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唐代杜審言的《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

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

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只有遠離故里外出做官之人，特別敏感自然物候轉化更新。

海上云霞燦爛旭日即將東升，江南梅紅柳綠江北卻才回春。

和暖的春氣催促著黃鶯歌唱，晴朗的陽光下綠萍顏色轉深。

忽然聽到你歌吟古樸的曲調，勾起歸思情懷令人落淚沾襟。

和：指用詩應答。晉陵：現江蘇省常州市。

宦游人：離家作官的人。

物候：指自然界的氣象和季節變化．

淑氣：和暖的天氣。

綠蘋（pín）：浮萍。

古調：指陸丞寫的詩，即題目中的《早春游望》。

巾：一作“襟”。

在江陰縣任職時，杜審言與陸某是同郡鄰縣的僚友。他們同游唱和，可能即在其時。陸某原唱應為《早春游望》，內容已不可知。此詩是杜審言為唱和而作。

這首一首和詩，作者是用原唱同題抒發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歸思。江南早春天氣，和朋友一起游覽風景，本是賞心樂事，但詩人卻像王粲登樓那樣，“雖信美而非吾土”，不如歸去。所以這首和詩寫得別有情致，驚新而不快，賞心而不樂，感受新鮮而思緒凄清，景色優美而情調淡然，甚至于傷感，有滿腹牢騷在言外。

詩一開頭就發感慨，說只有離別家鄉、奔走仕途的游子，才會對異鄉的節物氣候感到新奇而大驚小怪。言外即謂，如果在家鄉，或是當地人，則習見而不怪。在這“獨有”、“偏驚”的強調語氣中，生動表現出詩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這一開頭相當別致，很有個性特點。

中間二聯即寫“驚新”。表面看，這兩聯寫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變化特點，表現出江南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水鄉景色；實際上，詩人是從比較故鄉中原物候來寫異鄉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鮮風光里有著詩人懷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驚新而處處懷鄉。

“云霞”句是寫新春伊始。在古人觀念中，春神東帝，方位在東，日出于東，春來自東。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禮記·月令》），風已暖而水猶寒。而江南水鄉近海，春風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詩人突出地寫江南的新春是與太陽一起從東方的大海升臨人間的，像曙光一樣映照著滿天云霞。

“梅柳”句是寫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樹，同屬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尋梅，遙看柳色，殘冬未消；而江南已經梅花繽紛，柳葉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詩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所以這句說梅柳渡過江來，江南就完全是花發木榮的春天了。

接著，寫春鳥。“淑氣”謂春天溫暖氣候。“黃鳥”即黃鶯，又名倉庚。仲春二月“倉庚鳴”（《禮記·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黃鶯叫得更歡。西晉詩人陸機說：“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悲哉行》）“淑氣催黃鳥”，便是化用陸詩，而以一個“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鳥更其歡鳴的特點。

然后，寫水草。“晴光”即謂春光。“綠蘋”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禮記·月令》）；在江南，梁代詩人江淹說：“江南二月春，東風轉綠蘋.”（《詠美人春游》）這句說“晴光轉綠蘋”，便是化用江詩，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個月。

總之，新因舊而見奇，景因情而方驚。驚新由于懷舊，思鄉情切，更覺異鄉新奇。這兩聯寫眼中所見江南物候，也寓含著心中懷念中原故鄉之情，與首聯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貫，同時也自然地轉到末聯。

“古調”是尊重陸丞原唱的用語。詩人用“忽聞”以示意外語氣，巧妙地表現出陸丞的詩在無意中觸到詩人心中思鄉之痛，因而感傷流淚。反過來看，正因為詩人本來思鄉情切，所以一經觸發，便傷心流淚。這個結尾，既點明歸思，又點出和意，結構謹嚴縝密。

前人欣賞這首詩，往往偏愛首、尾二聯，而略過中間二聯。其實，它的構思是完整而有獨創的。起結固然別致，但是如果沒有中間兩聯獨特的情景描寫，整首詩就不會如此豐滿、貫通而別有情趣，也不切題意。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首詩的精彩處，恰在中間二聯。

尾聯點明思歸和道出自己傷春的本意。詩采用擬人手法，寫江南早春，歷歷如畫，對仗工整，結構細密，字字錘煉。

這首詩造語警策。體例上韻腳分明，平仄和諧，對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詩作品。結構上，首聯一個意群，頷聯頸聯一個意群，尾聯又一個意群，并且首尾呼應、中間展開。這種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詩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這首詩可謂初唐時期完成近體詩體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開源辟流的意義。

杜審言 : 杜審言（約645-708），字必簡，漢族，中國唐朝襄州襄陽人，是大詩人杜甫的祖父。唐高宗咸亨進士，唐中宗時，因與張易之兄弟交往，被流放峰州（今越南越池東南）。曾任隰城尉、洛陽丞等