生取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本文節選自《孟子·告子上》。《告子上》的主要內容是闡明“性善說”，即人性里天生就有向善的種子，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種善的天性，就是人的“本心”。“本心”不可小視，因為它們分別是仁義禮智這幾種道德的萌芽形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意近“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義之端也。”人應該推求本心，順著“本心”的方向發展，并將它發揚光大，從而成為道德上完善的人。
放到《告子上》全文里看，本文講的是每個人都有“本心”，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人都應該保有自己的“本心”。只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關頭，人也能經受住考驗；而如果喪失了“本心”，人就會做出虧心事來。其實，僅對本文的結構進行一番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它的主旨是講每個人都有“本心”和保有“本心”的重要性。
簡要分析如下：在第1段里，作者用比喻的方式引出“舍生取義”的觀點，并分別從正面和反面加以闡明。行文至“所惡有甚于死者”，作者對這個觀點的論述就結束了。緊接著“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提出了新的命題：人人都有“是心”（即本心），只是“賢者”能夠保有它。第2段就是對這個命題的論說和闡明。作者用一般的人和乞丐都不肯接受“嗟來之食”的故事證明人人都有“本心”，用“不辯禮義”接受“萬鐘”的故事概括失去“本心”的人的慣有行為，并對此進行批評和嘲諷。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舉的失去“本心”的事例，并不牽涉生死，而只是富貴與“義”之間的矛盾與對立，所以，它和“舍生取義”的說法沒有什么關系。從課文整體上看，人應該保有“本心”是本文論述的中心。“舍生取義”的觀點和不受嗟來之食的故事講的都是“本心”賦予人的極大力量，屬正面論證；“不辯禮義”接受“萬鐘”的故事講的是失去“本心”的人的可悲可恥，屬反面論證。
朱熹說：“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于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于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不省察于斯焉。”（《四書章句集注》）這段概括主旨的話，還是比較恰切的。
《魚我所欲也》選自《孟子·告子上》，論述了孟子的一個重要主張：義重于生，當義和生不能兩全時應該舍生取義。
孟子說：“羞惡之心，義也。”（《孟子·告子上》）又說：“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萬章下》）孟子認為自己做了壞事感到恥辱，別人做了壞事感到厭惡，這就是義；義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須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們生活中熟知的具體事物打了一個比方：魚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魚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愛的，義也是我所珍愛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生命而要義。孟子把生命比作魚，把義比作熊掌，認為義比生命更珍貴就像熊掌比魚更珍貴一樣，這樣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義”的主張。這個主張是全篇的中心論點。
孟子從三個方面論證了舍生取義的意義。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這幾句論證說：生命是我珍愛的，但還有比生命更為我所珍愛的（指義），所以不能做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厭惡的，但還有比死亡更為我所厭惡的（指不義），所以有時對禍害（死亡）不愿躲避。這是從正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這幾句論證說：如果沒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樣不能用呢!如果沒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避免禍患（死亡）的事情哪樣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這樣下去，人們的行為不是會變得無所不為、卑鄙無恥了嗎？這是從反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其三，“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幾句論證說：通過這樣的手段（指不正當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過這樣的辦法（指不正當的辦法）就可以避免禍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還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愛的（指義），還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指不義）；不單是賢人有這種重義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賢人沒有喪失罷了。這是從客觀事實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有人舍生取義。通過論證，文章開頭提出的中心論點就成立了。
為了使這種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著用具體的事例來說明。“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簞”是古代盛飯的圓形竹籃，“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爾”是大聲呼喝著，“蹴爾”是用腳踢著。這幾句說：只要得到一小筐飯、一小碗湯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餓死，如果是輕蔑地呼喝著叫別人吃，哪怕是饑餓的過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腳踢著給別人吃，那就連乞丐都不屑要了。《禮記·檀弓》有一段故事與此相類似：“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厭惡，所以寧愿餓死也不愿接受別人侮辱性的施舍。連無人認識的路人和貧困低賤的乞丐都能這樣做，常人更不用說了。這一事例生動地說明了人們把義看得比生更為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就會舍生取義。
在孟子看來，“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這種重義之心，人人在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時都應舍生取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窮困危急的情況下可以拒絕別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卻見利忘義。文章第三段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會上確實存在“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有人不問合不合禮義而接受萬鐘俸祿呢，萬鐘俸祿對自己有什么好處呢。“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是為了住房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因為給了所認識的窮朋友以好處而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嗎？華麗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這些都是身外之物，與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當初寧肯餓死也不愿受侮，卻為了這些身外之物而不顧廉恥，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認為這種人原來也有舍生取義之心，后來因為貪求利祿而喪失了。孟子警告說：“是亦不可以已乎？”這種“不辯禮義而受之”的可恥之事應該罷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個比較高傲的人，他不肯遷就，不肯趨附權勢。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經在齊國任客卿，后來因為與齊王的意見不合，便決定辭去齊卿回家，齊王托人挽留孟子，條件是準備在首都的中心地區建一座房子給孟子住，并送給孟子萬鐘糧食作為弟子們的生活費用，結果遭到孟子的嚴辭拒絕。（《公孫丑下》）可見，孟子在本篇中所說的“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是有所為而發的，表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性格和氣概。
孟子在本篇中對舍生取義精神的頌揚，對“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批判，對后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歷史上許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義”奉為行為的準則，把“富貴不能淫”奉為道德的規范，對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過零丁洋》詩中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現代無產階級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義詩》中說：“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這都是與“舍生取義”的精神一脈相承的。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散文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生動活潑，充分體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個性，表現了孟子雄辯、善辯的才華。他喜歡使用排比的修辭手法，如：“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本來，這話用一句就可以說完，即“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來，加強了氣勢，增強了感情，顯示出說話人的義正詞嚴、理直氣壯。其次，為了把道理說得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孟子喜歡使用比喻，本篇以具體的魚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義，以“舍魚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義”，就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還大量運用了對比的手法，如把魚與熊掌對比，把生與義對比，把重義輕生的人與貪利忘義的人對比，把“鄉為”與“今為”對比，這樣互相比較，道理說得更加清楚，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